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写发生在近期的事，这类同于历史学家一般不写当代史。最近发生的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避讳，但是通篇都不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的文章肯定也很不有趣。用真实姓名，我也不知道别人愿不愿意被这样提起，一般我会用名字的首写字母，而且用潮汕话，这算是加了两道密。不过这一篇我用粤语的首写字母，除了其中一个人之外。
写这篇日志的计划可以追朔到三年前吧（题目也是三年前起好的o>_
从七里香那一篇到这一篇之间相差了5年的时间，空出来的五年（2005年~2010年）的开头，我还是个刚初中毕业的小孩；而这五年结束时，我正要第一次搭上北京的列车。不是一个人，但几乎就像一个人。这件事开始于2010年的上半年，当时学校有一个到北京师范大学交换的项目，消息出来时，我是不想去的。有一个当时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一年11月份广州举办亚运会，而我可以借着这段时间放假回家。虽然如此，冷静地想，我知道就算我不想去，我也有义务去。那时班里的同学都特别积极，不论什么活动都会去参加。相比之下，我几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所以很多学校的奖学金都没有我的份。11月份放假回家，当然很好，但是过了之后回到学校依然是一事无成的样子。
所以这种想法也就成了一种基调左右了我后来的选择，因为我别的可以都不参加，但是北京却不能不去，因为那是我必须做的事。所以虽然我打电话请示了父母，他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去，当时就想着以此为借口说服自己不去罢了，之后同学们聊这件事，他们都在说，某人你必须去时。最后还是报了名。之后暑假时学校因为挑选人选的方针的不同（简单说来，华师挑选的方针我是被排除在外的，然而北师却挑了我），我既接过我落选的电话也接过选上的电话。回想起来，我接到落选电话时心情是很轻松的，因为本来我就不想去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报名的缘故。而诸如这样并非自己愿意而是命运把自己推到了某个地方的感觉，后来也经常会重现。
那段时间从一个一起听古典乐的关系颇好的同学那里拷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协和第三钢协的音频，听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感觉。马勒几首交响曲第一次听就超级感动如我，和另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同学说起拉赫的这两首钢协时，我说“不过拉赫的钢协很晦涩”之类的，对方很惊讶“拉赫的钢协也会晦涩”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惊讶。然而我初听拉赫时感觉和20世纪的先锋音乐并无大区别。至今我都无法欣赏普罗科菲耶夫。
而那段时间在听的是，拉赫的第二交响曲。我还记得去行政楼办证件时，耳机里放的就是二交的第三乐章。
去北京之前，因为要回学校报到的缘故，我在广州待了几天。那几天在图书馆看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总总》，这算是这位心理学家除了《心理学原理》之外最著名的书了。这算是我2010年时，在哲学上的兴趣的一个小转换。2010年之前，在哲学上我习惯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如果某定理说的是：如果A，就有B。那么就算你举出一百多个有A，于是有B的例子。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是帮助理解，并没有证明效力。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定理，它胜过于举任何个数的例子。
所以当我想问诸如“我生前在哪里，死后又会去哪里”，“我究竟本质上是什么”时，我更喜欢给出一个抽象的证明。
