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期没赶上秒杀选修课的时间，匆忙间随意选了一门。老师很和善，举手投足都像贡院图书馆的那面墙。不记得是哪个老师说过，那一隅土地上的建筑曾经推倒，每一块砖上都刻下了记号，重修之后这面墙不是从前那面墙了，但总归还是这面墙。我不禁为这种态度拍案叫好。
周末闲来无事，翻了翻南方周末，封面赫然是毕飞宇的一面愁容。他皱着眉，有不甘有迷惑有不解有担忧。如果允许，我愿意给这张人像命名为高知的普世与悲悯。再通俗一些，权当做表情包，虽然可能没什么机会可以用到。他说他15年8月开始学会用手机，保证跟大洋彼岸的儿子每天顺利联系，但也因此失去了抽空翻书喝茶看电视的日子。
我记得倪匡也是这样的。之前我权当是一种姿态，直到有越来越多的公知都这么生活。
毕飞宇的担忧是现代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为“二元论”，即非黑即白。我对你错，我错你对，兵戎相见，刀剑往来。这种思维惯性极其狭隘，我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甚至还有初中老师就开始教导的“全面史观”。这直接导致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要知道，人类之所以自诩为所谓的高级动物，是因为我们会思考啊。
再扯回来，毕飞宇老师最扎心的一句话，
我赞美汪曾祺和沈从文，但我不想成为他们。他们太闲适了。我更偏向鲁迅，有力量，有丰沛的情感，同时兼有利理性能力。
老师说你不可以只喜欢一个作家，非常非常喜欢。可我就是止不住地盲目崇拜汪曾祺，（还是先从沈从文开始，但更喜欢汪曾祺的）有点惶恐，但也安心。
这一下子就打碎我的一切美好期待。
回到第一节选修课上，老师给我们发了汪国真的作品，大致是关于等待的。
老师说，你上课可以睡觉，可以做作业，可以发呆，想听就听，觉得有益的你就听，觉得无益的你可以不听。
边刷着数学，边看。大致浏览全文，从中挑了三个有意思的句子，就扔在一边。
开火车轮流谈感受，我笑笑，念了三个句子，“这么说可能有点冒犯，但我觉得除了那三个句子，剩下的有点幼稚。”
老师脸上的表情有点松动，就好像童年偶像被击碎了一样。“有点幼稚啊，哈哈，有点幼稚。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很喜欢他的。”我尴尬地咧了咧嘴，坐了下来。
又跳了题，关于这个题目的事，我们下次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