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沿海风大，海面上有零星几只倭寇的旗船肆意飘过，官兵视若无睹，而在近海的一处空地上，一个青年正在打着棍法，浑然忘了自我。
他叫俞大猷，此时正在和李良钦学习其成名已久的“荆楚剑法”，虽然叫剑法，但其实是棍招。
棍法却称剑，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如武学一般的紊乱，但又有着非凡的特色，俞大猷的人生也同样如此。
俞大猷学武多年，百户世家出身的他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俞大猷的七世祖俞敏曾是凤阳人，在明太祖朱元璋起事的时候便跟随征战天下，后来被授予世袭百户之官，世代开始定居泉州卫，百户，这既是一个身份，也是一个桎梏。
本来俞大猷的父亲俞元赞也没有机会世袭百户之职，可俞敏的后代大宗子嗣断绝，于是就轮到了支脉俞元赞，后来俞元赞去世，俞大猷便继承了先祖的这个身份，也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投笔从戎。
与一般的百户不同，泉州卫不是什么和平之地，自明初以来，因为日本来华贸易所衍生出的“倭患”越来越多，随着嘉靖帝下令关停福建市舶司后，这里的倭寇更是猖獗，所以泉州卫的百户，都是风险职业，不依靠点武术傍身，不论是日后巡防还是临时征战，都难免结局凄惨。
文人尚且要挑灯苦读才能改变命运，武人也需闻鸡起舞才能保住性命。
嘉靖十四年（1535年），三十二岁的俞大猷学武有成，一身功夫让人拍案叫绝，因此通过了武举考试，成为了武举人，依靠着自己的努力，俞大猷还改变了百户的身份，晋升为千户，“举嘉靖十四年武会试。除千户，守御金门。”由此可见，俞敏这么多代的子孙中，还是俞大猷最为出色。
被封为千户后，俞大猷奉命守卫金门，而在金门任职的时候，俞大猷第一次感受到了明朝此时“文武官员”的地位差异，时值海上匪寇作乱，经常让百姓受扰，可出击匪寇，并不是一个武官能说了算的，这属于是“案件”，要上报给提刑按察使司，等到上面同意，才能出兵讨伐。
一腔热血的俞大猷没想到的是，上面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教训”，首先是羞辱性地问俞大猷：“小校安得上书？”然后“杖之，夺其职。”
武官不言武，那该谁来言武，于谦这等文人终究是独例，自土木堡之变以来，大明的军事被这群人文人祸害得还不够吗？
一时受挫，对于一些人来说便是一蹶不振，但习武之人，往往内心还强大，经过上书一事后，俞大猷便再次等待时机，既然暂时剿匪不成，那就找找别的机会。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大肆南侵，嘉靖帝此时又想起了能够保家卫国的武人，于是大发圣旨征召武士，俞大猷应召国难，巡按御史便将俞大猷的名字呈上给了太子太保毛伯温，而毛伯温此前因为安南之事收到过俞大猷的建议，知道这是一个兵法精妙的年轻人，于是便推荐俞大猷给了宣大总督翟鹏那里。
在一开始，翟鹏也是抱着轻视俞大猷的态度，觉得武人不过如此也都大致相同，可俞大猷的一番思想言论确实让翟鹏刮目相看，“召见论兵事，大猷屡折鹏。鹏谢曰：‘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下堂礼之，惊一军，然亦不能用。”
一声武卒和一声夸赞，虽然翟鹏对俞大猷的才华表示认同，可言语之中早已经揭露了文人对武人蔑视的一贯作风，所以迫于现实，翟鹏根本没办法重用俞大猷，嘉靖帝广召天下武人，事实上只是找来武人当马前卒，做炮灰。高高在上指挥的，依旧是文人。
可翟鹏重用不了俞大猷，毛伯温却不能把俞大猷晾在一旁不管，因此便推荐俞大猷担任福建的汀洲、漳州守备，不过毛伯温在不久后便被人诬陷发配边疆，在途中去世了，俞大猷的“贵人”就此损失一位。
所幸俞大猷已经成长起来了，在福建武平时期，俞大猷和当地的文人友好往来，常常一起谈论诗词歌赋，这让俞大猷在文人圈子里颇有名气，文人对俞大猷也有所改观。
另一方面，俞大猷又教导当地的士兵连续剑术，在武学上，其实剑棍在很多细节上都是融会贯通的，俞大猷有着一套“人五体，将百万”的理论，重视人身体的协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武术典籍，既有文人之思，又有武人之勇，俞大猷的才华已然显现：“莅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连破海贼康老，俘斩三百余人。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这是一个正三品的官职。
在广东时期，俞大猷怎么都避免不了和恩平的叛军谭元清交锋。
