神经再使用及具身化的认知
Shaun Gallagher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Memphis (USA)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
引 言
根据传统认知主义者（即，计算主义者/内在主义者）的理论，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最中心的部分，在那里，所有有关认知、行动、自我意识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重要的东西都会发生。Michael Gazzaniga（1998） 提供了一个在众多认知理论中都发挥作用的想法的好样本，即心理过程可以归结为神经过程，他预测心理学是属于过去的东西，它将被神经科学所代替：
我对大脑如何工作的看法，植根于一种进化的观点，即我们的精神生活反映了许多，或许是数十到数千种神经装置（devices）的活动，这些装置是我们在工厂里的大脑所内置的。这些设备为我们做着重要的事情，从管理我们的行走和呼吸到帮助我们进行三段论推理。
（Gazzaniga 1998, xiii; see Gazzaniga and Gallagher 1998）
Alvin Goldman 和 Frederique de Vignemon（t 2009:154）提出的相关主张，即“心灵（mind）
的中央系统[即]大脑是大多数的（如果不是所有的）心灵事件的座位（seat）”，代表了一个相似的观点。根据这个经典的正统理论，大脑是情感发生的地方：它是意图之形成和行动之准备的地方；它是我们对他人的理解成形的地方。
在思考认知（cognition）、自我（self）、能动性（agency）、自由意志（free will）、自主性
（autonomy）、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和心灵的其他方面——以及在思考在这些领域(如精神病理学)中何时事情会出问题——神经中心主义(或神经本质主义)是标准的。在哲学中， 神经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内在主义的形式，以众所周知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为代表，这个实验除了作为思维实验之外，有时也作为一种模型被提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事实上是如何运作的。
某种形式的内在主义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做这工作。大脑是我们为了表征（representing）世界的所拥有的全部东西，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都必须在大脑内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恰恰是一个缸中之脑，我们的每一个信念都必须对于作为缸中之脑而存在的对象是可能的（Each of our beliefs must be possible for a being who is a brain in a vat because each of us is precisely a brain in a vat）；这缸是一个头盖骨，且“信息”的到来是通过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而来的。（Searle 1983:230）
神经中心主义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对于认知的“窄的”（narrow）视角。“窄”是心灵哲学
中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它指的是包含在“头脑”中的过程——例如，基于大脑的表征过程和表征内容。窄心灵的观点受到了“宽的”（wide）“E-方法”①的挑战——即，对于认知的具身化的、嵌入的、拓展的、生成的、生态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以不同的方式认为，解释的单元应该是大脑-身体-环境。在这种外在主义者的观点下，大脑没有被当成对于理解认知、行为、情感、人类经验等的不重要的东西；而是被去中心（decentered）且被给予部分的，尽管还是重要的角色，与身体和环境因素一同发挥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讨论这样的想法，即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理解，我们对于在大脑-身体-环境的更大的系统中大脑如何工作的理解。我将专门着眼于此，以种系发生学
（phylogeny）以及神经再使用假说概念的视角。
大脑，身体以及超越
神经再使用假说是一个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大脑发挥功能（function）的洞见。正如 Michael
Anderson（2010）所解释的那样，最初为一种用途而建立的神经回路可以被再使用（reuse） 或再部署（redeploy）到其他用途上，同时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功能。他的假设最初被理解为一种可塑性和扩展适应性（exaptation）的进化概念：“某一特性或特定机制的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这些特性或机制后来被再使用以服务于新的目的和功能”（Gallese 2014: 6）。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人类大脑中布洛卡（Broca’s）区域。猴子的相应区域包括运动功能。经由进化的改变，它保留了这些原始功能——运动准备、行动序列和动作模仿（Binkofski & Buccino
