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政府的基础。维持政府存续、修建重大工程、发动战事等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撑。因此，历朝历代的执政者，无一不是殚精竭虑的抓住账本、精打细算。我国历史上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帝国，一直在试探、摸索财政管理的方法，试图理好帝国这本帐。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就“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总结古代经济、财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为现代社会经济做参考。

虽然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不断，但从深层的政治制度和财政角度来剖析，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会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很多时候都存在政治制度的继承性和延续性。郭建龙认为，从中央集权和财政制度演变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两千年的集权时代，可以分为三个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探索期，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以土地税为主。当税收不够用时，出现了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的政策，以及卖官鬻爵的旁门左道。当然，其他朝代也都存在卖官现象。

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终于南宋，这个阶段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制，税收以复杂的租佣调制为主，同时存在部分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收入成分。

第三个周期从辽金萌芽，经元代到明清，形成具有强大控制力的稳定集权模式，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财政以保守的土地税为主，对纸币的不成熟尝试后，回归银本位的原始货币制度。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稳定，但也缺乏创新力。

财政收入，首要的是要支持官僚体系、军事费用、大型工程建设，当然还要满足皇帝的个人花销。每个朝代，在建立之初，官僚体系通常比较精简，财政收入容易满足支出需求。随着官僚体系的不断扩大，不但行政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下，养官的费用也越来越高，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帝国扩张、稳定边界等战事需求，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等帝王的奢靡花销，钱越来越不够花，如何捞更多的钱就是每个朝代中后期帝王最头疼的事了，所采用的方法则各有千秋，但大多数对社会和经济是破坏性的。

卖官鬻爵，这是西汉初期汉文帝就开始采用的方法，随后又被各个朝代争相效仿。初期做法比较谨慎，对所卖官爵有所控制，负面影响不大。但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方法诱惑太大，官爵种类逐渐扩大，反过来又会对官僚体系造成更多破坏，进而更加伤害社会稳定和民间经济。

加税也是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土地税、人头税，这需要建立在对人口、土地等资源登记清楚、摸清家底的基础上。这是把双刃剑，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对人口和土地摸得不清楚，那么没有足够的税收，无法支撑养官、养兵的需求。对人口和土地摸得太清楚，帝王收税太容易就更喜欢反复使用，就容易把民间财富过分攫取导致民不聊生、破坏民间经济。隋文帝时期官员浮夸造假，统计出的土地面积甚至比我国2013年的面积还要大，夸张的离谱，导致的结果就是官府的仓库满的无法存放，而民间则苦不堪言。隋朝灭亡时，府库堆积满仓，民间饿殍满地，好一副滑稽的表面繁荣景象。

货币改革也是历代尝试了多次的方法。自汉代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后，每一次的货币改革，几乎都在用货币贬值的方法偷取民间财富，扰乱社会和市场，引起民间经济的混乱。王莽新政设计了最复杂的货币制度，到了宋代出现各种纸币，宋代政府为敛财疯狂印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民间经济的活力被彻底掏空，“纸币猛于虎”。明代民间自发采用银本位硬通货，降低了明朝政府对民间经济的破坏力，反而促使明代经济变得更加健壮。

两千年的集权时代，每一代帝王都在仔细的翻看着自家的账本，想方设法腾挪转移，解决“钱荒”问题。健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但他们采取的很多财政手段，都是以破坏社会和民间经济为代价的，舍本逐末，饮鸩止渴，最终让整个朝代变得千疮百孔，脆弱不堪，走向崩溃和灭亡。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带我们从财政角度重新审视了两千年的演变历程，翻阅帝国的账本，理解财政制度背后的得失。两千年的经验教训，能够让我们更清醒的看待财政问题，对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7.05.30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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