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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 (2026). Digitalization as a double-edged sword: Winning services and losing manufacturing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79, 103618.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25.103618
1. 简介
数字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摩擦(如技能短缺和空间流动性不足)可能阻碍企业充分享受数字化红利。本文利用2016年印度废钞令(Demonetization)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在数字支付突然普及的背景下,数字化对不同部门企业的非对称影响。
研究问题:
- 数字化冲击是否对所有企业都产生积极影响?
- 服务业和制造业对数字化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
- 驱动这种差异的机制是什么?
主要发现:
- 在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e-Readiness更高)的地区,服务业企业实现了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R)的显著增长,而制造业企业则出现了收入和TFPR的显著下降。
- 机制在于:服务业企业能够吸引更多ICT(信息通信技术)劳动力并增加ICT资本投资,而制造业企业则因ICT劳动力流失和工资上涨而减少数字化投资。
- ICT专业人员的工资显著上涨(10.2%),而其他工人工资无显著变化,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剧。
计量方法:
- 双重差分法(DID):利用2016年废钞令前后的时间变异和各地区数字就绪程度(e-Readiness Index)的横截面变异。
- 三重差分:引入部门虚拟变量(服务业vs制造业),识别数字化对不同部门的异质性影响。
-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并观察动态效应。
2. 政策背景和研究问题
2.1 2016年印度废钞令
2016年11月8日晚8点,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宣布:自午夜起,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占流通货币的86%)将停止流通。公众需在2016年12月31日前将旧钞存入银行,而新钞发行速度缓慢,且ATM取款受限(直至2017年初才逐步解除)。
政策影响:
- 现金短缺:2016年10月至12月,公众持有的现金占狭义货币(M1)的比例从62%骤降至39%。
- 数字支付爆发:由于现金短缺,企业和消费者被迫转向数字支付方式(借记卡、信用卡、移动钱包)。POS机数量、卡交易量和移动钱包交易量在政策后急剧上升。
- 数字化 Adoption:数字支付的普及产生了大量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s),促使企业投资ICT基础设施和雇佣ICT专业人员以分析客户行为、优化库存管理。

说明:该图展示了2016年11月(红色竖线)后,POS机、卡交易和移动钱包交易的跳升趋势,直观显示废钞令如何强制推动了数字支付普及。
2.2 数字就绪指数(e-Readiness Index)
废钞令冲击是普遍性的,但对企业的影响取决于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状况。作者构建了地区级e-Readiness Index(电子就绪指数),基于2011年人口普查和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计算。该指数包含两个维度:
- ICT友好环境:移动电话覆盖率、电信企业比例、家庭电脑拥有率等;
- 利益相关方准备度:企业和个人参与数字经济的准备情况。
指数越高表示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企业应对现金短缺并向数字平台转型。

