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六三年公历四月，排行老五也是老幺。那时我母亲才三十岁零八个月，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母亲说，生我那一天应该是清明节，她隐约记得有人在放鞭炮，是附近村民去给过世的祖先上坟。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但最多相差一天。母亲还说，我出生前一天突然来了一场狂风暴雨，但出生之前的哪一天下午就突然晴朗了，还出了太阳。那天晚饭后，母亲感觉肚子特别坠胀，一直无法入睡，她隐约感到可能要生了。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的母亲透过木楼上开着的窗户看到了天空上的月亮。母亲说，生我那一天下午，她还挺着大肚子挑了几挑粪到刚分到家的自留地里给蔬菜施了肥的。我是晚上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出生的 ，因为是晚上，来不及请接生婆，她就叫睡在同一床上还不满十二岁的大姐去楼下拿了一把生锈的剪刀把系带给剪掉了。第二天一早，母亲感到伤口隐隐作痛，就派大姐去一公里外请了住在本大队四队那个姓黄的接生婆来。接生婆是一个漂亮的少妇，比母亲还小几岁，她到来后埋怨母亲不该这样子粗鲁，应该提前去请她来，她说生锈的剪刀连毒都没有消一下，要是感染了，会对孩子和自己身体有严重的影响。
那时，父亲还不满二十九岁，沉稳内敛，五官端正，瘦瘦高高的，大约一米七二。已经被抓进县看守所整整七个月了。父亲是一名高小毕业生，升初中时考了全区第一，学校老师敲锣打鼓带着喜帖到家里来祝贺，不料我那自私狭隘的爷爷和还健在的我爷爷的父母亲都不许父亲再去读书了，在看来，农村娃能认识些字会打算盘就行了，何况那时我的亲奶奶已经去世好几年，我父亲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妹妹，再无弟兄，家里还有十多亩庄稼需要人种植，所以，父亲不得不回家务农。由于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能说会算，还有独到的见解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思想。先后担当了生产队会计，糖房会计，大队会计，二十一岁时，在全区赛账中，被区公所财务领导评为最好的一个，于是，在当年极度缺乏优秀干部的情况下，父亲于一九五五年被提拔到本乡当上了会计辅导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乡干部。参加工作后，父亲积极肯干。由于工作能力强，一度身兼数职，先后兼任公社办公室主任，财粮员，几年后被提拔为乡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后来的副乡长。当年，父亲是全乡群众公认的有思想有担当特别正直的一位领导。他因在多次的下乡途中亲眼目睹病死饿死的村民，心里特别难受，为此，他每次把看到和听到的农民疾苦与诉求实事求是地汇报给一把手，尽管一把手在区公所开会时也把有关情况向上一级作过汇报，但是毫无解决措施。在反复思考造成大量农民病死饿死的根本原因后，父亲认为当时的有关政策有点不切合实际，除三年自然灾害外，吃大锅饭、集体化、大办钢铁，农民没有自留地，对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不高，干好干差一个样，农民的锅碗瓢盆全部没收，生活上无法自主等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出现了饥荒和疾病。据老一辈村民讲，吃大锅饭初期，大家都感觉新鲜，还能基本吃饱，十天半月还能吃到一点猪肉 ，可几个月之后，集中在一起的粮食已经不够吃了，更别说吃肉。 大多是菜稀饭，每人碗里从当初的两瓢，到后来清汤寡水的一瓢，根本吃不饱，以至于很多青壮年男人每天吃到的稀饭不足二两主粮，却还得饿着肚子坚持到田地里干活，那时，由于集体化，为了扭转缺粮局面，一些地方要求农民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得继续干一段时间。结果是，前面刚刚丢下种子，后面成堆的人跟上后把刚丢下种子的泥土踏成一片废墟，这些地方种下的粮食根本就长不出苗子来。更荒唐的是，大跃进时期，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得到表扬和提拔， 大搞浮报虚夸之风，把几个田里成熟的稻谷集中在一个田块请外地干部来参观，说他们的试验田里生产的稻谷亩产超万斤，还登上一些报纸。这明显不切实际的造假信息居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广泛宣传和认可。此时，位于川东贫瘠土地上的部分农民大多面色蜡黄，部分农民出现了浮肿病，这些人在痛苦绝望中看不到希望，饥饿伴随着莫名的疾病在这些贫瘠的乡村蔓延开来。一时间部分公社人畜死亡现象大量存在，一家短时间内病死饿死两三个的也不鲜见。据父亲回忆，一九六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他从乡政府回家经过那个叫何家湾的小路时看见了两具尸体，被一前一后丢弃在相距不足两米远的小路上，他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坚持向着四公里外的家里赶去。不曾想，转过一道湾又看见了一具尸体停放在小路边，至于村民为何要把他们家人的尸体丢弃在小路上，母亲说，可能是当地农民知道我父亲当天要经过这些路段，是有意让父亲看见。也可能是农民根本就无钱无力安葬自己的亲人，所以就抛尸路边，也许是农民的无声的抗议，希望引起干部们的高度重视。据说我们那个乡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病死饿死的人达到三千多，从三年自然灾害之前的八千八百多人减少到五千余人，病死饿死的人差不多占了那个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看到农民的疾苦无法得到解决，而上面派来的工作组不是分析具体原因，而是针对大量基层干部进行追责和处罚，部分责任心极强的乡镇干部被下放回农村。我父亲也被莫名下放到我们大队当了支部书记。父亲当支部书记的大半年时间里果断做出给农民划分自留地，然后取消吃大锅饭，以各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作业小组，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但依然处于贫困现状。那时，父亲一直希望包工包产到户，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以足够的自由和自主，那样，一定能有效提高粮食蔬菜的生产量。他甚至大会小会上宣传包工包产的好处，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充分认可。但是，没有政策支持，父亲感到无能为力。鉴于以上种种，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后，父亲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以一名中共党员的名义通过人民日报向党中央写去了一封建议信，提出了反对浮报虚夸风，反对大跃进，取消不切实际的大锅饭，大办钢铁，建议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包工包产到户，实行缴足国家的，剩下全归自己，充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议重视工业农业教育和关心基层干部；建议兴建集贸市场，以兴盛商贸，搞活经济等等。归纳起来，共有十条意见和相对应的十条建议，接近七千多字。文中没有任何反党反人民的内容，可以说字字珠玑，全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现状和广大人民的心声。这一封信，据说当时得到了人民日报的批复：大意是，此文不合时宜。约三个月后，公安机关开始追查这封署名“一中共党员”的匿名信。查到我们所在的公社时，当支部书记的父亲主动站出来说是他写的。结果，父亲在我的家门口被前来的公安人员当场戴上了手铐，然后给抓到了县公安局，据说我的十二岁大姐当时哭得撕心裂肺，她死死抓着一名公安人员的手祈求他放了我父亲，大姐被其他工作人员强行拉开，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在现场哭成一片，那样的悲惨场景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家里，而大多数人只能在影视剧中看到。此时是一九六二年的九月，我还在妈的肚子里怀着。发生的这一切我一概不知。我是在母亲，大姐，大哥的多次讲述中得知这些的。
我出生时已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姐不足十二岁，大哥未满九岁，二姐刚刚六岁，二哥不到四岁。我们家的顶梁柱就这样极不光彩地被抓走了，这对我们一家人的打击是多么的大，可想而知。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县法院认为我父亲的那封建议信涉嫌反对“三面红旗”，被定性为反革命纲领，刚满二十九岁的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从此，我们一家过着抬不起头的生活，缺吃少穿只是一方面，心灵上的打击远比物质上的匮乏严重的多。 一家人被歧视，母亲经常挨批斗，进大队学习班，接受教育更是家常便饭。我们一家大小就是在这种极度悲伤中度过的，母亲甚至悲伤痛苦到想要寻短见。但面对嗷嗷待哺的我，还有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母亲选择了坚强选择了忍辱负重。那时，我的亲奶奶早已去世，而从不关心我们一家的爷爷早已娶了一个极其自私狭隘的后奶奶，并先后生下比我们一家都大的五个子女，他们一家因为父亲是“反革命”的缘故，有意识地与我们一家划清界限，对我们一家不仅不关心，还经常打骂我们一家人。可以说，这一家人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良心。为了一家的生计，正在读小学的大姐大哥二姐被迫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可尽管他们努力的劳动，但生产队给评的工分却是极少，只有两分左右，不足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好在家里坚持喂养公有猪公家牛，这样也能弥补一家工分的不足，可是，每一年公分结算时我们一家依然要补社一百多元，甚至两百元以上。那时的一百多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关键是钱还不好挣。这样子，我们一家的工分粮就很少了，而且质量极差，大多是禆壳，母亲曾哭着找过大队贫协主席，但是那个诨名叫“干豇豆”的贫协主席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心，反而是把手一招，近乎恶狠狠地说：不得行！于是，就有了一句来自于我母亲至今让我们一家无法忘记的经典话语：是哦，是哦，你手儿一招，麻壳壳谷子该我挑。好在我们一家省吃俭用，基本上是以吃青菜萝卜红苕稀饭为主而且大部分年份是不够吃的，就不得不到好心的邻居特别是我的大母家里借米借面吃上一个月，等来年分到粮食了再还给他们。那时，能美美地吃上一大碗白米干饭就是最幸福的事。想要吃肉，那是刚杀了猪或者逢年过节才有的事。我们一家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可是随着哥哥姐姐们的逐渐长大，大哥和大姐之间的吵架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动不动就摔碗砸东西，一个饭碗，是当时我们家特别值钱的东西，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摔东西，母亲二姐二哥和我都特别的痛心。可以说，我们的心里在流血。有时，母亲会把那些破碗捡起来，请补碗匠给补上，来几个客人就得到邻居家借几个碗和几双筷子。那时，母亲已经管不了他们。记忆中，母亲因为管不了近二十的大哥大姐，极度悲伤时会选择寻短见。记忆中，母亲至少吃过两次少量的老鼠药，被我和二哥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洗胃，选择悬梁自尽三次，都是被我发现并大声呼救请来大母等邻居顶开楼门及时救下来的。实话说，要没有我的存在，我的母亲大慨在四十岁左右就离开我们了。那时的母亲，真的是绝望了，绝望到不愿意活在这个世上。那样的绝望不仅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而且经历着痛苦、经历着恐惧的。据母亲说，我出生后几乎全身都是白的，白色的小头，苍白的小脸，瘦弱不堪，由于母亲怀着我时父亲被抓长期怄气，加之生下我时自身身体极差又缺乏奶水，出生于这个特殊时期的我营养极度不良，大小疾病特别是头昏、肚子痛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就连读小学到读高中的近十年时间里也多次晕倒在教室。以至于无论多么的努力学习，也无法搞明白一些数理化的难题。