但是2010年之后，我更相信一句话“如果对方是狐狸，那露出来的绝对不会仅仅是尾巴”。所以，如果意识真的是大自然根本的现象，它就会在方方面面都显露出它确实与别的一切都不大一样的特点。之后我就听说了很多被全世界人避而不谈，但是却使我一开始的困惑不至于那么突兀的道理。一个是量子力学，一个是宗教体验，可能还包括了另一个，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开学的第一天似乎是周五，反正离开广州时是周末的时候，于是我们有机会去听离开广州前的最后一次课。上完课后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菜花。“我听ZR说了，你们是明天走。”“对啊。”“不过我明天要回家，没办法去送你们了。“自从这次之后，后来遇到菜花只剩下毕业季那段时间三次不期然的偶遇，我想我不会猜到一年之后彼此就陌生成那样。菜花就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那样，就在这五年之间，除了短暂地出游，很少离开过深广这个城市带之间。而我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虽则游历地方越多，个人感觉越折堕而已。
第一次搭京广线北上的记忆，很神奇地是，几乎没有。我现在一点也回想不起来...但是到了北京之后第一次看到超宽的马路，看到矮胖矮胖的建筑时，还是蛮震撼的。虽则，不久我就发现路虽然很宽，该塞车时北京还是会大大方方地塞车的。
其实第一次到北师印象也很模糊，可能第一感觉是，北方人眼睛一定比南方人好，都不怎么戴眼镜的。不过去学五食堂吃的第一顿饭还是记起来一件事。那时卖饮料的是一个很豪爽的北方妹子，我们走过去时就冲着我们喊道“要什么~~？”要知道我等早已经习惯了在广州那样顾客先说要什么服务员再反应，所以突然有点吓坏了...我支吾了半天和旁边的同学说“你先...”于是卖饮料的妹子乐了，倒饮料时笑出声来，旁边大妈问她，什么事这么开心。“没事就想笑呗” 这时我才感觉到，果然是到北方了。
大二的时候，一度沉迷过哥德尔及其不完备性定理。其实我至今都无法总结我究竟可以从不完备性定理中榨取多少我想要的东西。大二时华师的图书馆有两本汪芳庭的《数理逻辑》，算是很古旧的书，推理什么都很详细，最后也有写到不完备性定理的证明，两本书有一度都在修缮，两本都是被我翻烂的。几年之后我和一个湖北的同学说起这件事，她说，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你不是很爱护书本的人。不过后来我见过很多不可一世之人，他们喜欢用很权威的口吻说其实他们也无法确定的事情。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和我说过不完备性定理，我说“不完备性定理说的是，一个包含了算术的公理系统，一定会有一个系统里无法证明的真命题”但是他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无法证明的命题你就知道是真命题呢？
然而我真的是可以指着那两本翻烂的书起誓的。
我关心不完备性定理的原因主要是我想知道人脑是不是比机器聪明。答案就是，至少在做逻辑推理时，是的。当机器只能根据特定的指令来推出真的命题时，人脑可以通过理解符号真实代表的意义来挖掘出体系之外的真命题。不过我后来听到很多说机器也不是非要按逻辑推理来得到真命题。毕竟假如机器可以完全模仿得了人脑的话，它毕竟也可以模仿人类发现体系之外真命题的能力。所以我保留不完备性定理真正对我意味着什么这回事。
只不过我确实不喜欢人们以为不完备性定理和比方说，人永远不能认识自己之类含糊其辞的表达相牵连的想象。因为在不完备性定理里边，哥德尔命题明明知道是真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对包含算术的系统而言。
回过头来说，当时我知道北师大有开数理逻辑这门课时，内心是激动的。不过我必须说，回过头来评价，这门课既有意想不到的好，也有意想不到的坏，一如我的人生。好处是借此我去了一次新加坡，坏处是老师完全没有share我对数理逻辑这门课的哲学意义。教这门课的老师是伯克利毕业的，真正的毕业于全球前三的名校，戴副眼镜并且微胖，我刚去北京的时候开始有秃头的倾向，而我离开北京时真的秃了。不过不打紧，反正他已经娶到了（印象中）还算是漂亮的老婆。五年后我和他们俩吃饭时，我说数学系的就斗地主厉害，她说“但是他斗地主技术就渣渣，还不如我”。
