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聊起创业者的生存率是在跟台湾导演张钊维的交谈中。遇到张导是在一个纪录片观影交流会上，当晚放映的正是他的《冲天》。映前饭局上的话题，自然从抗战时期的年轻人说到现在大陆年轻一族正蓬勃兴起的创业大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主SLOGAN。8年抗战，中国遭受日军空袭，炸死9万多人。你知道吗？我对张导说，目前的创业大军里，“阵亡”的名单可能比这还要长，或许这里面也能找出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
身为媒体人，也不得不说一句，媒体是很偏心的。聚光灯永远在搜寻话题企业明星企业，融资成功之前，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哪天不小心公司倒闭了，在大众眼里的亮相基本上就浓缩到一张仅注明生卒年月的表格里。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从生到死你和你的公司都籍籍无名。
正因为媒体这种选择性报道的放大效应，变相地鼓动了许多其实还没做好准备的年轻人非理性地投身创业。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讨论这个观点。我说，如果要追究创业企业失败的原因，估计很重要的一点是创始人在选择创业时出现了常见的逻辑谬误，幸存者偏差。因为当我们取得信息的渠道，仅仅来自于幸存者时（死人没有机会说话），我们得到的讯息可能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其结果就是，创业者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成功的概率。朋友听完我的胡说八道，认真回想几年前他自己创业时的心态，“创业公司的存活率的确不高，甚至每完成一轮融资就要死一大半。可是当初我决定创业的时候没想过多大几率能活下来，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啊。”
这下，轮到我傻眼了。毕竟没有经历过创业的盛世凶年，结论过于轻佻傲慢。就像你拼命劝阻一个正想尝试新疗法的癌症病人，告诉他治愈的机会渺茫不要再受那份折磨，病人反过来安慰你说，我知道，但我就想试一试啊。
对选择创业的人来说，哪有什么何必当初。一位前辈跟我讲，很多时候，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始终被时代裹挟、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这是我们的宿命。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保留心中的理想，也不妨碍我们在某一天用某一种方式付诸行动。创业，大概就是生命能量的最高实现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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