儿时，虽然更多的是遭遇痛苦，却也有短时的快乐。比如杀猪当天就可以饱餐一顿猪肉，偶尔和院子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藏猫猫，夏天去门前的小河边洗澡，过春节时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放鞭炮，到邻居家看贴在墙壁上的年画。儿时的几次记忆至今难忘：大约是我两岁左右的一次春节，那天应该是正月初一，母亲抱着我到我们院子里居住在正房最南侧的大母家里，我似乎听到母亲在说，给大母拜年咯！我看见大母也抱着她的比我大两个月的二儿子义娃微笑着跟我们说：给大母拜年咯！我的大母是大爷爷的大儿媳，我的母亲是我爷爷的大儿媳，因此我们堂兄弟互称对方的母亲为大母 。第二次记忆是母亲带着我在门口的旱田里扯猪草，那时我大慨五六岁，我只不过是跟随在母亲身边一起玩而已，那时，母亲就是我的天，我一刻也不想离开母亲的，就连母亲出门劳动也是常常跟随在母亲身边。有时， 母亲要赶场就会让大哥大姐把我管好，不许乱跑，尽管常常会哭着，却又不得接受现实。那一天，母亲正在麦地里扯猪草时，七八个解放军突然从北边的小路上走来，特别崇拜解放军的我突然惊叫起来：妈妈，看，解放军叔叔。母亲停下扯草和我一起看向解放军。我轻轻地说：解放军叔叔！突然，走在中间那个帅帅的解放军走进麦地田里把一颗水果糖塞在了我的手上。我惊喜地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说，谢谢解放军叔叔。母亲帮我剥开那颗用微黄色糖纸包裹的糖，让我吃下。我把那颗糖放进嘴里，又香又甜，我想咬下一块给母亲，却怎么也咬不动。母亲说，你慢慢吃，不要卡住了。我就那样子慢慢地抿着这颗从未见过的水果糖，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才吃进了肚子里。这或许是我从小就特别崇拜和喜欢解放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第三次深刻记忆，大约是四五岁的一天晚上，那时夜晚是用煤油灯照明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正围在灶屋一周做晚饭，通常是煮一小碗面条，六个人煮一斤面条还得留上二三两，而事实上那时大家都是吃饭最厉害的年龄，就是煮两斤面条一家人也能吃完。但是，我们得处处节约 ，避免青黄不接时没有饭吃。那天晚上，在煤油灯光的照射下，我看到灶屋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头戴帽子的人头影，而且一晃而过，我突然惊叫起来，我说，妈妈 ，那是什么？母亲立即停了下来，顺着我指着的方向看去。母亲说，你看到了什么？哥哥姐姐们也都好奇地看着我问，你看到什么？我说，刚刚我看到那个墙壁上有一个戴着帽子的影子。他们似乎都吓了一跳。母亲说可能是你看到了我们的影子，不要怕，母亲说着立马关了灶屋门，那时，我们的老房子的墙壁是用竹片和泥巴做成的，由于没有钱修补，很多地方早就是千疮百孔了，狗可以通过竹片墙壁自由出没，要是有贼，也是能轻易扒开这摇摇欲坠的墙壁钻进来的。小时候的我特别害怕，夜晚稍有一点动静，就害怕有贼进来，更害怕大人们口中常说的鬼怪。因为我们后门外面大约二十米处就是一处坟墓。所幸，因为家穷，别人家的东西都被偷过，我们家却从没有被偷过。或许贼娃子，也是了解了情况的。我们家过年杀的二三十斤猪肉都是挂在木楼上的。那一次，我看到的人头影子也许只是一种幻觉，也许是煤油灯光照射着某一个家人走动时反射到墙壁所致。但母亲说，可能是我火眼低，看到了鬼影子，于是当天晚饭后，特别迷信的母亲就不惜用配好的半碗盐茶米豆在灶屋一周撒了一遍，以驱逐鬼怪。那时，我们一家人的身体都特别的虚弱，差不多三五天就有人生病，尤其是母亲和我的病最多。为了节约钱，母亲常常舍不得去找医生弄药，毕竟每一次的花费多则一两元，少则三五角。这在当时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至少得让我们卖上几斤珍贵的大米。欠村医生的钱几乎就没有结清过。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母亲情愿去田地里挖一些草药，比如菖蒲，牛网刺，鱼腥草，老虎姜（黄晶）等等，用其熬成的汤汁煮一小碗不加油的白水面条让病人吃下，通常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用短方子也无法治疗时，就不得不请附近的老中医来家里看病了，如果还是没有好转就不得不狠下心，卖掉几十斤大米到区医院去住上一段时间。小时候，我们家六口人几乎全都在区医院住过院，住得最多的就是我。住院七八天也没有好转的时候，母亲就会想方设法找人带一只鸡蛋和一碗大米到几公里外的半山腰找“仙言婆”（从事迷信活动的女人）问仙抹米，七十多岁的仙言婆，通过烧几张草纸，然后用一个麻布包裹住碗里的大米，用手指比划着，半闭着双眼，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会大叫一声：好了！然后揭开遮挡住大米的麻布，从大米的某些奇形怪状的走势图里查找端倪，分辨出她认为的邪气，比如，你家最近动用过什么家具或者搬动过石头，填埋过洞口等等。认为是这些活动触犯了神灵之类。那么就要回到家里移动一下某些物体，比如木床，桌子，石头，缸缸之类，或者用扫把粘上尿液捶打屋子里某些新的洞口。据说，这是可以驱邪的，那么被“侵犯”到的病人就会很快好转。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迷信行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但是，我的母亲以及部分村民都深信不疑，因为，往往这样子做了，病人也真的慢慢好起来了。其实，不信这些，病人也会好转的。现在想来，当时的病多，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吃得太差 ，营养得不到保障，身体虚弱所致。
1970年9月1日，我已经七岁，该发蒙读书了。我和院子里另外三个同一年出生的孩子去大队学校报了名，那一天，没有大人陪同，母亲给了我一元二角钱，我和院子里另外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同去到了河对面的大队小学报名，给我们报名的老师姓董，是从外地调来的，大约四十岁，是一个偏颈，给人一种严肃木讷不好看的感觉，村民习惯性叫她董偏颈，她的老公姓龚也在这里教书，他们还有一对十岁左右的儿女也住在学校唯一的一套大约十二平米的宿舍里。我们报名的第二天，走到学校时，董老师就把我们带到位于大队小学南边二队约三百米远据说是的一个地主家里的房子里读书。当时学校缺乏教室，大慨是花了十几块钱租的这一间较宽的民房。教室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孩子，大约五十多人。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了靠最左边的第三排，整个教室里除大门口附近外，是有一点昏暗的，那时没有电灯，连课桌也是东拼西凑凑起来的而且是很旧的那种。董老师的第一堂课教了一首歌。歌名叫战斗英雄黄继光。我至今记得，她是用不够标准的方式教的这首歌的，毕竟她不是专业出生，更不懂什么音谱，歌词大意是：战斗英雄黄继光，拿起枪杆上战场，为了祖国得胜利，他却光荣牺牲了……当时她教得不好听，吐词也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却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黄继光这个抗战英雄的名字。刚入学的同学们都很认真地跟着她一起唱，而且声音洪亮，只是一两个小时，我们都记住了这首歌的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和院子里另外三位同学来到那个教室外时，董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把我拦在了教室外面，她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你回去吧，不用来读书了，这是你昨天缴纳的一元二角钱的学费。她把钱递给我后就走进了教室。我站在教室门外给吓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来昨天董老师教的那首歌……
我才读了不到一天书，老师就叫我不用去了，我似乎知道，可能是因为我那还在劳动改造的父亲是“反革命”的缘故，所以我大约是读不成书了。我闷闷不乐地走回到了家里。见我突然提前回家的母亲疑惑地问：你咋回来了？我回答说：董老师叫我不要去读了。我回答完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渴望读书，渴望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母亲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泪水在她的眼圈里打转，却没有流下来，她把我揽在怀里，哄我不要哭，说等大姐回来了去问一下董老师。上午收工后 ，姐姐就带着我去学校问董老师，姐姐看看董老师问：你为啥不让我弟弟读书？董老师回答说，不为什么，人多了，教室太挤了。姐姐又问，为啥只是不让我弟弟去读书？董老师说，你们家成分不好，几个成分不好的都退回家了。你父亲是反革命，这点你们应该知道的。姐姐很难过，说我父亲是好人，不是反革命，他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才向上面写的信。董老师说，你不要争了，各自回去，至于以后有没有希望读书，以后再说。那天中午，我和大姐流着泪回到了家里。那时，我二哥已经读了三年多，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希望读书，每天看到二哥和院子里三个同龄孩子背着书包来回的样子，心里特别难过。这就是后来很多同龄人不明白我这个六三年出生的人为啥八二年才高中毕业的真实原因。所幸，一年半后的一九七二年二月初，我快满九岁时，大队小学又招收了一批孩子读书，我荣幸地开始了发蒙读书。教我的老师是本村四队一个叫陈友芬的美女老师，她长相甜美，性格温柔，比我大姐只大一岁，跟我大姐很要好。据说她初中毕业，因为缺乏公办老师，所以她暂时还是代课老师。