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须，是鲁迅相貌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从现存的照片上，我们难以断定鲁迅何时开始蓄须。至少，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还没有胡须。在仙台，与几位合租公寓的同学合影，后来被房东画了胡须的几位中，就有鲁迅。从照片上看，房东所画鲁迅的胡须，不像日本同学的胡须那样两端翘起。大约，在房东的想象中，鲁迅是不会留日本式胡子的。现在看鲁迅的蓄须照，都非两端翘起式样。然而，据鲁迅本人叙述，他的确留过那样的胡子，并因之蒙冤受气。在《说胡须》（1924年10月30日）一文中，他还为自己留日本式胡子辩解，说那并非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中国祖先遗留的国粹：
……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
那已经是老话，约有十六七年了罢。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
“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发过一篇崇论宏议之后，就达到这一个结论。……
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现在我们所见的鲁迅的胡须式样，正是他本人在这篇文章中描述的“决定版”。
从胡须说到辫子。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鲁迅蓄辫的照片。如前面所说，现存他的第一张照片是“断发照”。一般读者，从感情上说，是不愿看到鲁迅有辫子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少年鲁迅的脑后也曾拖过一条辫子。他刚去日本时所摄照片，包括寄给二弟的那帧，就可能是“辫发照”。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讽刺的东京那些成群结队到上野公园赏樱花的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固然可笑，但其中却也饱含辛酸和悲哀，因为留发蓄辫是民族压迫下汉族人民无法逃脱的厄运。不必讳言，鲁迅也曾经是那些“富士山”中的一座，虽然他不会像有些留学生那样“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那么，鲁迅带辫子的照片是丢失了，还是被他本人或家人销毁了呢？鲁迅对野蛮征服、民族压迫深恶痛绝，不愿再有那样的形象留存，因此不愿照相，或者销毁照片，如此推断，也合乎情理。鲁迅自己说，他从日本回国之初，为免被视为革命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曾戴上假辫子，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那样。然而，现存鲁迅辛亥革命前的照片，却都没有辫子或假辫子。民族压迫的耻辱，加上弄虚作假这种私德方面的窘迫，谁还愿意有那种形象留存呢？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参加了有名的“木瓜之役”，教师们获胜后，拍了一张纪念合影，是在革命前的1910年。照片上有些教员显然留着辫子或者戴着假辫子，鲁迅却剪发穿西装。由此可见，其时清廷的威势已大为减弱，专制统治有所松动，不至于出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情形了。
虽然如此，没有辫子仍然是相当麻烦，而且有一定危险的。关于辫子问题，鲁迅写过多篇作品，留下了对残酷历史的惨痛记忆。装假辫子，怕人笑话，更怕被人扯掉露丑；而尊奉“做人要真实”的古训，不装假辫子，“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做客，才有的待遇，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鲁迅自己说，他受的无辫之灾，以在家乡为最严重：
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再说服装。鲁迅在1934年4月21日写了《洋服的没落》，对那些反对西装、鼓励穿长袍马褂的人予以抨击，指斥其盲目排外、复古倒退（这所谓的“古”，其实是清代）。同年4月9日，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强水洒西服，令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从对服装的选择和评价上可以看出，他的头脑中尚有排满思想的遗留。例如，他在文章中还提到清末诗人樊增祥（实际上是王闿运）的一件轶事，言下对这位遗老的观点表示赞成。“那时（辛亥革命以后——引者注）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上文说到，鲁迅在日本期间的照相，穿着全是学生制服及和服，竟无所谓“中”式服装。1911年，他在绍兴时，自己设计了一件外套，当年5月去日本看望二弟周作人时，穿着这件外套在东京照了两张像。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全集”是指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
看来，那时，鲁迅对服装问题，虽不及对辫子问题那样有切身之痛，但也给予了相当注意，颇动了些脑筋。究其根由，乃与辫子问题类似。当时汉民族因长期的压迫和奴役，丢掉了原来的装束习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本民族服饰样式。鲁迅在日本认识的钱玄同，回国后与周作人等任职于浙江省教育厅。革命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钱玄同独出心裁，自制了一套所谓“深衣”，号称古代汉族服饰。然而穿去任所，大被同事们取笑。
鲁迅平时衣着并不讲究，即便在晚年生活比较安逸时，也仍然保持着早年的俭朴习惯。萧红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写：“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对鲁迅衣着的描绘，提到得最多的是鲁迅经常穿的一件灰色的袍子，冬天是棉的，夏天是单的。鲁迅照相，为了美观，有时会换上白色的衣服，显得洁净。但外出演讲时，却不一定有这样的讲究。例如在光华大学演讲前后的摄影，大约能显示他平常穿着的情形。
（黄乔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