说明:该热力图显示印度各地区数字就绪程度的显著差异,深色区域表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注意同一州内不同地区的差异(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孟加拉邦内部差异)。
2.3 研究假说
基于概念框架,作者提出:
- H1:在数字就绪程度更高的地区,废钞令后ICT劳动力工资将上涨;
- H2:ICT劳动力将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
- H3:服务业企业将增加ICT资本投资,而制造业企业将减少此类投资。
3. 数据来源和变量界定
本文使用三个主要数据源:
| 数据来源 | 变量内容 |
|---|---|
| Prowess Database (CMIE) | 企业层面财务数据:收入、支出、资产负债、ICT资产(软件、电脑、IT系统)、通信费用、外包IT服务费用等。样本:2012-2019年,31,551家企业(19,921家服务业,11,630家制造业)。 |
| Consumer Pyramids Household Survey (CPHS) (CMIE) | 个人层面劳动力市场数据:工资、教育背景、专业领域、就业行业。样本:2014-2019年,236,244人(16个调查轮次)。 |
| VIIRS夜间灯光数据 | 地区经济活动水平和基础设施代理变量。 |
| RBI银行数据 | 地区银行分支机构数量、ATM机数量。 |
3.1 核心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企业层面):
- 收入(Income):企业总收入的对数;
- 销售额(Sales):总销售额的对数;
- TFPR(全要素收入生产率):采用Grieco et al. (2016)方法估计,该方法允许生产率内生演化且不需要实际产出价格数据。
核心解释变量:
- Post × e-Index:废钞令后时期(2016-2019)与地区数字就绪指数的交互项;
- Post × e-Index × Services:在上述基础上加入服务业虚拟变量的三重交互项。
ICT劳动力识别(基于CPHS数据):
- ICT专业人员:拥有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位的劳动者(包括本科、硕士、文凭或证书课程)。
ICT资本(基于Prowess数据):
- ICT Assets: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软件、电脑和IT系统价值;
- 通信费用:电话、电报、邮资、传真、数据中心、卫星和互联网服务费用;
- 外包ICT服务:软件开发、ICT和IT相关的外包专业服务费用。
3.2 描述性统计
事前差异比较(2012-2015年):
- e-Readiness较高的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在规模(收入、资产)上均更大;
- 服务业企业在ICT资产投资和通信费用上显著高于制造业企业;
- 服务业企业在高e-Readiness地区的平均TFPR反而较低,而制造业企业则较高(但这只是水平差异,非趋势差异)。
4. 研究设计与识别策略
4.1 基准模型(双重差分)
作者采用以下DID模型估计数字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
其中:
-
:企业
(行业
,地区
,年份
)的产出变量(收入、TFPR等);
-
: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包括企业选址决定因素、地区基线非正规经济特征);
-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控制行业层面的时变冲击,如全国性行业政策变化);
-
:废钞令后虚拟变量(2016-2019年为1,2012-2015年为0);
-
:地区数字就绪指数(标准化,均值为0,标准差为1);
-
: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夜间灯光强度(控制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每千人口银行分支机构数、每千人口ATM机数。
4.2 部门异质性模型(三重差分)
为识别数字化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差异化影响,作者加入三重交互项:
识别假设:
- 平行趋势假设:废钞令前,位于高e-Index和低e-Index地区的企业应遵循相似的趋势(不一定是相同水平);
- 无同期混杂冲击:2016年前后,没有其他与地区数字环境相关的冲击影响企业产出;
- ICT劳动力供给固定:短期内ICT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由于培养周期长达6年以上且劳动力空间流动性极低)。
内生性处理:
- 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企业选址的内生因素(如经济特区政策、城市规模偏好);
- 夜间灯光强度:控制地区未被观测到的经济活动、城市化水平和增长轨迹;
- 银行基础设施:控制废钞令对现金存取便利性的地区差异影响。
5. 主要实证结果和结论
5.1 基准结果: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化
表2:平均处理效应(全样本)
| 变量 | Ln(收入) | Ln(TFPR) |
|---|---|---|
| Post × e-Index | -0.026 (0.030) | -0.004 (0.160) |
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废钞令对高数字化准备地区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表3:分部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
| 变量 | Ln(收入) | Ln(TFPR) |
|---|---|---|
| Post × e-Index (制造业) | -0.137*** (0.035) | -0.450** (0.212) |
| Post × e-Index × Services (服务业额外效应) | 0.209*** (0.041) | 0.913*** (0.272) |
| 联合效应(服务业总效应) | 0.072* (p=0.072) | 0.464** (p=0.029) |
核心发现:
- 制造业:e-Index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收入下降2.5%,TFPR下降8.1%;
- 服务业:e-Index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收入上升1.3%,TFPR上升8.4%;
- 差异显著: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收入增长3.8%,TFPR增长12.5%。

事件研究图——收入与TFPR(分部门)
说明:左图(a)和右图(b)分别展示制造业(蓝色)和服务业(红色)的逐年系数估计。2015年为基期(系数为0)。可见废钞令后,服务业企业系数显著上升,制造业企业系数显著下降,且事前无显著趋势差异,支持平行趋势假设。
5.2 机制分析:劳动力市场与ICT投资
假说1:ICT劳动力工资上涨
利用CPHS数据(表4):
- ICT专业人员:e-Index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工资上涨10.2%(9.4%的额外增长相对于其他高技能工人);
- 其他工人:工资无显著变化(高技能工人:1.4%,低技能工人:1.7%,均不显著)。
假说2:ICT劳动力跨部门再配置
利用CPHS数据(表5和图4):
- 服务业:ICT专业人员进入服务业的概率增加2.6%;
- 制造业:ICT专业人员离开制造业的概率增加2.4%;
- 低技能工人:更多进入制造业(互补效应替代ICT劳动力)。