我们这个班一共只有三十六学生，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有三个地主子女，应该是一年前和我一样被退回家的三个学生吧。那时，我个头中等，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在读书时偶尔会出现头昏肚子痛，但是我却没有勇气告诉老师，硬是坚持着上完半天课，回到家时就躺下起不来了，饭也不想吃，母亲就会想方设法给我找一些药吃，或者吃一些她挖的草药。总是要等几天后才能逐渐好转，然后立马回到学校。那时，我很刻苦，上课认真听讲，写的字全班最好，算数也是比较好的。也许是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大的缘故加上自身的努力吧。我在小学三年级之前，成绩就是全部数一数二的。可是，就在三年级下学期快报名的一天上午，我的幺姑（大爷爷的幺女儿）和堂兄义娃，带上一个竹篓篓，到屋后的大岩上去摘毛桃，那时，这种毛桃快成熟了，虽不怎么大也不怎么甜，却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水果之一。毕竟那时我所在的农村除有几棵李子树大柑树和核桃树外，几乎很少有其它果树了。本来，按照当时的地域划分，这棵树龄快二十年的毛桃树属于幺姑和堂兄家的，我是没有资格享受的，不过只是一棵毛桃树而已，所以幺姑和堂兄家并不在意这棵树的归属问题。所以，他们看见我站在自己的门口时 ，就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去摘毛桃，我听到他们的邀请，立马来了精神，就高兴地跟着他们两个一起从屋后的小路来到了屋后的那棵桃子树边，站在这个半坡边上，下面十米左右就是我们这个住着十户人家的大院子，那棵茂盛的桃子树就生长在岩边的一个土坎上，上面挂满了乒乓球大小的毛桃儿，有的已经微红，像西藏姑娘的脸庞 ，有的却依旧青涩，像嫩嫩的油桐，已经微红的毛桃口感不错，但大多位于桃树的顶端，我们三个人先后爬到了树上，我因为最瘦弱，体重最轻，所以爬到了最高处，然后把红大的毛桃一个一个地摘下来，抛到树下面的草丛中，至于最终如何分配，我们都没有去想，不过是大家一起吃罢了。接着，我看见幺姑和堂兄也跟着爬到了树的中间，开始寻找成熟的毛桃，就在这时，这棵桃子树突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脆裂声，接着它便向着岩下面的房子上倒了下去。那时候，我瞬间感到了天旋地转，突然清醒中，我在向着十余米下的岩下滚去，滚去，滚了大约几圈之后，我被接近地面两米多高处的一大株长着尖刺的无名植物给拦着了，如果没有这一大株刺，继续滚到底部阳沟的石头上时，结局可想而知，按照大人们的说法：不死即残。真要感谢这株大刺啊！接着，我感到了头痛欲裂，鲜红的血水从额头上顺着眼睛和脸颊流了下来，头颈和手臂上也被刺划伤了。我开始哭泣起来，接着我听到了大母着急的说话声，很快，一个木梯子搭在了屋后的岩上，大慨是陈根二叔爬上梯子把我抱下去的，下面是大母把我接住的。然后，我看到了大姐、二姐。我被一个手帕和洗脸帕包住了流血的额头，接着大姐和二姐用一个背篼背着我向五六里外的区医院赶去，在临进街道大溪时，我们遇到赶场往回走的母亲，母亲着急地问了几句，急忙接过背我的背篼，快步向一公里多的区医院赶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被送到区医院门诊那个外科医生的诊室里，那个快退休的汤医生接过我，把我放在那个手术台上，然后给我流血的伤口消毒，他看见了我额头上大约一寸半长的伤口，嘴里说着埋怨的话，怎么会这样？你是怎么管娃儿的？母亲默默地看着，脸色一定是铁青的，眼里一定是有泪水的。接着汤医生给我伤口进行了缝补。据母亲说，一共缝了七针，没有麻药，我感受到缝补时手术针穿进额头上那薄薄嫩嫩的肌肉时的刺痛。在医生和妈妈的鼓励下我含着眼泪咬牙坚持着。大约三十多分钟后才缝合完毕。大慨花了十多块钱，母亲卖菜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是去住在街道上的大姑家借了些钱的。毕竟区医院是不会赊账的。尽管伤口缝补好了，但是整个头部一直都是很痛的，等了大约三天，才有所减轻，然后去换了两次药，才基本康复。此时已经开学大约一周了，我也因此请了一周的假。再去上学时，我的记忆似乎已经不如从前了，写的字开始变得潦草，再也没有之前的端正好看，我似乎变得急躁起来，语文算数的成绩大幅下滑，从之前的前一二名，下滑到中下水平。有一次，陈老师专门指着我的作业本说：你看看，你现在写的字是什么样子？为啥写的这么差？你再看看以前的，差距为啥这么大？是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比起之前写的字，为啥这么差这么难看？我在反思中开始认真思考，认真对待老师的批评。我想，这与我这次的摔伤一定是有一定关系的，一定是神经受到了刺激，脾气也有点怪怪的。很快，我努力地赶上了其他同学，我的成绩也到达了中上水平。可就在这时，我那自带的课桌—一个小方凳子，已经坏了，它会在我上课时不经意间就散架了。我红着脸生怕被老师和同学看见了，立即把散架的木凳扶起来，然后慢慢地归位到原样。但是，只管不到两天就又散架了。我便再一次修好，结果依然会时不时散架，于是老师和同学们便多次看见我急得满天是汗以及绯红的脸色。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没有把这样的尴尬和痛苦告诉母亲和大哥，至少家人会找几根钉子来帮我钉好的，也不至于较长时间中为着这个不争气的烂凳子发愁吧！现在想来我是一个不愿把问题告诉家人的人，也大慨是不愿意家人来到学校帮助我的。至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我当时因为凳子多次在上课时突然散架时的尴尬状态：脸色绯红，大汗淋漓地把散架的凳子扶起来慢慢回归原位的情景。不久，老师通知我们到乡中心校搬回了十多张其它学校多余的课桌，我的那个烂凳子终于下课搬回到了家里。我的成绩在陈老师的教导下很快恢复到了从前。可惜，在我们即将读四年级时，陈老师却被一个驻扎在我们村子附近负责铁路修建维护安全的安徽籍解放军，一个面部比较黑的排长给娶走了。这个排长为了追求我们的老师，一度三天两头到我们学校接送陈老师。据说陈老师并不是特别的愿意，但是经不起那位“黑哥”排长的执着追求，最后居然同意了，从此，她成了安徽媳妇，据知情人说，那位黑哥排长专业后当了多年大队支部书记，我的陈老师成了大队业余演员，后来当了赤脚医生，颇受当地群众喜欢。陈老师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却写得一手好字，是她教会了我们拼音，是她教给了我们十多首好听的儿歌。也是她的批评与鼓励，让我得到成长与进步的。
一九七七年四月，青黄不接时的一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多，一个瘦瘦高高身着黑灰色衣服，面色白净已经秃顶的中年男人挑着一担简单行李突然从我家的后门走进了灶屋，那时，我的母亲大哥和我都在灶屋里忙着煮午饭，望着这个陌生人，十四岁的我默默地看着，只听大哥突然惊喜地叫了一声：爹爹回来了！
母亲惊异地看着眼前的父亲，没有说一句话，她停下了手中的活，跟随挑着行李的父亲来到了屋外狭窄的饭厅，正在屋外打扫房间的二姐也惊喜地叫了一声爹爹。左腿患骨髓炎一年多的二哥躺在床上看着父亲没有说话，长时间的病痛折磨着他，已经瘦骨嶙峋。母亲看着我说，叫爹爹。可我怎么也叫不出口，只是埋着头，偶尔看一眼这个陌生男人。接着母亲又往锅里加了些大米，中午饭照例是菜稀饭加咸菜。这时四十四岁多的母亲面部浮肿已经有十多天了，但她依然坚持劳动。大姐已经出嫁贵州一个当兵的班长。面对家里的现状，父亲乐观地说，一家人都还在就好。接下来父亲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但是，几天之后，家里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母亲不得不像往年一样带着一个小布袋到我大母家去借，有好心的邻居给我们家送来了五斤面条，隔院子的一个三娘给我们家送来了一大背牛皮菜（俗称甜菜）此时的父亲才深深体会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接下来，父亲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开始了一早一晚下苦力—到十五公里外的大山上的煤厂给本村的铁匠铺，外村的榨菜厂、糖房，街道等地挑煤炭卖，通常一百斤煤炭的利润也就五角五分到六角之间。而父亲单薄的身体通常只能挑一百二十左右，太重了他承受不了。父亲的这一行动整整坚持了六年……
年轻漂亮的陈老师突然离开后，我们很多同学心里都很难过，更多的是不舍。九月开学时，我们班来了一个同样姓陈的高个子男老师，据说他只是小学毕业。因此，他教书的水平比起之前的陈老师，就差多了。很多同学的成绩都大幅下滑 ，我也不例外。但是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初中，我的学习是非常刻苦的。一年多后，我以较好成绩考到了乡中心校的初中班。全班三十六个同学只有二十个同学考上初中，十六个同学从此止步于小学毕业。这无疑断送了他们的前程。初中两年中我们遇到了更好的几位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年近五旬的男老师，姓杨，语文水平很好。教数学的老师先后换了三个，第一个是姓董的教导主任，第二个数学老师是一个高中毕业到我们学校代课的女老师，姓陈，第三个数学老师姓黄，后来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客观地说，他们的教学水平一般，不算好也不算差，教我们物理化学的老师是女副校长姓，水平一般。初中满两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六月，毕业考试时，我们这个只考上了两名同学，我意外落榜了。尽管分数位居全班第四，却离高中录取线差了近十分。那时候，能够考上高中，可以说比现在考大学难多了。就在我们灰心丧气准备回家务农时，学校领导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全乡六个初中毕业班中选拔五十名中考成绩靠前的同学参加复读。我自然是复读生之一，而且还进行了张榜公布。这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凭考试成绩而非推荐被列入复读的一次机会。我们复读的学校定在了本乡那个名叫胜利大队第二队的那所曾经的小学校里。教我们语文和政治的老师姓杨，大约五十一二 ，教数学的老师名姓张，大约三十六七，教物理化学的老师姓陈，大约三十二三岁。他们的教书水平明显好于之前的几位老师。就在这一年的复读中，因为有几位优秀的老师，加之我的刻苦学习，我的成绩一直位居全班前茅。实话说，我除语文成绩靠前外，数学政治和物理化学只是位居中上，各科都不是特别拔尖的，时常羡慕那几个数学和理化成绩第一二位的同学，感觉他们就是天才。但是，但我不偏科。所以，中考的结果令大多数同学和老师感到意外，除一名改名换姓的同学预考上中专，并在正考中考上县师范生外，我居然考到了全班第一，而且所考分数超过了中专预考线。可惜我当时缺乏自信，居然只报考了高中，没有报考中专。不然，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机会考上包分配的中专生。我们这个复习班一共考上了七名高中生，一名师范生。老师和同学都为我没有报考中专而惋惜，但他们大多都认为我可能被县中录取。哪知道，我这个成绩离县中还差了大约四五分。但我并不感到遗憾，毕竟到县中去读书会花更多的钱，这是我们这个家无法承担的。那时，家里的现状摆在那里，母亲的多病，二哥左腿骨髓炎的长期治疗，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大哥和二姐的婚姻也需要父亲操持。因此，父亲对于我的读书是无暇照顾的，也没有时间和金钱给予我特别的照顾。那些年苦累缠绕着我们这一家，死死地缠绕着父亲，仿佛上天安排的对父亲当年过错的报复。试想，当年父亲不去写那一封信，不用那么忧国忧民，就当一个碌碌无为的好好先生，那一定没有现在这般苦累，也不会牵连一家人跟着受苦受累被人欺负。可铸就的事实无法改变，生活还得继续，父亲还得继续苦累下去。
