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生之悟：廿载《论语》

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已所欲说也。
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中，有一篇是今本《礼记》中的篇章《淄衣》。
郭沂先生在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献后认为：《子思子》一书原来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礼记》中的相关篇章本来就是《中庸》一书的篇章，由此可以测算：《论语》成书的时间大约在战国初期。
徐中舒先生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的研究得出结论：一直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诵，口耳相授的方式。瞽蒙传诵而经，由后人书于简牍的就叫做语。这种传习方式不止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很多典籍就是靠着这种口耳相授的方式在学术流派中流传。
《论语》的思想不仅是孔子个人对社会历史认知和生命体验结果淬火后的升华，也是孔子学习夏、商、周历史广而精的研究成果。
阅读《论语》有助于对古代哲学史的认识，没有对《论语》的阅读，也就无从提起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现在市面上通行的《论语》译注本有三部：
一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译注》，由杨伯峻先生译注；
二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论语今读》，由李泽厚先生所注；
还有一个便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了。
廿载来，三本书，余均已通读数遍。
在国内外众多的《论语》研究专著中，余平常阅读最多的册子是2005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藏·论语》专集。
这是一套合起来的丛书，其中有三种在底本的选择上超越了前人。其中有何晏的《论语集解》，是以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所藏正平版双跋本影印件为底本；有皇侃的《论语义疏》，是以1923年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排印本为底本，以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校本，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校勘本；对刑昺的《论语注疏》，该合集没有采用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而是采用线装局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为底本，同时吸收了阮元校勘记的注解。
孔子曾是一位以治丧，相礼为生的儒学布道者，他熟悉夏，商，周三朝的文化，对西周初年由周公制礼作乐而正式形成的礼乐文化尤为钦慕。在春秋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以继承和发扬礼乐文化传统自任。出于这种使命感，他一方面广收弟子，以诗书礼乐教，另一方面对三朝文化，特别是对礼乐文化加以反思和总结，将其根本精神抽象出来，建构起了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和安仁之道为基本内容的哲学道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