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和影后去尼泊尔，在杜巴广场选了幅唐卡，买了个六角木凳。凳子很沉，不能折叠，我扛了一路。
回来后我就把我们家的一个古董花瓶蹲在板凳上了，看着挺怪的，但我觉得特别好看。其实那个花瓶本来是一对儿，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把皮筋绑在花瓶上跳五朵金花，刚蹦了几下，轰的一下就这么卒瓦了一只，记得那是影后第一次喊我大名，字正腔圆。从此听到别人喊我名字，尤其是前后鼻音发的特别准的那种时，我都会心情一紧，但其实这种情况也并不多见。
至于那幅唐卡，确实是放了蛮久，直到一次和影后的朋友去美院附近吃饭，才记得带过去装裱了一下。饭后影后就送友人开车走了，我顺着美院的大岔口，扛了两个什子才打到车，那是八月的西安。
回来后唐卡就挂在我书桌前了，我从来不敢对着它开电脑，也不敢看杂书，只敢对着它学习，觉得如果学习之心不虔诚，我身后的那幅书法“天道酬勤”，就会变成“替天行道”。
从尼泊尔带回来的两样东西，早已和生活的背景融合在一起，会留下些记忆，不论走过，还是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