1980年9月1日，我踏上了区中学的高中学堂。此时，我没有一件棉袄，只有一件二姐给我打的一件黑色毛衣，更没有几件好一点的换洗衣服。经常穿的是一件黄衣服和一件穿了四五年洗得发白的蓝斜纹，后来还有一件衣领上打了一圈白色垫子的二哥穿剩下的黑色的确良上衣，裤子就只有穿了多年的两件黑色的。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双胶鞋，上学到十月份时，天气渐冷，我依然穿着一双破旧的泡沫凉鞋。读高中后，我们学校每月有十一斤二两补助粮，其中细粮占百分之六十，粗粮占百分之四十。每月购买补助粮是需要一元八角四分钱的。我每周要从家里带上两斤多大米，带上一小瓶咸菜，大多是不好吃的泡萝卜，或者没有一点香味的榨菜，早晨和中午是蒸饭或者打饭吃，没有钱吃菜，更别说两角多钱一份的回锅肉了，吃肉那是班上极少数几个有钱人家的娃儿才有的福气。我读两年高中，一次菜也没有吃过，尽管只有五分钱一份，更没有吃过一份肉，虽然只有两角五分钱一份。毕竟 ，那时的五分钱都是特别难找的。我读高中后，照样刻苦努力，但是，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之吃得很差，所以经常生病是无法避免的，在高中两年期间，因病被迫请假两天以上的不下二十次，更有一两次超过了一周，以至于数理化成绩本来不错的我因为生病耽误了学习，到后来怎么也跟不上老师的节凑了。高一结束时，我的期末考试尽管位于中上水平，但是分科时，我毅然决然选择了文科。以为文科只需好好背课文背历史背地理等等就能赶上去。结果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对我的选择感到了遗憾，教化学的他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班主任，管理非常严格，以至于我们两个应届高中班的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悬殊很大，一样的考题，我们八二级二班的平均单科考试成绩比八二级一班的多了二十多分。比如我们班语文数学平均成绩为七十六分，一班的语文和数学却只有五十一二分，我们班绝大部分都及格了，而他们是绝大部分没有及格。这就是管理是否严格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特别感恩王老师。我之所以选择文科班，实在是因为生病耽误学习数理化特别是理化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高中第一学期，我因为吃穿得差，吃得差，平时性格内向，但学习成绩靠前，老师和同班同学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第一期助学金评比时，我和一个姓杨的女同学得到了最高标准的助学金，一共六元。这可是全班同学通过无记名投票，把最困难的两个学生给写出来的。真是要感谢这些善良的同学们啊！当时的六元钱，相当于现在的六百以上，我领到后，有同学建议，你现在没有一双胶鞋 ，可以去买一双吧，天气太冷了，于是我把这六元钱拿去街上的供销社买了一双价值六元的胶鞋。结果，有一天班主任王老师在教室外的走道上突然看着我问，你的助学金怎么用的？我老实回到说，我买了一双胶鞋。王老师看了一眼我脚上的新胶鞋，有点不高兴地说，助学金应该放在助学上，比如买一些学习资料。当时，我的脸色绯红，只顾埋着头不敢正眼看他。我想王老师说得没错。可是，那时候我实在怕冷了，加上我与父亲之间是没有感情，他对于我不会也没有能力特别照顾，我也从来没有奢望得到来自父亲的金钱支持。而且父亲回来不久，面对的烦心事太多，加之子女并不全都听话，渐渐地就会因为一点小事大发脾气，偶尔还会打人。他越是这样，大哥二哥二姐越是不听话，此时我虽然在读书，周末回家后，我明显感受到家里的不和。烦心事太多，加之父亲还当上了生产队长，他没有把心思放在培养我上，当然，那时的客观情况，他也无力培养我。尽管多年来我不理解父亲，却又不得不理解他当年的苦衷。
两年后的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高中毕业了，那时我们文科班进来了二十多名复习生，作为应届生的我，尽管第一单元的考试考到了全班第三，但是后来的几次考试我就远远跟不上这些复习生了。那时，高考招生名额有限，不如现在的十分之一，所以，要想考上大学或大中专无异于攀登喜马拉雅山。我们区中学的升学考试是预考大学和毕业考试。而县上分配给我们学校三个毕业班（其中理科复习班一个两个应届毕业班中包括文科复习生二十多人）只分配了六个预考名额，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应届毕业生都没有希望预考上大学的。很多应届同学都认为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做法。但是我们又无能为力。所以，考试的结果是，应届毕业班中只有一个预考上大学，复习班中有五个同学预考上大学。其中包括文科班复习生两个 ，不久后的正式考试结果，一共有四个同学考上了中专，并且全是复读生。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当我们即将各奔东西时，我文科班的班主任罗老师宣读了二十个名字，其中包括我，他说，这二十名同学是我们班上毕业考试成绩位于前二十名的同学，经校领导研究决定，你们有资格参加复读，这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一批同学。结果，我高兴地回到家里把这一消息告诉父母亲时，父亲却说，你确定复习一年就能考上大学吗？我无言以对，然后，他说，我们家你是高中生，在我们生产队甚至整个大队都是文化高的了，算了，你也看到了家里的现状，你二哥患骨髓炎多年，虽然有所好转，但身体虚弱，庄稼又刚刚包产到户，你得回家帮助务农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接受父亲的决定，尽管母亲在一旁问我还想不想复习，但我还是服从了父亲的决定。
高中毕业后不久，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务农，那时后，我们家的水稻田里已经长出了一些稗子（稻田里一种杂草），每天我和二哥由父亲去田里把这些稗子给寻找出来然后连根拔出。偶尔会和父亲一起挑着化肥去田里撒下一些肥料，以确保稻谷的正常生长。此时，父亲已经当了一年多队长，一九八二年春，他亲自组织社干部和作业组长一起将集体田地一块一块地划分给了每一家农民。包产到户，这是父亲最高兴的日子，也是他一九六二年前就极力主张的梦想。今天在他手上实现了，就算再苦再累也是高兴的。须知分到各家各户的庄稼比之前集体化的好多了。加之杂交水稻开始普及，我们这个生产队的绝大部分农民都栽种了一根苗的杂交水稻。别看刚刚栽下的只有一根，它的分蘖能力却是相当的强。一根可以发展到十几根。农民朋友看到这长势喜人的杂交水稻，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父亲觉得杂交水稻将极大提高水稻产量，农民的积极性也一定会越来越高。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很快就要实现了。但是，那时农民缺钱花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让我出门跟一父亲的一个朋友——我们同一个乡的包工头郑老师去学挂砖。父亲为啥决定让我去学挂砖，而没有选择腿病刚刚痊愈的二哥去，我猜想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我文化高一点，可以学到更多有关建筑的知识，二是我刚刚高中毕业，对干农活还不在行，而二哥比我大近四岁，劳力也比我要好。可是，父亲决定让我出门学挂砖的手艺，二哥是不满的，在他心目中，学一门手艺，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父亲居然只选择让我去，所以，当我出门学手艺的一周时间里，二哥就在家里装病一周，或者以装病的名义抗议父亲的决定。现在想来，二哥那样子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出门那一天大慨是公立七月初，我清楚地记得田地里的稻苗正茂盛地生长着，到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我是那天下午两点多跟随郑老师的侄儿郑牛儿一起赶火车去达县那个烤烟厂工地的。这个烤烟厂工地挂砖部分是郑老师承包了的，其它基建部分和预制板安装则是另外两批人马负责。花一元二角火车费到达达县火车站后，我跟随郑牛儿徒步约两公里后，就来到了那个正在建设中的达县烤烟厂工地。我被郑牛儿带到他的幺爸郑老师面前后，四十多岁的郑老师很和蔼，他安排我和大家住在正在建设中的一个预制板楼房中，我将席子以及带起的被盖和一套夏天穿的衣服安放好后，郑老师说从明天起你和另外一个王姓小青年给四楼的四位砖匠师傅挑水泥浆，挑水泥浆的铁桶和扁担自己在工地上找。徬晚十分，我在工地上找到了一担可以装一百斤水泥浆的铁桶，可是没有扁担，找遍了整个工地，只找到一根小碗粗的松树棒棒。没办法，我只能用这根粗壮的松树棒充当扁担。那天晚上我们附近的伙食团吃了一大碗大约四两多的白米干饭，迷迷糊糊睡了一晚上。早上六点过就有人喊吃早饭了。我们七八个工人来到住宿外临时搭建的伙食团时，一个四十左右的炊事员给我们一人分配了一个大馒头，舀了一大碗白稀饭。大家吃饱后，大约六点半就开始各就各位上班了。我挑水泥浆的楼底下是一位年近五十姓张的农民在用圆撬负责水泥的搅拌，我看他的劳力很好，换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一大堆水泥沙和水那么轻易地搅动，而且达到均匀的状态，这真不是一件轻松活。我们放下铁桶，张师傅一锹一地把水泥浆倒给我和那位小王青年的铁桶里，然后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四楼上爬去。我这粗糙的松树棒扁担和肩上近百斤的水泥浆，让我感到特别吃力，每向上迈进一步就会感到特别沉重，白嫩的肩膀被凸凹不平的“扁担”给压得生痛。但是，我不得不咬牙坚持。第一天，我从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半，除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半小时外，一共连续不断地挑了接近十个小时，起码挑了八十多挑。荒唐的是，那个和我年龄相当的小王，因为他哥哥在四楼挂砖，而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哥哥居然一个人负责一边较短的围墙挂砖，另外的三个挂砖师傅在较长的一边挂砖。小王却只跟他哥哥一个人挑，我不得不给这边三个砖匠师傅挑水泥浆，而装泥水浆的铁桶只有三担。所以，当我挑上楼时，我前面的那一担铁桶刚好用完，我不得不立即挑起那担空桶快速到楼下挑水泥浆。而那个小王却悠闲地等着他哥哥用完这一挑水泥浆后，才慢悠悠挑着空桶到楼下挑水泥浆。也就是说，当我挑完三挑水泥浆时，那个小王才挑一挑，这样子，过了大半个小时，楼下负责水泥浆搅拌的张师傅发现了问题，他我看着我说，那个小王怎么回事？他怎么这么久才挑一挑？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个小王在给他哥哥一个人挑，他哥哥用完了他才下来。张师傅听了非常生气，说，他妈的，这娃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懒耍奸，太不像话了。估计是张师傅看到了我累的那个狼狈相，为我打抱不平吧。所以，当那个小王下楼挑水泥浆时，张师傅很气愤地批评了他几句，可接下来，他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理会张师傅的指责。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依然如此，依然只是跟他哥哥挑，尽管其他几位师傅都有点看不惯他了，甚至张师傅多次批评过他，但他大慨是依仗他哥哥在工地是老师傅的缘故，一点也不感到羞耻。直到我上班第六天，那天下午六点过，我的肚子突然疼痛难忍，却坚持挑完了最后一挑。下班吃晚饭时，我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张师傅看到我脸色苍白，大汗淋漓，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疼，不想吃饭，我要去睡了。这时，在伙食团吃晚饭的包工头郑师傅得知我肚子疼，立即找到我，希望我少吃点，我勉强吃了一点饭后，郑师傅大大方方给了我一张五元的钞票，他说你吃了饭一会儿去达州火车站弄一点药吃。吃饭后，我感觉有了明显减轻。大约是因为天气太热，又太累的缘故吧。晚饭后，包括郑师傅在内的五六个工人师傅陪同我一起去两公里外的火车站玩，达州火车站干净开阔很热闹，这是工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我在那儿买了一块多钱的止痛药，并当场吃下。渐渐地肚子就不疼了。和他们一起转了一圈达县火车站后，我们又往回走。此时，一阵凉风吹过，我们感受到了凉爽。我的心情突然变好了。感觉再苦再累都将过去，当了师傅就轻松了。
