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复杂社会过程的结果，而是那些被压抑或升华的生物驱动力的结果。人们建立了反应形式一抵抗这些生物驱动力。这些驱动力的压抑越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因为升华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又因为原始驱力受到了强烈的压抑而没有得到升华而导致了神经病，所以文明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症的发展。神经症是人类为文化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卡伦·霍妮不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她认为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设定质的关系，而只是设定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压抑与文化之间量的关系，而是个体冲突与文化困境之间质的关系。我们的文化中内在地固有一定的典型困扰，这些困扰本身作为冲突反应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这些困扰日积月累就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想到了人们在这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精神困扰，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生命体都需要借助物质来满足其生存的需要，而且人对物质的需求必然的超越一般动物。人总是想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这种对物质的卓越追求促使人创造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反过来，这种无限膨胀的物质文化又以各种形式刺激着人的感官需求，最终人被浅表的物质欲望所驱使，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既有物质需求不被满足的焦虑，也有物质满足后精神的空虚。因为，人毕竟是精神的存在，在这样一种不关注精神的文化氛围中，人注定找不到心灵存在的归属。
卡伦·霍妮指出，从经济上看，现代文化是基于个体竞争原则之上的。孤独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且常常要将他们踢到一边。自己的利益通常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情景的心理结果，是个体之间的混淆的敌视情绪。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上观点就是我们常说的竞争的文化让我们把周围每一个人都当作“假想敌”。弗罗姆认为的人的生存需要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爱，以此来对抗我们生存的孤独与恐惧。但是“假想敌”心理让我们顾虑太多，满意对他人交付真心，因此，现代人即使深处在人来人往喧嚣的闹市，也感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人无所依靠。此外，卡伦·霍妮补充道，竞争本身不是生物的本能，而是一定文化环境的结果。竞争是由复杂的文化环境所激发。
对于卡伦·霍妮的这个观点我有不同观点。霍布斯说人天生是自利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处在一种不绝的战争状态。我倾向于认为人天生因求生的需要而自利，因自利而竞争，但是，生存环境可以刺激竞争也可以缓和竞争。比如，就业现状来看，因为求职人员数量与职位数量这种供需关系之中，如果社会就业职位供大于求，竞争可能缓和，如果供不于求，那必然刺激激烈的竞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竞争始终存在，因为不管供如何大于求，人总是向往更好的职位。
卡伦·霍妮进一步分析说，个体之间潜在的敌视导致了不断产生的恐惧，这是对他人潜在敌视的恐惧，又是因自己对他人的恐惧而产生报复，从而为新的恐惧所加强。在正常个体那里，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对失败的预期，在竞争的社会中，失败又意味着一种真实的需求的挫折。人们都渴望成功，这是因为它是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不只是他人会按照我们成功的程度来评价我们，我们自己也会按照同样的模式来进行自我评估。成功与否依赖不受我们控制的大量因素，但是在先存意识形态的压抑下，即使正常人也会用成功来衡量自我的价值，这一点也就表现了自尊的不稳定性基础。
综合来看，同事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潜在敌视、恐惧、日益消减的自尊，这些因素的综合也就导致了个体孤独的情感。情感孤独对于没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如果它与恐惧和不自信结合在一起，它就会成为一种灾难。在这种个体孤独的情景之中，在我们时代的个体那里，产生了对爱的强烈需求来作为补充。爱是人们最重要的需求，因此爱情在我们的文化里被过高的评估了，它变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对它期望太高却最终不能实现。人在爱面前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境地：既需要大量的关爱，又难以获得这些关爱。
卡伦·霍妮还简要的概括了我们文化中一些潜藏在典型神经症冲突之中的矛盾倾向，总结如下：
首先，一方面是竞争与成功，另一方面是手足之情与侮辱之间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来说，在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的方法：要么严肃的接受这一切欲望，舍弃另外的需求；要么二者兼得，但是其结果就是个人在这两种新年中都受到严格禁止。
第二个矛盾冲突是：刺激我们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时我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挫折。说到这一点我想谈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我们的文化中过分强调成功，这些成功要么是挣大钱要么是当大官，很多人把这样的成功当作理想，耻于平淡与平凡，从现在的价值衡量标准来看，一切都是向着物质，就像坊间说的“笑贫不笑娼”，因此大多数人的目标啊理想啊单一的可怜。但是，就像卡伦·霍妮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求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的，因此心理的结果欲望与满足之间就会产生严重失衡。
另一个矛盾就是个人陈述自由与实际生活中的限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告诉我们说，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现实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受限制的。
卡伦·霍妮总结说，深藏于我们文化中的这些矛盾，正是神经症患者要努力调和的冲突：进攻和屈服的倾向；过度的需求与对一无所获的恐惧；自我夸大的欲望和无依无助感。他们与正常人的区别仅在于量上的不同。正常人能够在不损害人格的前提下处理这些困境，而在神经症患者哪里，所有这些冲突都极为强烈，以致达到了不可能有任何满意解决方法的程度。
总的来说，在卡伦·霍妮的观点中，神经症患者是敏感体验到文化环境中的人，他们要么无法解决这种冲突困境，要么以牺牲自己的人格来解决他们。不管怎么说，在卡伦·霍妮的观点中，我们知道没有必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神经症患者，生活在共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所遭遇的心灵冲突困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也许各自所面对的具体困境会不同，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我们应该帮他们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