嘉靖时期，恩平地区因为北方流民增多因此导致治安紊乱，如今江门恩平的特色建筑“碉楼”，最早就是明代时期就出现的建筑，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流民对本土百姓的入侵，而谭元清在嘉靖时期于恩平叛乱，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对此很是头疼，在俞大猷来了之后，平叛事宜全权交给俞大猷处理。
俞大猷很睿智，他知道此地的民变本质是什么，无非就是土地兼并引起的武装械斗，本质还上升不到恩平官府和百姓的矛盾，因此俞大猷仅仅是带着几位随从，跟这群“匪”用武力说话，俞大猷用决斗来获得了乱民的尊重：“乃令良民自为守，而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有苏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绐斩之，贼益惊。乃诣何老猫峒，令归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数辈。二邑以宁。”
在击杀匪首的同时，俞大猷又教导一些没有参与叛乱的百姓武术，让他们以武傍身，未来就算再遇到匪徒，一样能够应对，其实各种安抚，都不及俞大猷的治本之法，随着俞大猷走访的“首领”越来越多，归附的百姓也越来越多，那些被侵占的土地都归还给了百姓，恩平地区的叛乱，俞大猷不用征战便平息了。
俞大猷的平乱之法，其实颇有文人风范，因为严格来说，俞大猷平乱表面看似用的武力，实际上是用的心计，这是同时期的武人很少用到的方法，包括俞大猷后来参与的“安南之役”、“黎民之役”，都是恩威并施，文物并用的，并非仅是单纯的武力输出，也还有思想输出。
这让俞大猷被欧阳必进十分看重，因此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作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屡次被举荐俞大猷被嘉靖帝下令调任浙江宁波、台州诸府参将，让俞大猷参与平倭。
倭寇，这是一场作乱，却是东南一个时代的代名词，谁能平倭，谁便是大明的功臣。
事实上，东南倭患的兴起，和大明日益松懈的海防，以及被文人主导的战略失策有着很大的关系，俞大猷刚到浙江平倭，便是胜败参半，因为他手上的人数不多，而且练兵很差，在浙江时期，俞大猷开始了自己的独特练兵，又当武师又当将领，最终打造了一支“俞家军”，在前期，俞家军比起还没有义乌兵加入的戚家军都还要强很多。
因为戚继光注重的是战术，是人和人的配合，而俞大猷注重的是自身武力运用，前者强调团队作者，后者强调单兵能力素质。
在东南地区，当地的百姓给平倭的俞大猷修建的生祠碑文《都督俞公生祠碑》中，就记载到了俞大猷的平倭高光时刻：“时贼将趋留都，公督永顺等兵，于乙卯之夏，五战于平望、王江泾、秋母亭、六金坝、英德潮、斩首千余。秋，七战于大赤海洋、柘林、陶宅、青村、周浦内地，斩首千余。冬，三战于川沙洼、吴淞、宝山，斩首百七十，尽沉其舟。”
这是俞大猷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夏秋冬”之役，三个季节，十五场大战，既有海战也有陆战，这些战争的成果奠定了“俞家军”的名声，特别是王江泾大捷，这个被当时的人称为“东南第一功”。
但可惜的是，也因为王江泾大捷的背后，有严党对张经功劳的冒领，从张经剿匪有功的俞大猷也被党争牵连。
张经都被处死了，俞大猷只是被牵连罢官，反而显得很是幸运了。
后来俞大猷不久后再次被启用抗倭，也是同样活在了文人的阴影笼罩下，在王江泾大捷后，张经被杀，主帅空虚，虽然胡宗宪继任了总督之职，但战略部署却不是那么快能完成的，与此同时，胡宗宪的“伯乐”赵文华也装模作样领兵抗倭，却屡战屡败，俞大猷数次胜利，都难逃被御史弹劾的宿命：“巡抚曹邦辅劾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廕，责取死罪招，立功自赎。”
俞大猷这不是百口莫辩，而是无口能辩，正如多年前俞大猷被人羞辱，“小校安得上书？”于是嘉靖帝愤怒地要处死俞大猷，还是俞大猷拼了命立下功劳，才让嘉靖帝高抬贵手了。
这就是俞大猷的地位，也是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存活的时代背景。
有心杀贼，也还需要在文官面前卑躬屈膝。
除了此事以外，还有俞大猷被胡宗宪“陷害”一事，也是武人卑微地位的体现。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因为海盗头子汪直被逮捕，倭寇大肆侵略报复，朝廷对倭寇的报复感到十分烦躁，因此御史开始弹劾胡宗宪以及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朝廷也下令在一个月内要平定倭寇，不然则是全体罢官。