在这短短的六天挑水泥浆的时间里，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当初到来时的一百零三斤，一下子降到了九十八斤，我原本白白的皮肤变成了黑黄色，跟非洲人差不多了，我的肩膀被那个七八斤重的松树棒“扁担”磨破了几层皮，血痕几乎就没有干过，而我的整个背部全都脱了一层皮，这样的变化，张师傅最清楚，那些工人师傅也看到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发声，毕竟你再有文化，来这儿也得首先当一段时间的打杂工。打杂时间通常是一年左右，有的超过两年，然后，师傅根据需要才决定你是否学挂砖的手艺。如果没有新的打杂工出现，那么你可能一直打杂下去。工地上的打杂，说白了就是下苦力，而且，工资最低，那时候，一个师傅的工资大约二元五左右一天，但是一个打杂工只有一元二到一元五一天。是师傅的一半。师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老师傅比新师傅要高一点，刚刚学挂砖的，比打杂工稍微高一点，一天的工钱大约一元五六。这方面包工头自有他的一套考核办法。
那天晚上，我和郑师傅等人一起回到宿舍楼后，我看到张师傅来到郑师傅面前，然后交流着什么。几分钟后，郑师傅走到我的面前说，小陈，你挑水泥浆可能太累了，明天你去筛沙子，要轻松一点。我点头同意了。这显然是张师傅的建议也是郑老师对我的照顾。那个比我年龄大，力气也好的男子顶替我挑水泥浆的活。第二天一早，顶替我挑水泥浆那位筛沙的小伙子把我带到了他筛沙的那个工地，只见现场堆了一大堆有着许多小石子沙子，紧挨着这堆沙子的地方撘了一个三脚架，三脚架中间悬挂着一个圆形的比饭桌还大的铁筛子，我的工作就是用圆撬把从河边拉来的原始沙子转移到铁筛子上，然后用力筛沙，把细沙留在地面，把筛子上面的石头以及其它杂质抛到另一边。等到筛下的细沙和抛在一边的石子足够多时，就用圆撬把它们分别转移到一旁，以避免重新混在一起。这个活路相对于挑水泥浆要轻松一点，但也并非想的那么简单。那时候，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筛沙， 没有任何人看得见我的劳动，除非郑师傅为了监督我有意识前来，但是，不管有没有人，我就像一个不停转动的陀螺，马不停蹄地筛着沙子。以至于那整整的一天把现场那一大堆几十吨的沙子筛了大半。就在当天下午，一位基建队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农民兄弟路过时，看着我说，老弟，都筛了这么多了，你就不知道各自休息一会儿？你这一大堆沙，足够挂砖用好几天了，你何必这样累？我似乎明白了这位师兄的话语，感觉他说得对，于是停下来歇息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卖力地干着。我想，我是出来打工的，打工就得每时每刻劳动着，似乎不这样就对不起老师的信任，那位年近五寻的张师傅不就是这样吗？那些挂砖的师傅不就是这样吗？我之前六天时间的挑沙不就是这样吗？是啊，我如果偷偷地歇息不就像那位挑沙的小王一样是个偷懒耍奸的吗？所以，我没有停歇，继续卖力地筛着未筛完的沙俄，直到六点半下班为止。
晚饭后，从外地回来的包工头郑师傅宣布了一件让我从此改变命运的事：他说，各位工友，刚刚接到通知，从明天起工地停水停电三天，大家愿意回家去的可以回去看看，但是大后天下午务必全部归队，不愿回去的可以到达县城里去看看。大家听到这样的消息，顿时欢呼雀跃，大家像过年一样高兴，除个别外，大家都愿意回家，看看父母，看看妻儿，看看庄稼。第二天上午，我和另外两个同一方向的年轻小伙来到达县火车站，各种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其中我和同乡郑师傅的侄儿郑牛儿在临巴火车站小车，那一位小伙在我们前一站的流溪火车站下车。我和郑牛儿下车后，约定后天下午两点在临巴火车站集中，火车正式出发时间是两点三十多分。徒步回家走进自己的村子时，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此时，田野被茂盛的稻禾覆盖，部分田块已经出现稻穗儿，炎热的太阳普照大地，村民们都躲进了各自的家里或者在房前屋后的竹林坝或树林中乘凉。当我满头大汗走进院子时，第一个发现我的是大母，她大约是看到我变黑的样子突然发出惊叹声：哎哟，侄儿呢，咋才几天时间你就变成这样了？接着，我看到了走出门的母亲，母亲看到我的样子，有些痛惜的样子，然后，她说这么热，你怎么不把白衬衣脱掉？当时我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当母亲帮我脱掉这一周都不曾洗过的灰不溜秋的白衬衣时，她看见了我长着茧巴的肩膀，看见了已经脱了一层皮的整个肩背。那时，我看到了母亲含着的眼里，这时，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十多人了，有的问我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有的问我在哪儿上班，有的问我老板抠不抠，更有人说，一定很累吧？我说，在建筑工地干活，要修五六层的大楼，才去的就是打杂工，哪有不累的。接着，母亲说，你还怕累，你二哥因为没有去成，从你走那一天起，已经使性子一周了，天天睡懒觉，不干活，你年纪小几岁，要是觉得累，就让你二哥顶替你去学徒弟。我没加思索地回答说，如果他真想去就让他去吧。大约是二哥听到了我和母亲的对话，睡在大门左侧草房里的二哥突然抿着笑走了出来。此时，做梦都想学门手艺的二哥，听了我说的话，一定是非常高兴的。接着，一脸严肃的父亲从楼上的卧室走了下来，他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言语，然后，他挑着一担水桶到河边去挑水去了。这个时候，父亲还是生产队长，他既要忙于家里庄稼，也要忙于生产队的一些事情。家里的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大哥结婚后已经分家在河对面买的半边保管室里居住。对于我决定让二哥顶替我出门学挂砖，他没有任何表态，大约是默许吧。毕竟他看到了我瘦弱的身体，我也相信，父亲之前坚持让我出门学挂砖的理由，并不是偏心，而是认为我文化高一点，学手艺会更在行，也许将来会成为一个建筑方面的能手，加之我刚刚高中毕业，身体偏差，力气也小，让我出门学挂砖的手艺自然有他更多的理由，可惜我却辜负了父亲的愿望。父亲之所以不表态，一方面怕伤了我的心，另一方面，既然我都表态了，也不愿意再次去伤了二哥的心。试想，如果父亲执意让我继续去工地，那么二哥就必然会更加不满父亲对他的不关心。所以，父亲选择了沉默。第三天下午一点刚过，二哥带了一套换洗衣服，从母亲手里接过了来自于父亲下力换来的两元钱，然后，和我一同向临巴火车站走起。母亲送了我们一节，跟二哥说了一些出门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注意与人交往之类的话，父亲却默默地没有任何话语。接近下午两点钟时，我们来到了临巴火车站，不一会儿，郑牛儿也出现在了候车室。我带着比我高一点的二哥来到郑牛儿身边，我向他介绍这是我二哥，这次是顶替我去的，郑牛儿看了二哥一眼，然后“哦”了一声，接着我说，跟你商量个事，可不可以我们两兄弟都去？工地好像还差人。哪知，郑牛儿突然突然提高了嗓门：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没再说下去，二哥和郑牛儿各自花一元二角钱买了去达县火车站的票，大约两点三十五分，火车就出发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就能到达目的地。看着火车离开的时候，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在月台上，心里还是有点难过，我无法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但那时候，作为一个农村青年，能学到一个手艺，就可能改变命运，可以娶到老婆，可以通过挣到的钱，修一套像样的房子，可以置办一些家具，买一些好吃的、好穿的，可以买几头猪崽，让家庭副业得到壮大。单单凭借一身劳力，靠种庄稼，是不可能致富，也很难改变命运的。
我回到家里后，开始每天与父亲一起参加劳动，跟母亲一起去割猪牛草，有时候也会跟着父亲到大山上挑几挑力资，或者背了家里的蔬菜到镇上去卖。那时候，农村缺钱花是普遍现象。一个农民家里能拿出一二十元现金的都只是极少数人家。那是需要家里副业搞得好，比如一年喂养了两三头肥猪，种出了上好的早蔬菜，他们把肥猪卖了，或者蔬菜卖了就能有一定的钱花，给子女买几件好一点的衣服，一个月吃上一两次猪肉也是有可能的。这样的家庭通常是劳动力多，家庭团结，大多勤劳而且身体健康的。但是，大多数人家是做不到的。像我们这样多灾多难大多身体不好的家庭更是不可能的。所以，父母亲的衣服包里，通常情况下是空的，偶尔会有几元钱或者几角钱的余剩，更别说有存款了。
时间过去四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公社的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让我到乡办企业去工作，此时，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原来，公社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在距离乡政府约一点五公里的地方修了一套一楼一底地面积大约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命名经理部，楼下有四个门市，楼上除一个会议室外，还有几间小卧室兼办公室。这个经理部招收了五个工作人员，除一个负责做饭的炊事员是男生外，其余四人都是尚未结婚的女生，分别是公社副书记的女儿，副乡长的女儿，企业书记的女儿，供销社副主任的女儿，几位女生负责布匹、副食、油盐及日杂的销售。另外，位于公社外约一里处的乡办酒厂兼办公用品销售店安排了另一个副乡长的女儿，主要负责白酒和办公用品的销售。乡司法员的儿子小杨和我被分配到大山脚下的两个煤厂上班，主要负责煤厂的管理。为啥大多是干部子女，唯独我一个人是普通百姓的儿子，原来，乡干部们都知道我父亲曾经遭受的冤案，所以他们都特别同情我的父亲，所以对我是特殊照顾。据说当初就是安排我去当会计的，而事实上，我对会计业务一窍不通。那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小杨所在的煤厂距离他家只有两公里远，每天都可以回家。而我所在的煤厂名叫高洞桥，位于大山脚下，距离我家大约八公里远。走得快点得一个半小时，走得稍微慢一点起码两个小时。实话说，当时是渴望分到经理部的。那儿既闹，又相对轻松，还有那么多漂亮的女生。我们的月工资都是一个样，三十六元，没有任何补贴。一九八三年春节刚过，我们就上班了。我去煤厂时，煤厂有一个姓黄的年近五旬的厂长，一个姓黄的年逾四十的会计，这个黄会计是乡企办室大会计来兼任的，他每月末最多来厂里一两天时间，把账做完了就走了，基本不在这里上班，另外，还有一个四十多岁姓杨的窑管师，一个五十出头的炊事员老董。老董除为十几个工人和几个管理员煮饭外，还要负责过码门秤 。由于厂长天天回家，又都是管理现金的，所以，卖煤炭的工作就交给了我。这个工作被工人们看作是最吃香的工作岗位。但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希望的是，企办公把我们带去培训会计业务，然后从事会计工作。这对于今后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名义上说我是去当会计的，而且煤厂之初工人和管理人员都称呼我陈会计时，我却是名不符实的。卖煤炭，就得坚守好岗位，白天黑夜都得坚持在煤厂里，除春节外，没有节假日，急需离开煤厂必须得跟小学都没毕业的黄厂长请假。
