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长存与夭折都有其历史规律，这在我们中华漫漫五千年都能找到依据。现在就让我来试论一下治乱与长治久安之道吧！
一个国家是否大治，或者大乱，要看文化是否统一，而长治久安又在于文化是否繁荣鼎盛。现在由我来分别论述这两个观点:秦朝时嬴政一统天下，结束了战国几百年的乱局。此时他信奉法家思想，为了能统一思想，控制住国民，他主张严刑峻法，并且焚书坑儒。这就是统一思想文化，把与法家思想背道而驰的、他认为没有用的都删去。其实这一现象在其他朝代也有所体现，如元朝用宗教麻痹国人的思想，明朝规定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其实这些都是国家为了统一文化思想，从而实现大治采取的行动。虽然秦朝只有十五年，元朝一百多年，明朝二百七十年，但这并不能表示统一思想文化不是实现大治的策略。秦和元未能实现长治久安那是有其他原因的，并不能怪在统一文化上。秦与元虽然统治时间较短，但统一思想文化的措施对国家治理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另外，再说唐朝的书法家众多，如唐太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诗歌上出现了一大群优秀杰出的人物:初唐四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佛王维，还有边塞诗人岑参、高适等；文坛上先有王勃的千古第一骈文《滕王阁序》，后面又出现了文坛领袖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位列唐宋八大家之尊。大唐是一个在文化名人上璀璨如星的时代，这时的文化可谓繁荣鼎盛，而它的国祚达到了三百年，这在历史上算是挺不错了。而且我们再看，宋朝、明朝、清朝都算文化繁荣的朝代，而它们的国祚皆达到了两百五十年以上。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文化衰颓的民族无法走得更久。如此，可谓“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文化是否繁荣鼎盛”。
国家王朝的致乱之由又与国防和武装有所关系。例如，秦朝派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西汉派卫青、霍去病迎击匈奴，霍去病更是乘马打到了俄罗斯的瀚海，雪耻了汉初的屈辱，再创了大汉的荣光。唐贞观年间，突厥、吐蕃、漠北、高句丽等不安稳，正是有秦琼、李靖、薛仁贵等著名将领，才解决了边境之患，奠定了大唐的盛世。大汉和大唐正是因为兵强马壮，才有了大治的可能。同样，北宋的兵制将无常将，帅无常帅，盔甲特别的脆，一戳就破；军备废弛，所以与西夏的交战常吃败仗，不断受大辽的欺凌，对他们常常进贡岁币。这是因为武装的不行导致的大宋的衰败。
一个王朝的乱世也可能是由武将的权力过大引起的。河东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是唐朝时的武将，他们战功赫赫，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二人越发不把唐玄宗放在眼里，于是有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哪怕安史之乱被平定，唐朝也逐渐走向了衰败，晚唐藩镇割据严重（虽然后面有个元和中兴，但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盛世模样）。这是由武将拥兵自重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李世民要以“龙威”威慑战功巨大的军神李靖，宋太祖要杯酒释兵权，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所以一个太平盛世，要保护将军的地位，以巩固国防，也要抑制将军的实权，以防他为己谋私。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重在安民。唐太宗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国家拥有最多的便是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这就犹如“肾为身体的先天之本”。唐太宗因为爱民，他的国策一切都是为民众着想，轻徭薄赋，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所以才成了太平治世。而元朝末年，蒙古族不把汉人当人看，在官员选拔上严重抑制汉人，吏治腐败，当时一个地方的饥民就达到百万，且旱灾连连，蝗灾不断。元朝正是因为不懂得安民，所以才爆发了各地的农民起义，终致元朝的颠覆。
我们可以在中华五千年的朝代更迭中，探索出国家的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当然，以上我论述的史实有限，一个王朝的治乱之由还与许许多多的东西有关，例如朝廷的君臣是否互相猜忌，是否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为社稷谋福祉，为百姓谋福利。读史以明智，朝代兴亡皆有迹可循，历史盛衰皆有法可替。不管国策如何，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因为，人民是时代的英雄，也是历史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