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去小晨同学晚辅老师工作的两周后，我竟又“被迫上岗”了。
原因有些出乎意料：小晨想我了，不停地追问爸爸，我什么时候过去。尽管机构早已为他安排了新的老师。
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然而，当机构老师坦言，除了孩子的想念，更实际的原因是新老师周五没空时，我心中那点被需要的温暖，瞬间掺入了一丝了然的自嘲。原来如此，什么时候，孩子的意愿竟能成为决定因素了？终究是“黑色星期五”的作业量，需要一个熟悉的人来应对。
于是，我也成了一个“现实”的大人，提出了条件：周五课时费得涨。一番近乎于形式主义的讨价还价后，课时费象征性地增加了三十元。而最终让我点头的，并非那几十块钱，而是我终究没能硬下心肠，去拒绝一个孩子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想念。
再次见面，小晨的兴奋溢于言表。他写两道题就要停下来，急切地和我分享这两周里学校发生的趣事、他运动会得到的奖牌、那些零碎却闪光的碎片。他想把缺席的时光，一下子全都补给我。
可我呢？我看着那龟速推进的作业，听着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耐心正被一点点地磨蚀。我不停地催促：“小晨，我们先抓紧写，写完再聊，好吗？”
成年人与孩子的矛盾，在那一刻无比清晰：在我的世界里，这是一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在他的世界里，这是一段终于能与喜欢的老师分享快乐的珍贵时光。
我的催促，像一块冰冷的橡皮擦，迅速擦掉了他脸上重逢的喜悦。不过十几分钟，我们便再次陷入了熟悉的僵局：他烦躁地抵触，我无奈地沉默。
磕磕绊绊的完成了作业，小晨同学不甘心的跟我说，老师，你答应过我，要带我去老门东玩的。孩子心里还是把我当作了可以和他快乐玩耍的朋友，而不止是一个只会盯着他写作业的老师。
或许，我需要的不是更多催促的技巧，而是一次“战略性的投降”——投降于一份单纯的想念，然后，智慧地将这份能量，引导向我们共同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