他很快就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就是关于数理逻辑这门学问，他也说不出来特别重大的意义，而且由于它不是很应用，将来也不会帮你找到好的工作。这个算是打击，不过当时也算是惯了。我大二在家乡实习时，就有一个硕士劝我不要读基础数学，但是该读还是要硬着头皮读的。
上拓扑学的地方是在教八东边的大教室，上完课之后那个教室就会变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两个自习的人，我还记得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听着马勒的第十交响曲。
概率论我选的是09级的课，关于这件事，后来造成了一些混淆。因为09级的同学都直接叫我的名字，然而，原则上，他们又叫我研究生同学师兄。所以经常有09级的同学和我们在一起然后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叫了。我曾经抱怨过，你们09级这班人就没叫过我师兄的，WS说谁叫你选过我们的课呢。
宿舍条件很差，不过因为事先有过了解，倒也没什么惊讶之处。二楼楼梯口晚上都有一个大叔在卖零食，我们喜欢买那里的小浣熊干脆面，不过我喜欢把它叫做小碗熊干脆面就是了。在这个地方的第一个月，宿舍其它同学几乎天天都会和广州通电话，而就我没有。然后他们就会在说自己原来在华师多么受欢迎之类的。当然，就我又没有。当时我并没有细想为什么突然有这么个受欢迎程度的攀比。
而我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亮点的。只能闷着头学东西。然后开始记日记。因为对我而言，伊甸园始终是那个高考前的年代。不过回头一看，其实现在客观地说，2010年上半年我活得还是挺不错的。学校的旧图书馆其实藏书相当有限，后来的北师新馆其实真的很好，但是我刚去时的旧馆就藏书还不如华师。旧馆就一个优点就是冬天暖得像个烤炉。阅览室人总是不多，每到周五人更少，到了圣诞节那天就一个人（就是我啦）不过有时总会看到有人在看些很厉害的书，比方黑洞第三定律之类的。
奇怪的就是，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同学遇到不会的题会来问我。大概他们并不知道华师是什么档次的学校吧...有一些以为我是华东师的。现在记起来就是天气冷了的时候有一次洗完澡还跑去教学楼给一个同学答疑。然后天气冷得大家都在哆嗦。
然后就是在图书馆借了本McGinn的书然后落在了课室，事后过去发现，还在。于是很庆幸，并且也庆幸不是日记丢在这里。十一月份的时候，当宿舍的人开始在谈到在北京感到孤单时，我才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之前他们喜欢谈到从前的经历。
在概率论课上，有一个蒙古的妹子和一个广西的假小子。这俩小学生啊。我每次要和她们认真聊次天得到的都是和小学生聊天的反应。然后有次我竟然天真到问这两个小学生一道概率论的题，然后题都没看就和我说，不要问我们，问那边那个。我就是这么认识DP的，当时DP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和我不是一个级别的。无论什么疑难问题问他一点就透。不过我现在看待问题更冷静点了，虽然，我还是认为他很厉害。现在他在中文大学。
认识HL就更加直接了，因为交换生的特殊原因，总是要和学习委员打招呼的。后来有一次我们一起下楼梯，我走在后面，再往后边ZR喊了我一声，于是HL把作业都撒在了地上。当时我和ZR就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印象中是另一个学习委员走过来帮她整理了东西，而我知道另一个也是学习委员却是三四年之后的事。这里可以八出很多事，不过我就不八了，因为无关主题而且也不知道别人让我让我八。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HL的名字。
第一次去到五楼的外文库时还是发现了好多从来没见过的书。我大概是大二时开始看外文书的。第一次时就借了一本McGinn的有关心灵哲学的书。McGinn是持不可知论的，认为mind-body problem超出人类所能回答的范围。我并不看好这种观点，不过当时我想知道的是，他如何物理主义还有取消主义的观点的。另一本令我印象深刻的书是Graham的philosophy of mind，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最后一章专门讲了有关意识的异常状态，特别是濒死经验这样的话题。