你得坚守好岗位，白天卖好煤炭，晚上和老董看好媒坝里的煤炭，每天傍晚下班时，把一天收到的钱清理好，除留几块零钱用于找补外，其余全部交给我，当天要盘点一下卖的煤炭和现金有没有差错，如果年终盘点差了煤炭你得负责……这是黄厂长把卖煤炭的发票交给我手上时的原话。我只得点头表示一定按原则办事，一定和住在厂里的炊事员老董看好煤炭，避免被偷。我就这样，每天早晨六点多就起床了，因为有早起前来挑煤炭的人，他们大多是给砖瓦厂、糖房、榨菜厂或者铁匠铺挑力的，如果没有想睡懒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挑着煤炭悄悄溜走。据说这样事以前就发生过好几次，有一次被抓住了，还罚了款，写了检讨，这样子才有所收敛 。所以，我不得不提防一些心术不正的下力人。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最可气的是，黄厂长只是每天九点多到厂里，下午六点左右收了卖的钱就回家了。那时，工人是计件工资，一个煤厂工人每月能大多只上二十余天，得到的工资大多只有三十多元，个别出勤率高的也就四十多块钱。但是，我们的黄厂长一天只是动动口，收收钱，每月工资却是四十八元，那个一个月只上两天班的会计一个月四十五元，炊事员老董四十元，我能也就三十六元。坚守时间最长干事最多的是我和老董。但是工资却是最少。我当然不会计较，毕竟我是刚刚参加工作的，虽说是管理员，却不是领导 。通常情况下，我每天卖煤炭的钱大约一百五十元左右。当时一百斤的煤炭就是七角五分钱。如果遇到砖瓦厂来买煤炭，那么就可能是四五百元，但是这些砖瓦厂老板通常是赊账的，直接跟厂长打交道。他们会预交一部分，大部分是厂长上门去收，这样子的结果可能是他收了账不交给我开票，我要是问他时，他往往会搪塞说没有收到或者收不到了。那么我就得告诉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要是今后盘点差了煤炭也应该减出来。他回答说那是，然后说你不要担心，尽管每天按发票上的钱交给他就是。大约两个月后煤厂来了一个姓楚的工人大哥，此时他已经三十出头，来自于十多公里外河西那边的农村。因家贫，还未结婚，进一步了解得知，他是黄厂长的舅老官—其实是厂长老婆同一个院子的堂弟，并非直接亲戚。这个老楚到来后给我们增加了活力，至少晚上，我们这个位于大山脚下的煤厂有了三个人坚守。而且晚饭后会聊上一个多小时的天。那时的煤厂是用煤油灯照明的，只不过人人都有一把手电筒。以备不时之需。我就在这个厂里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年零六个月。那时，很多人见了我都觉得我过早地成熟了，有如三十多岁的样子。是啊，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一天的快乐，每天与那些企图偷盗煤炭的小青年斗智斗勇，以维护厂里的财产不受损失，也曾抓住过一个挑着煤炭逃跑的年轻人，还遭到对方的辱骂和殴打……可是那个厂长呢？居然漠不关心，还说管得不严造成的，可他把相当长一段时间用在到镇上的茶馆喝茶，到饭店吃饭上。一九八四年初，厂里决定提高管理人员工资，我正高兴可能至少有四五元钱都增资，不料，他却自己调高到五十六元，跟黄会计调到五十二元，给炊事员调到四十三元，却以我才来一年为由一分钱也没有跟我增加 我当时气得跟他大吵了一架，终究毫无结果，以至于很多工人兄弟都为我打抱不平，说我坚守岗位最长，工作最累，居然一分钱也不增加，足见这个黄厂长太过分了。更可笑的是，明明厂里每年都有利润他却在年终决算时，开会说，今年又亏损了好几千元。可工人们眼睛是雪亮的，本指望年终可以领到哪怕十块钱的奖金吃上一餐猪肉，都没法实现。而令人不解的是，一九八四年初，黄厂长和黄会计，居然同时修建了一套一楼一底的新房子，他们还公开说花了八九千元。须知，那时的八九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我们所有工人挣到的钱只够打杂开支，他们却各自修了一套漂亮的砖瓦房。可想而知，厂里亏损的钱都去了哪儿。于是很多工人兄弟都会背地里议论，厂里的钱都被人贪走了。后来，这个被放回老家的厂长，日子过得并不好，三个儿子都不孝顺他们，六十多岁时，他在买肥料途中，下车搬肥料时，副驾驶的车门居然意外掉落，砸在他的头上，当场死亡。有人说，这是上天对心狠之人的惩罚。曾经做多了坏事缺德事，也许终将得到恶报。
自从我从一九八三年二月下旬到乡办煤厂上班后，我的父亲就再也没有挑力了，也没有到山那边挑过卖煤炭。我每月发工资后，除留几块钱买书和打杂外，都会第一时间把剩下的全部交给母亲。基本满足了家里的日常开支。以至于后来，父亲经常跟母亲说，我们家五个子女，老幺是最不自私的一个。是的，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也没有把个人问题放在心上，尽管当时几个同龄的村社干部子女都已经结婚生子。我却依然单身。只是在媒婆的介绍下，看了两个女生，都是因为对方文化太低被我拒绝了。一九八三年八月底的一天，父亲在田里收割稻谷时，在他将一把谷草摔向一边时，他的右手居然无法伸直，就仿佛僵硬了，用左手时也一样。他突然意识到可能身体出现了问题，那一天，他和母亲坚持收完了一个七分田的稻谷，还坚持把打在拌桶里的谷子全部挑回了家。接下来几天，父亲和母亲坚持收完了我们一家近三亩的稻田，那双手依然不能无力，不能将稻草抛在一边。本以为是一点小毛病，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而且也没有什么疼痛感。在母亲再三催促下，父亲到去医院弄了些药吃 ，还贴了膏药，结果毫无效果，再后来去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不出所以然，依然是弄了一大堆药吃，仍然无效果，渐渐地，父亲的颈椎病也发了，后背和手上的肌肉出现了萎缩，到县人民医院做了进一步坚持，没有明确结论。此时，父亲的无名疾病越来越严重，饭量大减，舍不得花钱的父亲不愿意到大医院去检查，他知道，到大医院去会花更多的钱，而我们家是没有这个能力承受的，尽管我每月按时给家里送回三十元工资，但因母亲身体不好，加之二姐交男朋友时用了男方六十多元钱，后来不愿意继续下去，父亲不得不还清债务。所以家里基本上是没有积蓄的。看着父亲日渐消瘦，我决定贷款带父亲到重庆医学院去做一次详细检查。一九八四年四月初，我在龙潭信用以我的名义贷款两百元，然后带着父亲去了重庆医学院。为什么选择重庆医学院？原来，我们生产队一个姓戴的老婆姓陈，她辈分比我大一辈，我称之为大姑，她的一个妹妹在重庆医学院当护士。这个妹妹过年时偶尔会回故乡看看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她是一个比较重视亲情的人。我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找我们一个队的戴叔叔向姨妹妹写了一张简短的纸条，大意是：陈某某，是我们同一生产队的人，曾是乡干部，为人正直，今患不明疾病，前来就医，望妹妹多加帮助为盼。落款写了戴叔夫妻名字。我向煤厂请了一周时间的假，然后，我大母家已经十六岁的三儿子，我的堂弟陈力在他母亲的允许下决定陪同我们一起去。堂弟的一个大姨婆住在重庆的北碚区，据说是解放前夕逃难到重庆去的，然后在重庆北碚区安顿下来。堂弟陈力跟随他大哥一年多前去过一次，这次是带着我和我父亲一同去他这个大姨婆家暂住几天，一来可以节省些住宿费，二来可以在他们家吃几顿饭，还有堂弟给他的大姨婆送去了一些好吃的。我们深知，大母是一番好心的。为了表示感谢，我们在家里把两块上好的一直舍不得吃的腊猪脚，还有几块最好的腊肉分成两份，每份近十斤，一份预备给这个大姨婆，一份预备给重庆医学院那个我后来称之为幺姑的护士。我花钱买了我们四个人到重庆的火车票。那时是慢车，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两分钟以上，那时车速慢，我们坐了大约五六个小时才到达重庆菜园坝，此时，天已黑下来。我们连夜饭也没吃，立马凭借着堂弟的印象和路人的指引，用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堂弟的大姨婆家，一处简陋的居民家里。此时大约是晚上九点。堂弟把我父亲和我向他大姨婆做了介绍，他的大姨婆有些为难，说他们家也没有睡处，你叫他们各种出去找住宿。我将行李——装着腊肉的背篓放在客厅的一角，正准备将我们带给他们的礼品取出来送给他们时，那个年近七旬的男主人也开始抱怨起来，他说这么晚了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我和父亲无言以对，这个时候出门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可以找到住宿。于是父亲说，我们就在桌子边上休息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就走。那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婆没有再说什么。她开始收拾客厅那个宽敞的大床，然后安顿好我的堂弟睡下，那个年近七旬的老头，堂弟的大姨公也睡在那个床上，事实上，就算我和父亲一起睡在这个大床上一点也不挤。但毕竟是人家的，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他们。这个家里还有一对三十七八的夫妻，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那对夫妻中，女的看上去年轻漂亮，穿着华丽，是堂弟大姨婆的女儿。据说在重庆某单位当中层领导，正是她踌躇满志的时光。那个三十七八的男人高大伟岸，据说也在重庆某单位当领导，是这个年轻女人的丈夫，也就是堂弟的表姑爷。这两个单位的年轻领导，对于我们的到来，漠不关心，似乎我们就像一团看不见的空气，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孩是他们的宝贝女儿。他们都各自住在另外两个卧室里。这晚，小女孩的姥姥跟她睡在一个床上。我和父亲就在桌子边上迷迷糊糊地应付了几个小时。那天晚上，包括我堂弟在内整整饿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醒来，准备离开时，堂弟的大姨婆，给我们煮了一碗面条。本打算拒绝的，看父亲那个病痛的样子，我们还是吃了下去。我正准备给这个大姨婆几块钱时，大姨婆说，你们去招待所住，我们这里住不了。实话说我们是理解她的。只是他们的态度有点令人难受。而且那个老头子，总是马着一张难看的脸。好像我们偷了他家东西一样。