一方面是朝廷给予的压力，一方面是来势汹汹的倭寇和武力缺乏的官军形成的矛盾，但不管如何，平倭仍要继续，俞大猷和戚继光拼命攻打倭寇，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时候，俞大猷击杀了大量的倭寇，一度要平定倭患了，就在要建立大功之时，胡宗宪出幺蛾子了。
胡宗宪觉得，要放长线钓大鱼，于是放跑了被包围的倭寇，这件事在朝廷形成了轰动，胡宗宪被御史大面积弹劾，弹劾的奏书满天飞，而胡宗宪则是把全部责任推卸给了俞大猷，说这是俞大猷的主意：“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而官军围贼已一年，宗宪亦利其去，阴纵之，不督诸将邀击。比为御史李瑚所劾，则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廕。”
一场赤裸裸的诬陷就这么上演，俞大猷被嘉靖帝直接下令逮捕入狱，并且取缔了世袭千户的官职，这一次，是俞大猷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而俞大猷的好友，锦衣卫陆炳想方设法周旋，才把俞大猷救了出来。
这是人性的丑恶场，也是大明官场，而俞大猷或许习惯了，最重要的是，官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俞大猷死，有的人依然是重视俞大猷的，他们知道权斗走不长远，唯有人才才能救国。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俞大猷在北方的时候发明了“兵车战术”。
兵车战术乃是俞大猷军事理论的一次巅峰实践，跟戚继光的戚家军的兵器理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分别是二人军事理论的大成之作。
而兵车战术就是针对北方骑兵设计的，因为蒙古骑兵的马匹机动性很强，在山西之地常常让明朝官军无可奈何，因此俞大猷设计了独轮车去抵御战马，极大地克制了敌人骑兵的肆意纵横，在安银堡之战中，明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就因为兵车战术。
后来山西巡抚李文进汇报了俞大猷的创新，朝廷便设立了“兵车营”，俞大猷是兵车营的创始人，这是后世关于明朝历史鲜有提到的一个细节：“大同巡抚李文进习其才，与筹军事。乃造独轮车拒敌马。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
嘉靖四十年（1561年）之后，俞大猷开始转向南方作战，有平定广东潮州的“飞龙皇帝”之战，也平定有被戚继光在浙江彻底击溃后，只能转入福建的平倭之战。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因为胡宗宪的倒台，浙江巡抚的人选被换，趁此空档，倭寇谋杀刘显使者从而冒充其身份进入兴化府，最终酿造了兴化府之祸，官府被占，百姓被杀，于是朝廷便让俞大猷担任福建总兵平乱兴化府，在兴化府一战中，俞大猷和戚继光这两位成熟的大将强强联合，成功平乱，也基本奠定了福建此后和平的格局。
困扰大明朝廷已久的倭寇，再次被赶出福建，只能继续向下进入广东潮汕，可俞大猷和戚继光也没有放过他们，继续南下，击败了一系列实力不堪的流寇之后，嘉靖朝的倭寇之祸终于平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六十三年岁的俞大猷被进封为“都督同知”，这是一个从二品官，当年的少年，如今也成为了一个老者。
在俞大猷的晚年中，俞大猷开始创作自己一生的思想精华，也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开始创作《剑经》，奠定了他此后剑术家的地位，隆庆元年（1567年），创作《洗海近事》，以俞大猷一生的战争用来做例子，阐述战争思想。
隆庆五年（1571年），六十八岁的俞大猷奉命平叛广西黄朝猛之乱，后来因功得让后世子孙世袭“指挥佥事”，这是一个四品的世袭军职，俞大猷成功把祖宗基业发扬光大。
后来到了万历皇帝即位，年老的俞大猷打仗能力再也比不上以前了，只能训练训练士兵了，到了万历七年（1579年），七十七岁的俞大猷三次提出告老还乡，朝廷都没有答应，不久后病死在任上：“三疏乞归。卒，赠左都督，谥武襄。”
这位当年在福建练武的少年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而俞大猷其实也是一位诗人，在他去世后，他一生所创作的作品都被人收集起来，编成了《正气堂集》，这就是一个人格鲜明的俞大猷，有文有武，在受打压的人生中起伏不定，却还能定下心来书写人生。
他是明朝的将领，也是武术家。
他活在一个对武人不公的时代，却依旧争取了自己的前程命运，一如他当年的忘我与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