虽然以前我接触过的书也会涉及到这个话题，比方Blackmore的《人的意识》也涉及到异常状态的话题。但是我一直认为有关意识的问题最根本而言是一个哲学问题，最重要的是，当做哲学思考时，我不用将自己很希望知道的问题的答案，交给我无法确信是否真实的道听途说。所以第一次读Blackmore的书时我直接把这部分跳过去了。但是这样的话题一再出现于严肃的书中，Blackmore算是权威的神经科学家。Graham的书好歹也算是这个领域的一本教材吧。而心理学之父詹姆斯甚至写过一本书专门写宗教经验的《宗教经验总总》。
这段时间，当空气开始变冷的时候，我MP3里边放着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我一般听古典音乐很少单曲循环，但是里边的第二乐章却循环了十几遍，这是一首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的曲子，很...热血，类似于听一些日式BGM战斗音乐的感觉，当然有更多的沉淀啦。而在经过一段低迷的时期之后，在听到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时，真的有一种复活了的感觉。
就在这半年之间，认识了好多全国各地的好友，有时我觉得后来研究生三年认识的都没有那么多。这里还是有两件有趣的事情可以说一下的。一个是当时北方人都觉得广东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次我提醒过他们，就地理距离而言，四川离北京还要远一点的，然后他们说，但这个不一样。另一次是当时的团支书问我们，觉得北师大的教学和华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数理逻辑和集合论这两门课都是用英语的，所以我就说，最大区别大概就是用中文或英语的区别吧。然后对方反问，就是说广州那边上课都是用英语？
回想起来我本科的时候并没有很强的广东情结或者潮州情结。本科时宿舍隔壁住着的是一个汕头和一个揭阳人，两个人都特别活跃而且带得整个宿舍都跟着很活跃，经常到凌晨两三点还在high。因为我高中一直都是十点半就睡的，所以很不习惯这种做法。本科在华师时，关系最好的同学是一个客家人，一个是从小在广州长大的湖北人，而关系比较好的女生，不论佛山的，深圳的，都是说粤语的。这里插入有关大一大二的事是离题了，不过以前确实有些对话相当好玩，我几乎是和那个客家人一起玩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原来他听得懂潮汕话。还会说...然后有一次他和我说“以前在我们学校，潮汕人和客家人经常打架”于是我问“那你站在哪边呢？”“肯定是站在客家人那边啦！”
不过这些也是后来总结的规律，因为那时也只是结交趣味相投，有共同话题的人而已。不过在北京加起来那四年，可能是我这辈子最想让别人知道，我不仅是广东人，而且是广东潮汕人的四年，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把我和那个神奇的广东联系在一起那种感觉，另一方面是因为想让大家知道，广东不是一个只有单一文化的地方，它本身就有这多种多样的文化。
当时虽然有广东的同乡会，但是我并没有去参加，当时的原因很直接，因为我毕竟是来北京学习的，不是来玩的o>__
因为我在数理逻辑和集合论这两门课上表现得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教这门课的施老师打算教我一些更高深的东西。当时他大概是想让我以后可以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数理逻辑的。这对当时的我有点好得难以置信，所以我不是很相信的，不过那时的我对一切抽象高深的话题都很有兴趣。
这部分是因为，在哲学上，我持的是一种我自己认为很合理然而却很少有人会重视的世界观，那就是泛心论，或者说，万事万物都有感受，生与死没有明确的界限，死亡只是一种转化过程。
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我需要学习一些同样是精确深刻然而少有人懂的理论来强化我在哲学上的自信。很高兴的是，当高中时我第一次觉得这种观点很合理时，我感觉我是孤身一人。但是到了大三这个时候，由于阅历的增加（主要在于阅而非历o>_