2004）。但是，在人类中的这一区域被涉及语言和动作识别功能的附加功能所扩展适应（exapted）了。它在语言生产中的作用早已为人所知并很好地被建立了（Broca 1861）。这个区域的镜像 神经元的存在将其与动作认知（action recognition）联系在一起（Rizzolatti et al. 1996）。镜像 神经元是再使用的另一个例子：最初运动神经元参与到运动控制（motor control）中，在进化过程中它们被扩展应用以服务于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这种再使用的想法被一个紧缩的、内在主义的“弱的”（weak）具身化的认知（EC）的概念所重视。根据弱的 EC，物理的身体自身（它的解剖学，活动，姿势的身体-图示的过程） 和环境对于认知来说都没有重要的贡献。而是，对弱的 EC 来说重要的是身体-样式的
（body-formatted）表征以及那再使用的假说。身体-样式的（body-formatted）表征是非命题的内感受器的或运动的“一个人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活动的”表征（Goldman 2012: 74）。这些身体-样式以 “纯净化”的神经表征为其特征（Goldman & Vignemont 2009），有时在“大脑中的身体（body in the brain）”（例如，Berlucchi & Aglioti 2010）的标题下被讨论。在弱的 EC的观点中，再使用的假设如下所述地被使用: 按照这种定义，任何使用身体-样式表征的认知
① 这里所谓的“E-方法”就是对应于其后所列举的具身化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拓展的（extended）、生
成的（enactive）、生态学的（ecological）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均为字母“E”，因此，在这里被作者概括为“E-方法”。——校对者注。
任务（或者是在其原始功能中，或者是在其扩展适应的/派生的功能中）都是一种具身认知的 形式。例子不仅包括镜像神经元和它们在社会认知模拟中的作用，还包括 Pulvermüller 的（2005） 语言基础假说——如舔、挑、踢的动作词分别激活涉及舌头、手和脚的皮质运动区。在这种 情况下，运动区域和内感受的、身体-样式的运动表征为了语言加工而被再使用。沿着这同样 的线路，通过模拟或隐喻，我们可以解释抽象的思维的具象的根源（Barsalou 2008; Lakoff & Johnson 1999）。因此，“高阶思想根植于运动行为的低层次表征”（Goldman 2014: 94）。
再使用的进化原理可以被重构为一个发展的原则，例如，Stanislas Dehaene（2005）的“神经元循环”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当一个人学习阅读时，视觉皮层的“视觉语词形成区”（visual word form area）会发生变化。Goldman 也将再使用的概念以应用于个例的（token）神经激活和认知事件。例如，他提到“再使用或再部署身体样式以执行一项基本的非身体的认知任务”
（Goldman 2012:83），其中一个例子是镜像神经元的激活，这是“在新的、认知的个人之间的任务中，运动神经样式（motor format）的一种再部署”（2012:79）。
我曾经论证过（Gallagher 2015 b;2018），接受对于再使用假设的应用的扩展（包括
Dehaene 的（2005）神经回路假说以及 Pulvermüller 的 (2005)语言基础假说）实际上削弱了对认知的纯粹内在主义的描述——横跨全部时间尺度（timescale）：进化的，发展的以及日常行动的时间尺度（timescale）。
实际上，接受神经元再使用的概念意味着一种 EC 的强．看法。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再
使用有与身体有关的一切——包括它的形态学特征，被弱 EC（Goldman 和 Vignemont 2009） 作为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清除。具体地说，且很明显地，人类的大脑和人体一起进化。身体在进化中的的改变容许（allow for）直立姿势，这导致颅骨和下颚的重组，容许更大的大脑，也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这些变化伴随着许多涉及手、脚等的其他形态学变化。所有这些变化推动了大脑的进化的变化，并促进了再使用。
无论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身体，而且还有物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对任何对神经再使用和神经元再生的理解而言，都是重要的因素。大脑进化和大脑发育都不是在试管中（in vitro）或一个缸中发生的。例如，在发展的背景
（developmental contexts）中，文化环境的作用直接相关。这仍然是未明确说明的，但暗含在即使是 Goldman 对 Pulvermüller 的神经语言学工作的讨论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重新部署了一个旧的（运动神经的）系统，以一种身体样式（bodily format），以帮助执行语言理解任务”（Goldman 2014, 103）。为了语言和概念的加工处理（process），感觉神经或运动神经区域的激活不仅仅是大脑可塑性的结果，而是文化上的实践或学习。文化和背境（包括身体的实践和环境的因素）的作用，同样意味着特定的事件。例如，与在一个句子的上下文中的语词的加工处理相联系的运动神经模拟，比通过外在于一个句子的抽象东西所表现的意义要更加丰富（Naumann 2011）：人们会在句子“比尔挑起（pick up）面条”对比“比尔举起
