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九月末秋意还不浓的后半段下午,她出现了。
让我如何用浅薄的文字将她写在这二维平面呢?她那看似柔情的迷人,对我而言,带有十足的侵略性,毫无征兆地我成了她的俘虏。
尼蒂斯小镇坐落在西边,远离东方的繁荣大城市,安静地沉睡着。很少有外地人来到这,在这里多数的人住着祖辈留下的房子,不到两千个居民惬意地生活在这里,目送有志向的年轻人挥手远离故土,悼念承载历史痕迹的人进入土地,欢迎新的生命为这份土地送来新的希望。一座教堂,两个民办学校,一个电话亭兼邮局,三个商铺,露天影院,小剧院,洗衣房,书店,酒吧,菜场,这些似乎是小镇的所有设施了。白种人最多,其余是黑种人和混血人种。我从没在这里看到东方面孔,其他人也是。除了些老辈的人说有寥寥几个旅游爱好者和躲避战乱的东方人之外,我们对东方的认识只停留在书本和报纸上。
当她的车从远方蜿蜒的石子路趋向小镇时,街上的人们停下了手头的动作,一辆红色的菲亚特汽车,这在70年代可是新车,镇上没人开这种车。我在二楼书房里呆着,被楼下汽车的鸣笛和孩子的嘻哈声惊扰,拉开窗帘,看着她的车向我的方向驶来。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像波浪般在风中翻腾,遮挡住了她的脸。孩子们兴奋大叫着:“看!东方人!”那位女郎停下了,将车停在了我的这座铺满深绿色爬山虎的老式洋房的小院前。她把头伸出窗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推开车门,站在车旁。
老实说,我有些惊讶的。她和我观念里的东方人的模样有些出入,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黑色的瞳孔里折射着偏棕的光晕。她或许是混血儿,我当时想。小巧精致的鼻子,线条柔和的鹅蛋脸,一对柳叶眉,这是符合东方人五官的,还有将颜色涂得极为饱满的双唇是那样艳丽抓人的红。她的身材纤细,穿着一袭黛蓝色修身的天鹅绒吊带裙,荷叶裙边从她的臀部打开,勾勒出她那迷人的腰肢。她很白,不同于那病态的白,是带有红润光泽的瓷白。女郎纤长的颈部没戴项链,我也觉得不应该,多余的装饰会破坏她那深陷的锁骨的美感。她随意地拨了拨那簇慵懒细散的卷发,泄露了美丽蝴蝶骨的秘密。我注意到,她那双杏色鸵鸟毛细跟鞋,踩得几片叶子咔咔响。她感受到了我的视线,侧了侧头,朝我挥挥手。
在一阵惊慌中,我突然想起,他乡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寄了封电报给我,内容是看我一个人住着祖父留下的房子未免有些空,于是联系了一位房客,租金可以拿来补贴家用。我当然同意了。我活了十九年,父亲因肺结核早逝了,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便搬进了祖父生前住的房子。母亲在镇上的洗衣房里干活,空闲时在洗衣房的隔间里替人缝补衣服,勉强够我们母子过活了。在镇上读完高中后,我没有选择读大学,就待在了镇上帮书店的老头管理书店。母亲后来也离开小镇去外面讨生活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十来年,没有可写的,我也曾向往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最终以“平淡过好一生就很好”的理由说服了自己。
缓过神来,我还没顾得上整理着装,便冲下楼去。她站在门口,双手将包提在大腿前。
我调整了下我的呼吸,打开了门。
“请问是曼德先生吗?”她说的是英语,声音很亲切。
“是的,是的。请问小姐您是?”
“噢,我是这里的新房客,不知道梅洛女士向您提过吗?”
“当然,母亲提过的。不过我太糊涂了,竟快忘记了这件事,我现在立马为您打扫房间。哦对了,您的行李在车上吗?我帮您拿上楼吧。”
“那可真是太谢谢您啦。”
显然,她也并不排斥我的热情。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也听说了她的故事。
她叫donna,她来自中国,比我大七岁,是个画家,童年时出国留学,现在来到世界各地旅游,父亲是位钢琴家,家境还不错。她结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前夫是位政客,寻求刺激的冲动闪婚是离婚的引索。她很少提自己的私人生活,她总是云淡风轻地谈着过去的事,那份神秘感让我为她更加着迷。但有关人生中的有趣经历,她总是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
她说日本北海道的樱花像雪一样纷纷扬扬落下时,适合在一旁吃鲤鱼烧(是一种日本传统小吃);她说巴黎街头的许多表演者根本不是缺钱只是为了有观众聆听;她说有机会让我一定要去一次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无论我是不是虔诚的教徒;她说在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畔散步可以忘却烦恼;她说中国人不是谁都会武功的,她还细说了许多中国的风俗和美景,从南方到北方。她说有机会邀请我去中国玩。
之后我的最大乐趣是与她一起消磨时光,听她讲着那些我不曾涉足的地方,那些我难以想象的趣事。她从不厌烦地为我讲述,只是,态度里永远保持着距离。
她还说了许多,我都清晰地记得,只是…….