所以当时我开始读集合论的书，其中之一就是学习力迫法。力迫法是科恩当年用来证明，康托尔某个著名的命题（连续统假设）和集合论的公理是独立的，的方法。就我个人而言，力迫法哲学上的意义不如哥德尔完备性定理很多。虽然有人写过《哥德尔定理的滥用》之类的书来阻止人们赋予不完备性定理太多的想象，但是这说明不完备定理确实给予人们很多的想象。然而力迫法真的就是数学里边一种极其抽象的方法而已。
关于力迫法我只能再说这么一句，我终于没有弄懂这个高深的理论。现在我关于力迫法多少能说出点东西，但是那都不意味着我真的懂这套理论。第二学期学习集合论痛苦的经历证明了，我确实不应该碰这门学问。集合论某种意义上算是我智力的极限吧。虽然后来我也想知道我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困难程度的东西，但一般人二十多岁热血的年龄一过真的就没那么拼了。就算有时候，会放一本代数几何之类的书在桌上，然而那只是用来鼓励自己这世上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你应该是没有能力接触到了。比起来现在学应用数学的东西，不会害怕遇到很难的东西，只怕遇到很怪的东西。
天气转冷时在新街口北大街买了一双鞋，旧鞋就直接扔在那里了，回来时经过积水潭看到整条护城河结了冰的壮观景象，在那里望了很久。
圣诞节那天晚上上一门叫复杂性科学的公选课，老师特地带了糖果给我们吃。下课之后，选同门课的河南的师妹问我“你知道今晚咱数科有舞会吗？”我说我并不知道不过这么一说挺想去的，然后她就说“待会我们班里的人要一块过去，你要和我们一块过去还是自己过去？”我想了想，说我还是自己过去吧。因为那时会觉得对方这样说意思就是，你最好是自己过去。这种思维方式非常自然，而且在不同阶段都会重复出现。那时走到教九的南侧和物理楼相间的那条小巷，突然有种怕生的感觉...于是拐道回去了图书馆。图书馆人果然很少，三楼的阅览室整个房间就我一人。
那时就认识上一届去新加坡的一个师兄，他最后选择了去北大读几何而不是去新加坡，他当时和我说的是，他希望学的东西是和大自然有关的，而不是刻意为之的抽象，所以最后他选择了几何。师兄是北京人，大概有一米八的身高，长相姣好，有时会任由手机因为钱不够停机数天，到了大四依然分不清教二和教四的区别，就像我认识的许多喜欢较真的男生那样为情所伤。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给我五十新元时，坚决不收我给他的两百五人民币。而我后来是用这同样的五十新元，从另一个同学手中换了两百五人民币。关于这点我认为是忠于我的性格，也忠于父母亲的教育的，有时我可以很大方，但是遇到更大方的人我一般也不抗拒。不过这里我真的忍不住八一句了，这个后来去新加坡的同学的老婆就是另一个学习委员，三四年后，她听说我的名字后，问我说“既然你认识第一个学习委员，为何又不认识另一个呢？”
还记得那时和前面说的那位师兄从教二走回宿舍时，在讨论数理逻辑的四个分支，递归论，证明论，模型论和集合论。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因为彭罗斯曾经想从数学上证明人脑优于任何可能的机器，而我个人感觉答案在递归论里边，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也始终没有说过我认为这些问题和关于大自然的一个更深刻的图景有关。
过年的时候，我在去王厝的路上给师兄拜年，然后我和他说我现在在揭阳的某个小村庄里，他说，好，我Google地图看一下。这一年的新年祝福可以送往神州各地，这件事每每回想都好感动。我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亲自写每一条短信，然后最后提醒对方，这是我人生发的第一条送往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的短信。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又追加了四川和安徽。不过还有一句题外话是，今年过年又可以追加香港和马来西亚华人区了o>_
回家前一天，拓扑成绩已经出来是满分，早上想在教八四楼找施老师（因为当年老师的办公室是在教八四楼的）。刚好遇到了教拓扑的高老师，于是就问他能不能聊下天之类的吧...反正最后去了他办公室，听平时和蔼可亲的他如何对一个大四快毕业但这门课还挂着的学生说一些不客气的话，然后我问了他一些北师大读研的情况。我并没有问他招不招学生，他也没有提到，其实个人很喜欢拓扑这门课，如果当时北师大拓扑强一些，我也许就是学拓扑的了。
