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老年痴呆
阿玲是在上班的时候接到电话的。邻居王婶打来的，说你妈又跑出去了，这次跑到了渡口，被熟人认出来送回来了。她挂了电话坐在工位上，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好一会儿，屏幕上是一份还没做完的报表，光标停在某一栏没有动过，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呼吸。她请了假买了票赶回烟火渡，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大。她推门进去，母亲转过头看她，说，你是谁？她站在那里，包还背在肩上，鞋也没换。王婶从厨房里出来，说，又认不出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母亲忘记关煤气，忘记把钥匙带在身上，忘记回家的路。有时候她在巷口站很久，不知道哪一扇门才是自己的。前几天还走到陌生人家门口敲门，问人家这里是哪里。阿玲带她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阿尔茨海默症早期到中期，没有特效药，只能延缓。她把诊断报告折好放进抽屉里，没有告诉母亲。但母亲自己也能感觉到，她有时候坐在门口发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记不住事了。她跟阿玲说自己觉得脑子里有东西在漏，像筛子，一天漏一点，她不知道哪一天会漏光。阿玲握住那只皱巴巴的手说不会的，那只手缩了一下，没有回握。
阿玲在省城做财务，工作稳定，工资够用。她不是没想过把母亲接过去，但母亲不肯，说住不惯城里，说烟火渡有熟人、有渡口、有老街，到了省城她连买菜的地方都认不得。阿玲每个月回来一两次，周末往返，高铁三个小时，到家天黑了，第二天下午又走。她给家里装了监控摄像头，装了煤气报警器，给邻居留了钥匙。她以为这样就能撑得住。她以为撑一撑就好。
母亲走失那天，阿玲正在开会。看到手机震了三次，她没有接。开完会回电话，王婶说你妈走到渡口那边的坡上了，站在路上不回来，旁人问什么都不应。阿玲当天下午请了事假回到烟火渡，把母亲从派出所接出来，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抬眼看到她说“你回来了”，又说“我饿了”。阿玲带母亲去吃了碗面，坐在面馆里看着母亲低头慢慢吸面条，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灰白的头发上，发丝边缘泛着柔光，像那些黑白旧照里的样子。她想起母亲年轻时候在缝纫机前踩踏板，裤腿边被线头蹭得发白，夜里关了灯，还能听见她从卧室走到厨房的脚步声，轻而细碎，像在确认这个家还在。她从来没有跟母亲说过那天她在派出所看见她时自己是什么心情，但她记住了母亲抬头看到她说“你回来了”时那一瞬间的神情——不是认出她，是认出面前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可以带她走。那天下午她把母亲送回家里，坐在客厅的矮凳上，打了个电话给公司，说暂时回不去。
她在烟火渡住下了。她把省城的房子挂出去出租，把工作辞了，把母亲的东西重新收拾了一遍。邻居说，你在城里发展得好好的，回来照顾你妈，舍得吗？她说，没什么舍不舍得，我妈就一个。邻居听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她开始学着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早起，她也早起。母亲吃早饭，她吃早饭。母亲坐在门口发呆，她就在旁边择菜。母亲记不起昨天吃了什么，她就每天在冰箱上贴一张纸条，写着日期和菜名。母亲有时候叫她“小玲”，有时候叫她“大姐”，有时候叫她“阿姨”，她都应，应完了又倒一杯水放在她手边。她每天把母亲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头，把药分好放在小盒子里，把钥匙挂在固定的位置。她把柜子里的东西按她记得的样子摆好，在碗柜上方贴一张手写的字条，旁边画了一个简笔箭头，箭头下面是碗架，碗架旁边是电饭煲，电饭煲旁边贴着“煮饭”两个字的字条，字写得很大。
有一回她出门买菜，回来时母亲坐在门口台阶上，手里攥着一根旧丝巾，是阿玲小时候戴过的。母亲说，你小时候戴这个去上学，风大的时候你把它系在书包上。阿玲蹲下来，接过那根丝巾，上面已经褪色了，边缘起了毛。她说，你记得这个？母亲说，记得一点点。那晚阿玲把那条丝巾洗了挂在阳台晾衣架上，晚风把它吹得一飘一飘的，像一只缓慢拍动翅膀的蝴蝶。她坐在客厅里，透过窗户看着那条丝巾，也没有去碰它，只是看它安静地飘了一个傍晚。
她在烟火渡找了一份兼职工作，时间灵活的，不耽误照顾母亲。下午她去给镇上的一家小厂做账，回来的时候母亲还在看电视，电视的声音比往常低了一些，大概是她自己调过的。阿玲换了鞋，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饭，从冰箱里拿出几颗番茄，在水龙头下冲洗，水声哗哗的，像过去很多年，她还没有离开烟火渡时的那些傍晚。她看见水槽旁边有一张纸条，是她的字迹，写着“番茄炒蛋”四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勾。她想起自己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在冰箱上贴一张新的纸条，写着当天的菜谱和要做的事。母亲不会做饭了，但会看字条，照着她写的去冰箱里拿东西。有时候拿错，有时候拿对，对错之间那根线很细，细得她不敢用力拽。
秋天的时候她带母亲去江边散步，母亲走得很慢，她也不催。母亲走到渡口那棵老槐树旁边停了下来，说，你小时候就在这树下等我下班。阿玲说，我记得。母亲又说，有一次下大雨你站在树底下躲雨，我喊你你听不见。她说着往前走了一步，望着江面，夕阳落在水面上，把她的侧脸映成橘色。她说，你那时候才这么高，说着比了一下自己膝盖的位置。阿玲站在她旁边没有接话，她知道母亲说的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她还小，母亲还年轻，烟火渡的渡船还在开，老槐树下是等人的人。夕阳斜照过来，江面上浮着一层细碎的光，有几个孩子在渡口台阶上跑，母亲看着他们的背影轻声说，像你小时候。阿玲挽住母亲的手臂，她没有躲，也没有说话，只是那么站着。
她没有想到放弃省城的工作会是这样一种生活。她没有规划过自己会回到烟火渡，在晨光里把切好的蔬菜放进锅里，帮母亲系好那件褪色的旧外套，重新学一遍已经快要失传的口吻和顺序。她有时候也会想起省城的工位和那些报表，想起自己下班后拖着箱子赶高铁的日子。那些日子已经从她的身体里退潮了，留下一片平整的沙地，不硌脚。
有一回她在厨房里切菜，母亲走进来站在她身后，说，小玲。她回头，母亲说，麻烦你了。她愣了一下，说，不麻烦。母亲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那两个字是母亲用依然清晰的口齿说的，她知道是清醒的间隙，很短。她站在案板旁边，手里还握着那把菜刀，刀刃上沾着切好的葱花，她把那些葱花拨进碗里，把案板擦干净，继续切下一根黄瓜。她知道那句话不会持续太久，像烟火渡雨季里偶尔透出云层的阳光，足够让晾在院子里的一件旧衣服在风里摆动一下，它从她的肩头落到了地面上，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捡。她看着那道光落地的位置，心里没有慌，只想着把它记住。她还想听第二遍。那天晚上她把碗筷收好，扶着母亲去洗漱。烟火渡的夜很静，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映在窗帘上，风一来就晃动。她把被子掖好，关了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母亲好像已经睡着了。她不确定明天母亲还记不记得白天的事，也许不记得了，但她可以再讲一次，等她醒过来，等她走到厨房门口，站在那里，等着她说：“妈，我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