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墨就是那“个别人”中的一个。不过他不像别人那样借着疫情发财，而疫情更像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机会”。这个过程有些曲折，需要慢慢道来。
2006年因机缘巧合他再次来到北京，因为那时王睿奇和一平也没孩子，于是他就借宿在他们家。那时三个人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凑在一起上网打“够级”。褚墨打牌的水平确实高，那两位是闲得无聊凑热闹。每当玩儿过之后躺在床上，王睿奇就觉着有些玩物丧志，但再次看到褚墨打开电脑时，他比谁跑的都快。就这样过了将近一年，随着项目进展不顺，虞道光离开北京，奔他来的褚墨也不得不再次返回济南。
回到济南后的褚墨，当时他没太好的猴儿可牵，只得又去卖他的箱包，别的行业他也不熟啊。有一次他去外地催款，客户强迫他喝酒，为了能顺利把货款要回来，凭着年轻气盛，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他当晚喝了有八两。哪知喝完之后，身体产生了极大的过敏反应，如果不是他意志力够强，自己踉踉跄跄出来打上车来到医院，那次说不定他就真的完了。款虽然要回来了，但差点儿把命搭上，回到济南后他立马辞了职，再也不想在这行儿混下去了。一是因为行业风气太差，卖个箱包吧，收款还要整天装孙子；二是自打毕业后基本一直干这个，干了这么多年，也没干出个啥名堂。他想着再干下去也没啥意思，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换个行业试试。自打那开始，由于自己酒量有限，且又有过敏的经历，所以干脆就一滴都不喝了。渐渐的，朋友圈儿里的人也都知道他不喝酒的事儿了。等以后他在生意场上混的风生水起，新认识的朋友听说他滴酒不沾时，简直觉着他就是个传奇。因为在山东这个地方，能不喝酒把生意谈下来，那可真不是一般人呐。
那时褚墨在济南是光棍儿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除了爱打个麻将，玩儿个够级，此外平时也没啥不良嗜好，并且打牌也是跟朋友一起小打小闹，算不上赌博，也就是消磨时间。房子是自己买的，自己吃也不讲究，随便煮个清汤面就能对付一顿，吃、住都不怎么花钱，所以他出去找工作的动力也就不那么足了。他之所以在吃上不挑剔，主要是自己厨艺实在有限，别的确实也不会做。做为一个山东男人，他身上有大部分山东男人固有的缺点。就这样混着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偶然在牌桌上结识了一个人，阴差阳错跟人进了手机行业。
对国产手机来说，2004年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产手机是“野蛮”的。国产手机厂商扮演着“野蛮人”的角色，站在欣欣向荣的手机市场门外觊觎着里面的商机，同时他们野蛮生长着，出货量飙升，从零起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世界前列。而褚墨是晚一些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正是国产手机百花齐放的时代。时至今日，他忆起当年依然会感叹：那个年代虽然草根，但骁勇；虽然鱼龙混杂，但生机勃勃；虽然“山寨”横行，但百花齐放。
2004年，有着“智能手机元年”的响亮名头。这一年，诺基亚发布了7610机型，标志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而摩托罗拉的新机“刀锋战士”V3，也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翻盖机型之一。当年，国产手机品牌中的大厂是波导、TCL移动、联想、夏新、迪比特等，其中“新王”波导在2003年登上顶峰，在诺基亚、摩托罗拉一统江湖的时代，抢下14%的国内市场份额，一举冲入全球销量前十排行榜。而它的广告语“手机中的战斗机”更是深入人心。但也就在这个当口，国产手机势力缓缓开启第一次洗牌，波导、TCL移动等国产手机初代势力盛极而衰，迅速陨落，而中兴、金立、华为、酷派等品牌则脱颖而出。就在这一年年，持续多年的“手机审批制”被“手机核准制”取而代之，政策的春风传递给了国产手机厂商明确的信号。
早期我国手机市场几乎是国际品牌的天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等品牌占据主导，手机价格昂贵，且功能单一，主要作为通话和短信工具。那时如果能拥有一部手机，曾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那是一个草莽时代，国产手机厂商对质量、品牌等方面的关注度仍不够高，常常靠押宝市场风向打造出一款款红得快、消亡得也快的爆品。但第一个对欧美厂商形成较大威胁的，是来自上游的芯片厂商。2005年，手机芯片厂商联发科逐渐崛起，当时联发科打压了德州仪器TI、ADI、英飞凌等传统手机芯片和元器件厂商，并逐渐在后来的若干年中逐渐形成与高通争雄的格局。上游芯片厂商的座次重排，给了手机厂商们新的机遇，虽然手机品牌的洗牌时刻还未到来，但种子已经埋下。
提起2004年的国产手机江湖，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兴通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中国手机研发工程师的‘黄埔军校’是中兴通讯，它为国产手机行业开枝散叶，输出了许多人才。凭借2003年小灵通在国内的异军突起，以及对CDMA市场机遇的准确把握，2G时代的中兴手机崭露头角，无论在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很强的掌控力。就在这一年，中兴手机不出意外拿下国内CDMA终端销冠宝座。
尽管国产手机跃跃欲试，但以诺基亚为首的老牌手机势力依然是国内市场的绝对领导者。2008年，诺基亚继续“孤独求败”，大胆收购塞班，试图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智能手机领域的领先位置。而当时的不少国产手机品牌存在重营销、轻研发，重广告、轻品控的风气，在仍未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浮躁。那时候国产手机往往采用快速跟随策略，市场上什么机型火，就做什么，甚至“抄”什么。
当时手机厂家要吸引消费者，只能依靠设计上的创新，比如TCL推出的镶嵌锆石的翻盖手机，成为吸引消费者的亮点。这一时期手机制造门槛较低，只需简单购买模具和外壳即可组装。到了2009年以后，山寨机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技术停滞不前加之部分手机主板设计流向市场，被用于贴牌生产，进一步促进了山寨机的泛滥。天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某个季度开箱即损的比例竟有25%。这样的厂商缺乏严格的质量管理和品牌维护体系，仅仅依靠低成本模式生存，对正规手机市场造成冲击。
缺乏创新成为当时社会舆论以及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时不少国产手机厂商对于抄袭、模仿、高仿等名词并不回避，甚至只要市场热销的机型就点名“模仿”，在手机设计上的投入低到极致，一款模仿机型的设计成本甚至低至1.5万元，消费者在市场上只要花五六百元就能购进一款高仿“诺基亚”。2008年6月，央视记者暗访山寨机主要渠道集散地之一的华强北市场，并做《揭秘山寨机》报道，作为国产手机最大的生产、制造和销售地之一，深圳市相关监管部门由此也展开了一轮严查行动，“山寨机”作为当时国产手机的顽疾被推至风口浪尖。
社会和产业舆论对于山寨机的评判也是众说纷纭。个别专家认为，山寨机并不是毒瘤，反而恰恰是我国手机产业的一大创新，通过生产模式创新，大大加快新手机的供给速度，满足消费的多样化需求。甚至有专家提出，对于山寨机厂商最好的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是“招安”，从而提升国产手机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加速产业资源的良性整合。但有些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山寨机破坏了行业和消费环境，犹如过度放牧，最终导致整个生态圈被破坏。
时至今日，回头再看，所谓山寨机时代，已经成为国产手机发展历史上一段精彩的草莽时代。不完美，但激情四射。褚墨当时在这个行业中讨生活，自然他也就随着手机行业起起伏伏。直到他卖的那个品牌倒闭了，他这才不得不退出手机销售的行列。但好在他在做手机销售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所以此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手机增值业务在山东市场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为他今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