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好久没有动笔了。在我再次进入写作的状态、并下定决心写点什么的当下，内心是惶恐和忐忑的：不知道那些流淌在胸中的呓语能否结成一张彼此勾连的网，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跳进那绝望和无助的深潭，并竭力在深邃的阴森幽暗中探到一丝光芒……
惶恐、忐忑、自我怀疑，这是我当下的部分感受。我看着它们，就像看着自己调皮的孩子，内心无奈而安宁。
五月十二日，《奥尔拉》中的“我”也同样纠结于自己的负面感受，他“感到不舒服”，“感到忧愁”，这突如其来的不适和忧愁却无法让他安宁。
五月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五日，“我”继续挣扎在各种莫名的情绪体验里：临近危险的可怕感觉，没来由的惶恐不安，对黑夜、床和睡眠的恐惧，以及即将被人掐死的噩梦。
这些惶然与恐惧在“我”的内心中引发了深深的困惑与无助。“我”觉得，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导致了自己内心的情绪变化。而渺小如我们，却无力与之抗衡，我们孱弱的感官甚至无法发现它，探测它，感受它，更别提参透这其中的奥妙因果。
也许，任何人处在“我”的情境之下都无法安然自处。“我”的惶恐不同于我之前的惶恐与忐忑，我知道它们因何而来，它们有根有源，故尔有解。“我”的惶恐却截然不同，它突如其来，没有任何表面的缘由，没有任何可以借以探寻其由来的蛛丝马迹，所以让人惊惶困惑。
然而，即便是这样，这从天而降的莫名感受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它就像一把直击要害的利刃，瞬间穿透了一个生活安稳、精神强健的人，让他流露出如惊弓之鸟般的恐慌与无措，为什么？
在读完《奥尔拉》之后，我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苏晓波先生的《走下神坛》。这篇文章让我找到了其中的因由。
按照苏先生的观点，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生存能力有限的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了恐惧和焦虑。因此，会通过编织神话的方式去对抗和压制这些焦虑，“人类的生存能力越低，就越需要全能的神话进行自我欺骗以使自己获得一点安全感。换句话说，在一定的人类生存条件下，人类需要不同程度及不同内容的神话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并赖之生存。”
苏先生引述弗洛伊德的观点，列举了人类为了获得虚妄的安全感、为了对抗内心恐惧而给自己编织的三个最大的神话以及当人们在现实的冲击下不得不走下神坛时，呈现出的脆弱和愤怒。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类有史以来曾经受过三次重大耻辱，一次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将人类从主宰宇宙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人类从主宰地球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第三次，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将人类从自我主宰的神坛上拉了下来。”
“当人类居住的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这样的自大妄想式的神话被哥白尼打破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呢？哥白尼被投进了监狱；当达尔文第二次把人类从至高无尚的神坛上拉下来同动物们并列排在一起的时候，更是惹来了一片谩骂和攻击，需要赫胥黎这样的斗士挺身而出来进行战斗；当弗洛伊德公布他的伟大发现---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并不受控于自己的理想和理智，而是受控于本能及本能与心理发育和成长环境相互作用而铸成的潜意识水平的人格的时候，人们更被激怒了。”
“我是自己唯一的主宰。”
不知道在您的内心深处是否也蛰伏着这样的神话？《奥尔拉》中的“我”貌似正是这神话的拥趸，也许，他曾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是自己的主宰，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行为。”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打破了这美好的期待：他先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受，遭遇了莫名的惶然、不安、恐惧和噩梦，进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在森林中像陀螺一样快速旋转，并在天旋地转后短暂失忆，忘记了自己的来路。这些遭际如同釜底抽薪，摧垮了他心中“自我主宰”的神话，而这神话之于他，之于我们，却意义非凡。
2.
“在神话的神坛上，就相当于在盔甲的保护下有了安全感，有了生存下来的希望和机会。神话被打破，保护自己的盔甲服失去了，也就等同于生的希望面临威胁，也就等同于将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引自《走下神坛》）
自我主宰的神话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防御的对象正是对无常的恐惧。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惧，但相对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不同的生命阶段，却有程度的差别。换言之，我们有多么惧怕无常、惧怕不测、惧怕死亡，就有多么依赖这个神话。而1886到1887年的莫泊桑，深受病痛折磨，也许有更多的机会不得不直面生命的无常。
苏晓波说，“正是因为神话对于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总是力不从心的人类来说是如此重要。人们才会象捍卫生命一样去捍卫人类的神话，拒绝脱掉盔甲服，拒绝走下神坛。”