事件研究图——ICT专业人员跨部门流动
说明:展示拥有计算机或工程学位的劳动者进入服务业(左图)和退出制造业(右图)的概率变化。2016年后,流入服务业的趋势明显上升,流出制造业的趋势明显下降。
假说3:ICT资本投资差异
利用Prowess数据(表6和图5):
- 服务业:ICT资产投资显著增加1.9%(相对于均值增长17.3%),通信费用和外包IT服务费用显著上升;
- 制造业:总资产下降1.3%,ICT资产投资无显著增加(系数为0.008且不显著),通信费用显著下降。

事件研究图——ICT资产投资(分部门)
说明:左图(a)显示服务业企业ICT资产投资的逐年上升趋势,右图(b)显示制造业企业无显著增长甚至略有下降。

事件研究图——通信服务费用(分部门)
说明:展示服务业企业通信费用持续上升,制造业企业通信费用相对下降的趋势。
表6和表7:资产与支出分解(分部门)
| 变量 | 服务业系数 | 制造业系数 |
|---|---|---|
| ICT Assets | +0.019* | +0.008 |
| 通信费用 | +0.019*** | -0.012** |
| 外包IT服务(虚拟变量) | +0.022** | -0.017+ |
| 总资产 | +0.042 | -0.073*** |
| 原材料支出 | +0.001 | -0.189*** |
5.3 稳健性检验
作者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详细结果见附录H):
- 排除新进入企业:排除2012年或2016年后成立的企业,结果不变;
- 州-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州层面时变政策(如经济特区、软件科技园政策),ICT资产投资系数保持显著(0.023,p<0.05);
- 安慰剂检验:将处理年份设为2014或2015年,未观察到显著效应;
- 剔除异常值:Leave-one-out检验显示结果不受特定行业或地区驱动;
- 远程工作顾虑:考虑到印度在2020年前远程工作极少,此因素不影响结果。
5.4 替代机制排除
需求侧故事?
利用现金短缺强度(Crouzet et al., 2023)作为数字支付需求的代理变量,发现高e-Ready地区的服务业企业并未对需求冲击强度作出显著反应,而低e-Ready地区的企业销售随短缺加剧而下降。这表明适应能力(数字基础设施)而非需求本身是主要驱动力。
流动性约束?
制造业的下滑并非由废钞令导致的流动性约束引起:
- 排除出口企业后结果不变(Chaurey et al., 2024发现出口商受流动性冲击影响);
- 营运资本(直接流动性指标)无显著变化。
非正规经济溢出?
制造业下滑不太可能是由于非正规部门(农业、建筑业)受冲击的负向溢出,因为非正规部门的冲击是短期的,而制造业的负面效应持续至2019年;且正规部门的农业和建筑企业未在高e-Ready地区表现更差。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揭示了数字化作为双刃剑的机制:在存在劳动力市场摩擦(技能短缺、空间流动受限)的发展中国家,突如其来的数字化冲击可能导致部门间生产率增长的分化。
核心贡献:
- 非对称效应:首次证明在同一国家、同一冲击下,数字化可以同时"赢家通吃"(服务业)和"输家受损"(制造业)。
- 劳动力市场摩擦的作用:强调了ICT技能劳动力的稀缺性和部门间再配置是驱动部门 Divergence 的关键机制。
- 不平等后果:数字化红利集中于高技能ICT劳动者,加剧了工资不平等。
政策启示:
- 基础设施投资:需加强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普惠性数字化;
- 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解决空间劳动力流动性不足问题,缓解技能短缺;
- 产业政策平衡:在追求数字化(推动服务业)与"印度制造"(制造业振兴)之间需要政策权衡,避免制造业空洞化。
研究局限:
- 缺乏非正规部门企业数据(印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无法观察对新进入企业生产率的整体影响;
- 仅能捕捉短期(4年)调整,长期教育选择和技能升级反应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