（pick up）杠铃”之中期待一种不同类型的神经的激活。——既然因为在拿/拿起（picking up） 上存在差异，故在神经的和身体的激活中存在差异。重要的是，神经的激活不会仅仅依靠于知道涉及到的一个杠铃是什么，或者知道涉及到的一根针（或什么种类的针——缝纫针，罗
盘针，皮下注射针）是什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一个人对这些项目的使用史以及一个人的技能水平，一个人的身体实践（考虑一下新手对专家女裁缝或举重运动员）。
这些东西不仅是神经的，而且还涉及身体、社会和文化因素。这里涉及的可塑性不仅是神经可塑性，而且是超塑性（metaplasticity）（Malafouris 2013）；不仅是大脑，还有身体和环境，以及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都经历了变化，这是由于它们持续的、动态的相互作用，跨越所有相关的时间刻度。
不仅仅是进化（在严格的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下的变异）,我们一直在通过制造和改变材料——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参与到世界中——改变着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包括我们自己的大脑）……心灵的可塑性内嵌于文化的可塑性，与文化可塑性密不可分（Malafouris 2015, 351）。
对再使用假设的充分考虑，直接引导我们到身体和环境的角色，包括文化背景。解释的单位不只是大脑，不只是身体，不只是环境，而是大脑-身体-环境（Gallagher et al. 2013）。在进化论的术语中,大脑运作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有手的有机体的部分,手可以特定的方式去够到和抓,有眼睛被构造而能专注,有一个直立的姿势,有一个自治系统等等,所有的这些演化以应对特定类型的环境和应对其他人。个人身体的、环境的或经历过的社会文化的背景的任何组成部分的变化都会引发作为整体的系统的反应。正如生成主义者（enactivist）所认为的，我们应该将大脑不再理解为内在的心理表征或信息计算，而是要把大脑作为参与系统的整体行动的整体系统来理解（Gallagher 2017b; Hutto & Myin 2013; Thompson 2007）。
结 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认知科学当中的那个假设一直是，在某个时间点上神经科学将取代心理学，我们也将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心灵哲学（Gazzaniga 1998）。相应的期望曾经是，对大脑功能最好的解释将用神经科学的词汇做出。相比之下,我想表明,大脑功能的最好的解释可能在具身化的（embodied）、情形化的（situated）认知的、发展心理学的、生态心理学的、动态系统理论的、应用语言学的以及可供性理论的词汇表中建立起来，伴随着在讨论中发现的、从文化生态位到物质交互的概念的人类学洞见。这里涉及到一个方法论问题：神经科学是否可以开始说这种不同的语言，并进入这种正确的对话。还有一个实质的（substantial）问题：大脑是如何在互动的复杂和动态的组合中运作？这些互动包括感知、移动、做手势、行动、产生情绪和表达身体。
这种看法是传统的，即将神经系统设想成一个监视监听身体、激发身体的器官而非一个被身体所控制的器官……然而，身体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对有机体的重要性正如神经对身体支配的重要性。（Purves 1988:1）
本质上地，身体通过与环境的动态行为互动来限制和“推动”大脑的组织，这点已经被
G.E. Coghill（1929）在《解剖学和行为问题》一书中很好地证明了。在其 1957-58 年关于自
然概念的讲座中，Merleau-Ponty 受 Coghill 思想的启发，将动态解剖学的原理作为严格的决定论的反面而提出，并给出了恰当的结论。
神经系统从前神经的动态中显现出来。因此，当神经兴奋发生时，它不能在神经系统的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组织与其说是由于神经元的功能，不如说是由于整个有机体的生长。整合的前神经系统“跨越”神经功能，当它出现时它不会停止。所以神经系统不是最终的解释。然后我们必须承认生长的内在潜力，一个动态的系统对它的环境做出反应，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它，作为结果而非系统的原理，取代了传导的功能。（MerleauPonty 2003:192）
致 谢
这篇论文的研究得到了洪堡基金会的 Anneliese Maier 研究奖和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RC）补助的支持。Minds in Skilled Performance. DP170102987。
（译者：李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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