我好像记得很清楚,也好像什么也记不得了。在我近乎病态且难以逃脱地陷入她的迷宫之后,她是那样满不在乎地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那明明是一个盛夏,可我却感觉到阵阵凉意。
她在庭院的躺椅上唱着歌,好像是一首俄罗斯民谣。她轻轻晃荡着小腿,上半身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脸朝前方别过去,我只看见她肩颈大片大片的皮肤裸露在阳光下。
我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对她的爱慕,但她总是巧妙地拒绝,然后又似乎刻意地透出一道缝,让我在死心和希望之间煎熬得辗转反侧。
突然地,她起身了,走到距离我三米左右的地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足足十秒。她好像要开口说话,唇瓣微微颤栗,可她又一个激灵地闭上了嘴,只是,投予我那样悲悯的眼神。我从未走进过她的内心,但我知道,那份悲悯有一半是给我,还有一半是给她自己。
“或许你想吃点烤曲奇饼吗?”我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轻声问。我想多听听她的声音,尽管她总会拒绝。
“不用了。我不太饿。”
“那想看电影吗?《魂断蓝桥》?”
“不是已经看过了吗?两个周前。”
“我知道,我还想再看一遍。和你一起。”
“……”她的眼底泛起了一层我看不清楚的阴霾,“嘿,我知道,你喜欢我,小朋友。”她吸了口气。
“但是,我糟糕透了。我的过去,所有一切都糟糕透了,比下水道里堆积的臭老鼠发出的腐烂味道还要令人作呕。小男孩,你听见的我说的,那些一笔带过的我过去那二十几年,三分是真的,三分是编的,还有四分没加进去,我能告诉你的,已经是最干净的那部分了。每天夜晚,就像病痛发作一般地想结束一切,因为我找不到止痛药。香烟和酒精可以缓解些,可是他妈的,我对酒精过敏。我坐在地板上,靠着床,大口大口地抽烟,看着天从一片漆黑到泛白,然后再洗个脸,开始新的一天。”她苍白地笑了笑,牵扯着自己的嘴角,想要缓和一下气氛。
我陷入了沉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父亲母亲。德雷。我的小精灵。还有凌晨三点钟家门外的吼叫声。用笔头戳烂的结了疤的伤口。还有马德里亚车站……”她低着头,喃喃着我听不懂的话。她的眼神仿佛没有魂魄。
“可是,这并不影响我爱你。”我热切地用额头抵上她的额头,这是我认识她以来做的最大胆地身体接触,我渴望她望向我的眼睛。
她再次笑了,清脆的笑声,咀嚼起来很苦涩。
“吃点烤曲奇吧。”她突然地望着我的眼睛,我们四目相接,可是在她的眼睛里我什么都摸索不到。
“当,当然好!”我被这突然的回应吓到了,后退一步准备向厨房去。
走到一半,我转过身来,看见她在逆光里,模模糊糊地,我竟然看见她对我笑了,是我生平见过的她最烂漫最坦然的笑。她笑得太过用力,眼角有了些许皱纹,但是仍然,非常地迷人。
她可能可以放下过去了。我想。
“想配什么酱?这位女士。”我也笑着朝她挥手。
“唔……”,她用手指托着下巴,皱着眉头,表情十分严肃似乎在做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几秒钟之后,她痛快地喊:“蓝莓!”然后,又笑了起来,甚至笑出了眼泪。
我看着她转过身去,慢慢上了二楼。
天气真好,就像两个周前我和她坐在庭院里放映《魂断蓝桥》的天气一样。她坐在躺椅上入神地看着电影,我坐在一米旁的椅子上入神地看着她的侧脸。
我小心地端着曲奇饼的托盘,怕掉在地上。
每一步,我都走得极其慎重。
我望向前方,看见了她。我的女郎。
我手里的盘子重重地坠落在地上,蓝莓酱溅得到处都是。
她像一片天鹅绒,轻盈地,优雅地,从楼顶上下坠。她,真像一片天鹅绒,柔软又脆弱。她的笑声好像还在我耳边回荡盘旋。
然后是一声沉闷的巨响,整个世界就寂静了。
“叮——”闹钟响了,我从梦中惊醒。
我又想起她了,亲爱的德昂娜。
后来的故事我不愿再想起,甚至连一丝一毫都不敢想。那种突然空气突然被抽离的窒息感和日复一日等待的绝望的失重感,我不想再体会了。总有一天会忘记的吧?
于是,我将与她相遇的记忆存封,随时播放,而后面的记录被我销毁了。
每当想起,我就如同重获新生,就像即将被溺死的人在最后一口气时获得空气。
啊,那位让我永远放映70年代影片的,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