然而，很多时候，不管我们固守神坛的愿望多么强烈执着，在现实面前，我们依然无法摆脱走下神坛的宿命，毕竟，神话是脆弱的。就像《奥尔拉》中的“我”，现实的遭际让他无力继续维持虚妄的神话，在脱掉那层脆弱的盔甲之后，直接堕入了恐惧的深渊。
莫泊桑在小说中将我的遭际归因于“奥尔拉”，这种来自于巴西的不明生物，它无形无影神出鬼没，且有着无法预期的巨大威力和邪恶秉性，它会不遗余力的吸干我们的生命，扼杀我们，并最终取代我们。
邪恶，强大，这是奥尔拉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也许可以涵盖“我”，或者说作者本人，在面对生命的无常时内心的恐惧。不是吗？病魔、抑郁、死神，它们哪一个不像奥尔拉一样，邪恶，强大，摧残肉体，冲击灵魂，深切影响人们的情绪、思想和行动力？而在它面前，我们又是那么渺小、脆弱、被动、无助。哪怕像“我”那样，有了孤注一掷奋力还击的勇气和行动，却依然没有必胜的把握和信念。到最后，仿佛只有自我毁灭才是唯一的出路……
人生路漫漫，在路上，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自己的“奥尔拉”，并在和它的交锋中体验到生命的不自主。面对这样的宿命，有些人会如苏晓波所言，拼命捍卫自我主宰的神话，奋力挣扎，拒绝走下神坛，拒绝脱掉那赖以为生的盔甲。有些人却像《奥尔拉》中的“我”一样，一下子把自己扒得精光，然后低下头，带着彻骨的怯意不停发抖。满心都是复仇的斗志，却毫无与对手平等相视的尊严与热望。
这两种选择关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声音。其中，一个声音高叫着：“自我是生命的主宰，是执掌我们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的唯一的神。”另一个声音反唇相讥：“别做梦了，醒醒吧！自我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是不值一提的微尘。”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不能涵盖生命的真相。
真相在于，在无尽的黑暗中，我们既寥弱如微尘，亦散发着莹莹的光芒。
因此，在“用神话自我催眠，固守神坛”和“跌入恐惧的深渊，用不可战胜的魔鬼摧毁希望和信念”之外，依然有第三种生命的姿态。那便是，一方面正视生命的无常，接纳我们的卑微渺小，接纳生命在很多层面都不可控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很多时候，打倒我们的，并非奥尔拉，而是我们心中的恐惧。奥尔拉，并非强大到不可战胜，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它，与它抗争。
3.
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位将近九岁的小女孩Milka。她在刚出生时就患上了概率为十万分之一的肺动脉高压。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是指肺动脉压力升高超过一定界值的一种血流动力学和病理生理状态，可导致右心衰竭。常见症状：呼吸困难、疲劳、乏力、运动耐量减低、晕厥、心绞痛或胸痛、咯血、声音嘶哑等，极易致残或致死。这种可怕的疾病导致Milka要随时随地带着输氧管，而她的母亲则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她像正常小孩那样长大。
于是，我们看到带着输氧管的Milka唱歌、跳舞、游泳、滑雪，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或精灵古怪的表情。疾病，已经被她们接纳为生活的一部分，带着它，她们尽情享受着更广阔的人生。
生命无常，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自己的“奥尔拉”，当溃败、灾难、病魔、甚至死神不期而至，我们有没有勇气像Milka的母亲那样，面带微笑从容应战，对这个以痛相吻的世界，报之以歌？
可能有人会说，病魔也许并非绝对不可战胜，那么死神呢？
欧文亚龙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第四部分“无意义感”中，列举了几位晚期癌症患者如何在这无法跨越的生命黑暗里坦然、无畏的构建自己的人生。其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罹患多发性骨髓癌（一种十分痛苦的致残性癌症）的患者萨尔。
“……之前，一直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得病两年后，他去世了。虽然他活在巨大的痛苦中，虽然他因为多处骨折不得不整个人包裹在石膏里，他却通过服务许多年轻人而找到人生的重大意义。萨尔在当地的高中巡回为青少年提供有关毒品危害的督导。他把癌症和自己日渐衰败的躯体作为辅导中有力的工具。他的工作非常有效，他坐在轮椅上，因为石膏限制无法动弹，大喊着‘你们想用尼古丁或者酒精或者海洛因破坏自己的身体吗？你们想要在车祸中摧毁它吗？你觉得心情抑郁，想要跳下金门大桥吗？那么把你的身体给我！让我使用它！我想要它！我会要它！我想要活下去！’每当这时，整个礼堂的人为之震动。”
也许，死神这个奥尔拉真的不可战胜。但我们依然有可能像萨尔那样，在它面前昂首而立，保持尊严和勇气；依然有可能像萨尔那样，集中生命之余力，让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平静安宁，又熠熠生光。
让我们再次回到《奥尔拉》。
也许，奥尔拉的邪恶与强大是莫泊桑的内心恐惧在作品中的投射。但是，通读全文，又会有一种感觉，貌似奥尔拉的邪恶与强大并非是作者不容置疑的设定，而只是文中的主人公“我”，在惊恐和焦虑中的臆想。
何以见得呢？一方面，“我”亲眼所见、或者有证据证明的奥尔拉，仅限于喝牛奶与水、摘取玫瑰、翻书、仓皇逃跑。而它对“我”生命的戕害只是来源于梦境。另一方面，“我”的日渐虚弱和行为不能自主是伴随着在确认奥尔拉存在后，内心日益加深的恐惧，不排除有自我暗示的成分。
这是否意味着，“吸血鬼奥尔拉”、“统治者奥尔拉”、“人类的替代者奥尔拉”只是受害者们心中的想象？或许，奥尔拉只是孤独寂寞的幽灵，它要寻找新的栖息地、寻找相伴的归属，只是人类孱弱的灵魂，无力承载它们与我们共存的现实，在感知到它们的存在之后，内心的防御崩塌，紧随而来的深切恐惧再造了奥尔拉邪恶而不可战胜的影像。
如果真是如此，也许莫泊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诫我们：挑战无处不在，但不要让我们心中的恐惧成为另一个奥尔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