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至今难忘。我们告别了堂弟，然后我说，等我父亲看完病回转时就来叫你。堂弟同意了。我们背着预备的腊肉走出了这个家。出门时，父亲说，本打算把这一半吃的送给他们的，没想到是这样的态度，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些东西到时候一起送给你那个隔房幺姑。我说好的。我们出门通过问路，很快找到了公交车站，然后来到了重庆医学院。我们在重庆医学院那个接待室，问到了我们要找的人，电话打到了护士站，很快，一个身穿白大褂面容慈祥约四十二三的女人走了出来。我立即把那张纸条递给她，她看了一眼，然后说，你们跟我来。我们跟着她一路，跑了几个窗口，因为有她这层熟人的缘故，我们很顺利地挂到了三天后的专家号。要不是熟人，可能十天半月才能得到专家的检查。这一幕令父亲感动，也令我感动。走出医学院，幺姑建议我们就住在袁家岗招待所，一来住宿便宜，才两元多一晚，二来离这里很近，方便就医。走出医学院，我们把装在背篓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送给她，但她却拒绝了，在我和父亲的再三请求下，她才收下。然后，她把我们送到了袁家岗招待所。这时的父亲，双手抬不起来，颈椎骨质增生，头也无法正常抬起。他上半身的肌肉已经萎缩了一半以上，但是，他在我的引导下还能走路。我是第一次到重庆来，父亲建议我们坐公交去看看重庆长江大桥，于是，我带着父亲来到公交站去看了重庆长江大桥，还在那儿照了两张相片，接着的两天时间里，我还去看了嘉陵江大桥，看了朝天门，去了鹅岭公园等等地方。第三天上午九点过，我按照检查时间带着父亲来到了那个科室门外，此时护士幺姑也来到了这里，不一会儿，她在跟主治医师交流着什么，接着，通知我扶着父亲走进了那个检查室里，走进房间时，整个房间里围了七八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他们开始认真地检查起来 ，经过大约二十多分钟的会诊后，医生让我把父亲送到门外的椅子上坐下，接着 一个男医生通知我进去。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医生告诉我说：你父亲得的是一种肌肉萎缩症，是长期肌营养不良所致。他说完，将一个检查报告单递给了我。报告单显示：脊肌萎缩症…接着，那位医生说，目前，这个病是一个世界难题，还没有治愈的良药 ，我们给他开一些药吃，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回去之后，他想吃什么就尽量满足，你懂吗？我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原以为可以治愈的疾病，却是一个不治之症。我檫干眼泪，然后去交了一百多元的药费，取到了一大包药，然后带着父亲回到了袁家岗招待所。当天下午，我坐公交车去通知了堂弟，约好第二天下午在重庆火车站会面。第二天下午，我堂弟坐着公交车来到了车站，我再次给他买了车票，然后回到了家里。父亲母亲都知道了检查结果。
很村民知道后，为父亲的不幸感到惋惜，要是他当年不写那封信 ，也不至于劳动改造，不劳动改造也就不至于得这样的疾病。所以很多村民建议父亲继续上诉，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子女一个交代。事实上，父亲刚刚回家那会儿，多次向县法院提出平反要求。但是，县法院那个曾经的主审法官张某，始终认为，我父亲当年那封信是被定性为反革命纲领的，现在突然要求平反，他不敢做出决定，所以一拖再拖，直到一九八零年，在父亲的再三诉求下，他们才谨小慎微地给予了我父亲一个意义不大的平反决定：免于刑事处分。那意思是说，我父亲的那封信还是存在问题，只不过不足以判刑，所以给予父亲一个免于刑事处分的决定。结果是，既没有恢复党籍，也没有恢复工作。只是在心理上给予了父亲一些安慰。根本就没有彻底平反昭雪。于是，在村民的鼓励下，在母亲的坚持下，一九八四四月底的一天，父亲带着之前写的申诉书复印件，由母亲带着踏上了通向成都的上诉之路。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后，我的父亲母亲，来到了四川省信访局。在那儿，他们遇到了正直善良的好官，一个年近六旬的信访局领导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句读完父亲的申诉后，给震惊了。他问，这是你写的吗？父亲回答说，是，这是当年的原始资料。于是，这位有些秃顶的领导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县信访科科长核实情况，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接着他又向我们县法院和检察院的有关工作人员核实。得到了同样肯定的答复。这位经历过风雨的领导，当即向父亲表示：你当年能写出这么好的建议信，足见你有超前的眼光。也是我们当下正在执行的政策。你放心，明天你就回去，立即给你平反昭雪。但是我的母亲不同意，她害怕回来了当地有关部门继续拖着不办，之前申诉了三年多才得到一个免于刑事处分的结果。这一次，无论如何请求省领导做主给予彻底平反。真不愧是一个好领导啊，那位领导立即表态说，那就这样吧，我们马上通知你们县上有关单位的同志到省上来解决 ，父亲母亲高兴地回答说：好！于是第二天下午，省委信访局迎来了我们县上的信访科长，县法院和检察院的有关办案人员。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这位信访局领导主持招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宣读了父亲的上诉请求，原原本本读了一遍那封写给中央的建议信。县上有关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说明了为啥不敢彻底平反的理由，根本原因是我父亲当年的信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纲领的。接着那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批评了县上一些人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这位领导的主持下，当即拍板给予我父亲彻底平反。鉴于父亲身患疾病，按照退休处理，月工资三十五元。这是当时乡干部退休人员中工资最高的标准。父亲被接回老家后先后住进了县中医院，不久又转入了县人民医院。医疗费用实行记账处理，由财政局全部报销。可惜，这一天来得太晚了，父亲住进县医院不足两个月，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被病痛折磨成不像人样的父亲，强行拔掉了插在他鼻孔里的氧气管，结束了痛苦的一生。享年四十九岁零九个月。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周，他通过前来看望他的信访科长，请求能见一见当时的县委王书记，信访科黄科长亲自把父亲的请求转达到了王书记。第二天上午，县委书记秘书带着一包水果和糖果之类来到了父亲的病房，告诉父亲，县委书记因工作忙来不了，特委托他来。有什么要求告诉他转达。一同来的还有县委组织部一名年轻人，县信访科长，区公所组织委员，区乡民政办主任。一共五个人。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也当着现场的五位领导提出：他死后不要敲锣打鼓，不要放鞭炮，他说他是唯物主义者，死后火化了就行，父亲说，虽然遭遇了二十余年的不白之冤，但是共产党坚持有错必纠的做法令他感到欣慰。所以，死而无憾，最后，父亲希望让高中毕业的幺儿子能够接班，或者安排一个工作，说我这个幺儿子正直善良，有责任有担当，一定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在场的领导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既感动，又为难。接着，那个组织部的年轻同志说，老人家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从八四年起，党政干部退休后取消子女接班。只有工人子女才能接班。县委书记秘书以及区公所的组织委员等等也都说没有政策是不可能接班的，所以，希望我父亲理解。就在这时，我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告诉他们，当前，乡镇干部都在实行招聘了，在我们乡工作的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刚刚通过招聘考试参加工作的，所以，我希望今后有招聘乡镇干部的时候，允许我参加招聘考试。在场的五位领导听了我的话，纷纷表示没有问题，他们说你是高中毕业生，还是团员，你的这个请求一点也没有问题。到时有招聘考试时，我们一定推荐你参加考试。这事就这样圆满解决了。几位领导离开时先后和父亲还有我们在场的几个子女握了手。
父亲去世后，我们按照他的遗愿没有敲锣打鼓，没有放鞭炮，送到火葬场给火化了。后来，很多人都埋怨我们太傻了，遭受了这么久的冤案，居然没有一个子女参加工作。父亲去世后，县法院和县政府分别解决了三百元钱，财政局还解决了四百五十元抚恤金 和一百五十元的安葬费。这些钱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后所剩无几，余剩的两百多元由母亲保管。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都沉浸在悲痛中，很久也都走不出来。不久，我回到了煤厂，继续着天天上班的工作，二哥也出门打工去了，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人守着那套破旧狭窄的老房子。有一天，我在街道上赶集时，听到很多年轻人说区公所要开办一个农广校，毕业后按照中专毕业生对待。第一届班主任就是我之前的班主任王老师，但要加入农广校必须经过考试录取。我和很多农村青年一样，积极报名，并参加了考试，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被录取了，而且这些学员中 有一半来自乡镇干部。大慨是八月底的一天周末，农广校学员在我们那个临巴中心校开学了。开学那一天，那个可以容纳六十多人的教室被挤得满满的。区委一把手杨书记在上课前讲了话，他说 看到这么多农村青年积极参加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他感到很高兴，凡是毕业的，都按照中专毕业生对待，因此，我的意见是，今后的乡村后备干部至少百分之五十从你们中间产生。接着他说，最近县上要招聘一批财政干部，平均每个乡一人，我的意见，至少百分之五十从你们中间产生。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家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一道就来到区公所找到了组织委员熊同志，希望让我参加招聘考试。熊同志说，你马上到乡上跟领导说，把你的名字报上来。于是，我和母亲又加快步伐来到了我们乡政府，我们找到杨书记，说明了来意，万万没想到，他的回答是：这次不得行，下次有机会再说。我们问怎么不行？他回答说，一个乡只有两个名额，前几天就报上去了。一个是乡长的儿子，一个是副书记的儿子。你说，你怎么可能呢？我和母亲无言以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多推荐一个人参考？杨书记回到说，这是区公所的决定，你就不要争了，今后还有的是机会。我们只得离开杨书记的办公室。当我们来到政府大院的篮球场时，母亲看到了她熟悉的黄副乡长正坐在地坝边乘凉。母亲带着我走到黄副乡长面前，再一次提出了我们的诉求，似乎，多提出一次就可能多一份希望。母亲近乎哀求地说，黄乡长，你看他爹遭受这么多冤枉，明明说好可以参加招聘考试的，结果我们这么特殊连考试资格到没有。黄副乡长的回答，让我们更是无言以对。他说，你们特殊？你们哪一点特殊呢？你家当乡干部的人已经去世了，人家一个是在职的乡长，一个是在职的副书记，你说说，他们特殊还是你们特殊？是啊，他们不仅是在职干部，而且还是领导。于是我们只能回家了。就在乡广播站我们遇到了那个说话特别耿直的陈站长，他听说我们是来请求参加招聘考试的，立马说，就是要找他们领导，乡上不行找上面。那天下午，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返回到区公所去找那个杨书记，结果杨书记似乎知道我在乡办煤厂上班，他看着母亲说，听说你娃儿在乡办企业工作，我的意见，凡是有工作的都不参加这次招聘考试。母亲回到说，我们乡上的两个名额，有一个是农业技术员，另一个是代课的。那他们为啥可以参加？这话似乎把杨书记给问住了。然后，他说，以后再说吧，以后有的是机会。于是我们只得灰心丧气地回到家里。
