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曾经在其节目中说过，有两个话题是万万不能再饭桌上谈的，一旦涉及，轻则不欢而散，重则割袍断义。这两个话题其中一个就是转基因。
《重新设计生命》是本为基因技术做科普的书籍，其小标题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如何改变世界”，作者约翰.帕林顿是牛津大学细胞分子学教授、分子药理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院士、专栏作家。作者在本书序言中就写道：
如果生命能够像电脑上的文本文件一样容易被编辑、被修改，将会如何？如果可以对生物的遗传密码这儿修修，那儿补补，可以稍微调整和彻底改变他们的特征，将会如何？还可以更进一步相像一下，如果生命可以在实验室里诞生，它的遗传物质可能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成分组成，将会如何......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科技发展到那种程度，首先医疗便将会变得非常不同，大部分基因缺陷引发的疾病都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被修正，甚至可以在受精卵的时候就把那些致病的基因彻底根除。如此种种，那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人们不禁也会担心，基因的修改与优化会不会减少基因的多样性，从而无法应对一些未知的剧烈环境变化；实验室合成的“人”会不会引发现有社会秩序和伦理的崩溃；基因技术会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而给全人类带来灾难......从目前来看，这些担心并不多余，因为我们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就如蝴蝶效应，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小改变，就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损失。
例如书中描写了一种叫做“摧毁驱动”的基因，其可以减少传播疟疾的蚊子的数量，这可是困扰该领域100多年的问题，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对显著的减少疟疾的传播。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该次突破感到欢欣鼓舞，很快科学界就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担心这种基因可能会以某种偶然的方式传到其他昆虫物种中，例如蜜蜂，那对全球的农业将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地球将很快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
其实类似的担忧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科学界就已经提出过，他们当时认为，在生物技术的风险得到恰当的评估之前，应当停止对此项技术的研发。为此科学家们还于1975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西洛马召开了一场生物科技发展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现代生物技术规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会议认为基因技术还是要继续发展，但是要严格遵守规范。在本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项重要原则：
“对于新生知识或早期技术所招致的担忧，最好的回应方式是由来自公共资助机构的科学家与公众一起寻找最好的监管方式，而且越早越好。”科学家们担心，“等到来自企业的科学家开始主导这个研究领域时，一切就太晚了。”
科技显而易见的好处一旦被发现，人们就很难控制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刚开始可能会严格限制仅用来治病，接着就会有人用来优生或者增强某项功能，就如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书中提到的，科技元素有其自己的目标，并且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不过是理解和发现科技的经手人。所以要不要发展基因技术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而所有的禁令不过是延期执行，该出现的一定会出现，该流行的也一定会流行。
我相信或许会有一天，基因技术会在人类社会中普遍的应用，从而让我们的生活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当然能够彻底改变未来世界的不仅仅是基因，类似的还有人工智能等各种其他技术的发展。当科技真的达到了那种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办？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讲到，那时候或许人类需要建立起新的伦理和秩序，甚至 产生新的宗教信仰。
作为基因技术的科普读物，作者强调书中描述的基因编辑技术、光遗传学、干细胞技术、合成生物学等，都为人类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操纵自然的力量，但也提出了我们应该如何负责任的去利用这些力量的重要问题。作者认为：
正因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我们也绝不该只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的问题留给科学家去讨论，而是要让大众参与进来。这一辩论只有建立在事实和一些真正的可能性上，才有可能取得进展，而不能建立在因为不理解这些科技背后的科学原理而产生的恐惧和错觉上。
上面这段话对应到我们现在国内如火如荼在讨论的转基因问题上，算得上是对挺转和反转各打一百大板了。其实很多挺转或者反转的人，都在激烈的讨论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和概念。反转的人就是愚昧无知，挺转的人也成了洪水猛兽，到最后大家都忘了，其实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应该是“监管”，就如在阿西洛马会议上提出的那样。另外就是避免那次会议上所担心的，别让来自企业的科学家主导了发展方向，毕竟企业总会有自己的短期利益和目标。
科学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科普大众的工作也要配套跟得上，而有效监管也是重要保障。我们现在的恐慌，或许就如一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对火的恐惧一样。不是不知道火的好处，而是担心控制不住火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