第二天，我回到了煤厂，那天下午，我义愤填膺地向县委王书记写了一封信。我把父亲遭遇的冤案，后来的平反，父亲去世前的最后请求，我要求参加招聘考试的诉求以及这次招聘考试居然全被干部子女占有，我连考试资格都没有的情况诉诸笔端，目的就是希望能推荐我参加招聘考试。第二天一早，我跑着来到临巴邮局，用挂号信的形式把这封信寄了出去。我希望王书记真的能收到，希望他能够体谅一个农村青年的诉求。当然，我没有奢望成功。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八四九月初的一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时，我正在那个低矮的厂房卧室就着一盏煤油灯看书时，屋外有人在大声地叫我。我立马开门走出房间，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见距离我卧室外两百多米处，一个老人提着一盏马灯，正向我的方向走来，他的身边带着三个十多岁的女儿。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我平时称呼为表叔的黄有华，这个长期患气管炎的老人，大概四十七八，他手下一共四个女儿，老大已经出嫁，老二才十七岁，老三十四岁，老幺刚刚十一岁， 他的老婆是一个贤惠温柔的人，每每遇见他们时，总是一张和善的笑脸。他们住在离我们煤厂下面不过两百多米远的一个草房里，他们分到家的田总共不足一亩，地相对多一点，家庭是比较困难的。但他们一家大小都特别乐观。几个女儿也特别勤劳。他们煮饭煮猪草大多烧柴，偶尔会到煤厂的土夹子堆里捡一点煤炭烧。但他们都特别自觉，从不偷媒坝里的煤炭。我们伙食团常常会缺盐巴，经常没有佐料，此时，我称为表叔的炊事员老董总会吩咐我去找黄叔要一点，顺便摘一些蔬菜，扯几株葱子蒜苗，他们家李子成熟时也会邀请我们去摘一些，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邻居。我们的关系因此非常融洽。
我带着手电筒，立即走到老人的身边，我说，表叔，你叫我有什么事吗？他气喘吁吁地说，刚刚，广播上通知，叫你明天上午到中心校考试！我说，考什么？他说不知道，我刚刚在旁边的地坝里歇凉，茶杯里没有水了，我回家倒开水时正好听到广播通知，我就听到了你的名字，也许还有其他人，我没有听到。我问，现在还在通知吗？老人回答说不知道，你下去听听吧！于是，我跟着黄表叔和他的三个小女儿一起来到他家的屋里，广播上正在通知的是哪些村的公粮和农业税还没有交清，通知这些村抓紧时间去把公粮和农业税提溜交了。通知完后，广播里响起了一首歌声，接着广播节目就结束了。我没有听到有关我考试的事情，但我确信老人不会撒谎，于是我说，明天上午我去看看。告别老人一家后，我快步往回走，边走边想，明天到底是考什么呢？会不会是……我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是参加招聘干部考试？
我跑回宿舍后 ，带了一本卖煤炭的发票，立马到位于煤坝上面的伙食团草房里，找炊事员董表叔 ，此时他已经上床了，听到我的脚步声后，他问是谁，我说，表叔，是我，明天一早我要去临巴中心校考试，麻烦你帮我卖一下煤炭，如果厂长来了就把发票交给他处理。董表叔接过发票，微笑着说，你要去考啥子呢？我回答说还不知道，是刚刚黄有华表叔听到广播通知叫我的。董表叔接过发票，然后请我在他床上坐一会儿，我说不用了。然后立马就返回了。此时大慨是晚上九点半。我急忙拿出那本曾在旧书摊上买的《高中语文复习读本》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大约十二点多才呼呼大睡。等到第二天七点钟时，我还在梦乡，突然我听到了董表叔在大声叫我，听到叫声，我立马翻身起床，一看手表已经整整七点了。我走出门回答董表叔时，他说，你娃儿不是说今天要考试吗？再睡一会儿就来不及了。是啊，感谢那个黄表叔，同样要感谢董表叔，你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带上一支钢笔，迅速锁好房门后，飞快地向着家的方向奔去。我是跑着回到家里的，从煤厂到我的家通常是一个半小时，但是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跑回到了家里，我问母亲，昨晚广播上通知了什么没有？母亲回答说，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广播已经坏了好几天了，听不到声音。我说，我要到中心校考试，有可能是参加农广校的考试，也可能是别的。我找到那本参加农广校发的《化学基础》，然后向临巴中心校跑去，这里距离我家有三公里多一点，平时走得快也要四十多分钟。当我像运动员那样跑着途经临巴红星二队那个尼姑坝时，小路边一间房子的门口，我那个姓郑的隔房表叔看见我时，突然问，表侄儿，你跑啥子？是不是参加那个财粮员的考试？我立即站住问，你怎么知道的？他回答说，昨晚上广播通知的，我们临巴乡通知了五个人参加，要带高中毕业证和户口本，你带了吗？我突然傻了般。立即回答说 ，我没有带啊 ，表叔，麻烦你马上去通知我妈一声，叫她把我的毕业证和家里的户口本带到中心校来。表叔回答说，好的。接着，我看见表叔就向着北边我家的方向赶去，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路程。当我气喘吁吁跑到中心校时，时间已经是八点五十六分了。走在中心校梯子上时，临巴中学一个姓陈的教初中的老师突然问我，你这么着急的样子，是干嘛呢？我回答说考试。他问，你事先报名了吗？我说没有。他笑笑说，没希望了，你各种回去，能参加考试的都事先报了名的。他们在哪里？我边跑边问。他回答说，就在上面那一间教室。我飞奔而去，跑到教室门口时，已是大汗淋漓。只见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女工作人员，另外一个是区公所四十岁左右的组织委员熊同志。他看到我时，大声地说，你娃儿这个时候才来，快点，填表。我急忙说，熊同志，我的户口本和毕业证要等一会儿我妈妈带来。他说，不用了，你的毕业证你妈妈之前给我看过。我总算放下心来，然后填写那个招聘乡镇财政干部表。包括姓名性别文化成分待遇招聘的性质等等。我快速地几分钟就填好了，我跟着熊同志走进大门左侧那一间教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考生，一共三十五个人，所有的桌凳都被分散开了。彼此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这更加有利于公平竞争。看着一个个身着高级服装更显儒雅的男生，以及十来个刻意打扮了一番的女考生。感到了一丝压力，瞬间感觉他们都比我优秀。但我想，单靠外表说明不了什么，这是需要拿真才实学说话的。我被工作人员安排在最后一排。我看了一下时间，九点过五分。熊同志讲了这次招聘财政干部的目的意义，就是充实几层乡镇财会人员力量。彻底改变过去基层乡镇一个人既当会计又当出纳的现象，同时，这次区公所组织的考试，就是一次预考，按照一个乡镇两个人的名额我们一个七个乡镇就预考十四名成绩靠前的考生到县上参加统一考试。县上根据各区推送的预考名额，采取集中统一考试，全县八十三个乡镇一共一百六十六名考生，最后根据考试成绩，录取成绩前八十三位的考生。熊同志进行一番说明后，宣布了考试规则和考试纪律，杜绝交头接耳，杜绝翻阅书籍，杜绝偷看别人试卷。凡是发现有人作弊的当场取消考试资格等等。上午两个半小时，考试的是语文九十分，政治十分。
接着，共有四名监考人员开始分发试卷。试卷发放结束后，熊同志宣布考试开始。我因为最后进入教室，也是坐在最后一排，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得到试卷的。翻开考卷，我感到窃喜，因为有些题我早就在那本高中语文复习读本中看到过。作文是一篇《家乡新貌》，我在两个小时内就把语文考试题做完。那篇作文，我结合当前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喜获丰的心情，也较好地完成了。下午两点，是数学考试。说实话都丢了两年多了，但是，数学的大部分考题我都做了，尤其那一个十七分的几何题我是完整准确地做完了的。下午考试结束时，组织委员熊同志宣布了一条纪律：三天内不许任何人前来查分。否则视为作废。三天后才可以来看结果。
预考结束后，我就回煤厂上班了，但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相信我考得不错，但又不知道其他考生考得怎么样。所以，我期待着能够尽快看到结果。
预考后三天，刚好是一个当场天，我跟黄厂长请了一天假，决定去区公所看看结果，当我来到区公下面的街道时，正好看到组织委员熊同志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站在一米多高围着石栏杆的台子边。我站在街道边看向熊同志，然后大声地问道，熊同志，你好，我是来看分的，我…预考上没有？熊同志埋头看着我说，你…是小陈哦，你预考上了。那一刻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似乎是一场梦，然后，我再次问道，熊同志，我预考上了吗？熊同志回答说，是！你跟我来一下，顺便把那三张表带回你们公社把公章盖了。我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快步走上熊同志站着的石台子上，然后跟着熊同志穿过一道楼巷去到了他二楼的办公室。接着，他将我们龙潭乡预考上的三张表递给我，告诉我马上带到龙潭乡政府盖了公章后就立即带下来，我看到了三张表里我们的考试成绩，都超过了一百二十分，也就是说，我们语文数学的平均成绩都及格了的。其中那个姓陈的和姓李的还比我多几分。这两个我熟悉的考生都参加过高中复习。令人意外的是，之前内定的乡长的儿子和那位副书记的儿子居然连预考都没有考上。我兴奋地带着这三份表徒步四十余分钟来到了位于山区中的龙潭乡政府。我来到办公室后，居然没有一个人，突然听到位于办公室右边约十米远的一个空屋里正在播放电视，立马走过去一看 ，那个陈乡长和他的老婆正坐在那里看中国女排与外国女排的比赛。当年，中国女排已是世界三连胜。旁边还坐了十多个附近的村民。本来，办公室主任姓杨，也是一名年轻的招聘干部。大约是请假回家了或者到县上开会了，反正办公室没有人。我走近陈乡长说，三叔，刚刚熊同志让我带了三份表来，叫办公室盖了章后马上带下去。被我称着三叔的陈乡长急忙站起身来，他接过我的表翻看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了他难看的表情。他带着那三份表向办公室走去，嘴里骂到：他妈的，区公所简直就是胡闹，明明事先就确定了名单，还要来他妈一个预考。接着，他打开办公室的办公桌，我期待着他把公章盖了，然后让我带到区公所去。结果他打开办公桌后，把这三张表塞进了办公桌内。然后锁上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排球赛了。我急忙说，三叔，熊同志叫盖了章就马上带下去去呀！陈乡长回到说，你急啥子？我们要研究了再说。你各自回去。我又说，熊同志没有说叫研究，他就让我把公章盖了就带下去。你不要管，各自回去，要不你去看看电视吧。那时，我差一点急哭了，我知道，这次陈乡长的儿子预考落选了，他肯定很生气，那么他也许不会同意把这三张表盖章交上去的。我近乎哀求地说，三叔，我希望我能参加县上的考试，希望你关照。他似乎余怒未消，红着脸说，你各自回去，这个研究了再说。于是，我极其失望地回到了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