回家时的票是在师大买的，对面桌的是HTE，当时我们都不认识，不过后来对方说是广州人而且聊着聊着说要不帮我们买票吧。于是ZR就把身份证给了她，然后我也把身份证给了她...关于这件事回家就被我妈说，怎么可以把身份证交给一个陌生人呢...那时我才觉得这件事我确实有点轻信了，不过当是时就没想到这点上。
放完寒假回广州时去拿火车票，见到的是同学的妈妈。她说HTE没空过来，所以由她代拿票给我们。阿姨非常地健谈，就在我们过马路去对面搭公交之间，她聊了一共三四个话题。横穿广州天河区的大马路时，她说如果HTE在的话，一定会阻止她这样子横穿马路的。然后我才发现不知不觉间没有及时阻止阿姨做一件蛮危险的事（还参与了）。
回去时刚好赶上了河北到北京一带在下雪。火车路过石家庄时大雪纷飞，HTE拉着我和ZR玩盖棉被。盖棉被很可能是一种很有广府特色的扑克游戏，毕竟印象中我只玩过这游戏三次，第一次是小时候家里来了广州亲戚时小孩子在屋里边玩的，第二次就是看着石家庄的大雪玩的，第三次是在香港。后来HTE还道歉说，当时明明下了大雪却还拉着我们玩扑克牌，让我们都没机会欣赏雪景了。不过我觉得大雪固然少遇，玩盖棉被的机会也不常有，关键是当时确实是一边看着雪景一边玩的。
回到北京时雪就停了。然后，这段记忆几乎是空白的...开学的时候第一次蹭09非师班的课。课上前两排中间的位置被一群四川人占领，于是下课总是可以听到叽叽喳喳地在说西南官话。其中有两个女生都会讲笑话，成都那个女生还会讲黄段子。虽然那些黄段子都不大好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笑话都是女性向的原因。
下面这一段我确切地说也不知道是发生在上学期还是下学期，那就是第一次认识WS的时候。反正WS是比较晚才认识的。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知不觉间会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他看起来也并非有什么值得我注意的特点。但是他和DP走得比较近，而我一直是挺敬仰DP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天生给人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印象中他和DP一起走过来时，我截住DP聊几句话，他就自个儿走了。也从不正眼看我。也就因为这样让我更感兴趣起来。其实我当时绝不会想到后来他和我反而还熟过DP。
这件事还夹带了另一件事。几年后WS问了我一个别开生面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HL的...我说，HL是你们学习委员，你们班里我认识的人合情合理第一个就是她啊...其实我当时心里还有另一句话（你不觉得你们班你算是认识得最晚的吗？）
刚开始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印象中第一次和WS聊天，一边聊一边走到了教九一楼的101，现在想起来确切地说是诚惶诚恐的，到了门口时，WS和我说“我在这里边自习，你这是要一起来自习吗？”语气中有点拒人但又不是很多，这时我才想起来我都忘了我一开始是要去哪里了。
第一次认识HZ时现在也有印象，这一次是对方主动结识我，在新图书馆出来时他叫住了我，然后和我说“我叫HZ，是去年全级第二名”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自我介绍依然是别开生面的。当年的HZ和09师范班给我感觉都有点类似，虽然很难形容。第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时，我在WS的宿舍里在聊新加坡的事，当时HZ也在，还记得他听得非常入迷，然后WS和他说“晚了，回去洗洗睡吧”之类的。但是最后是他去了新加坡。三年之后即将要去新加坡的HZ看起来就要比三年前成熟了很多。只不过每次遇到我和我同学在一起时，都不知道叫我时应不应该叫师兄...
还有一个我现在说不出名字的人，当时在非师班应该也是很厉害的。我和他只一起吃过一顿饭，而那次吃饭的话题竟然是方言...而且还不是广东方言，而是江苏方言。因为对方是江苏人，而那段时间我对官话的地理分布有点感兴趣。当时说的大概是苏北的江淮官话还有苏南的吴语之类的。其中一个笑话我后来照搬到了新加坡一个颇高雅的晚会上。说的是，在上海话里，姐姐是叫做“jiji”，于是就小jiji，小jiji...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笑话时，在场有一个教授，两个上海人，大家都笑不出来，于是就冷场了...
后来因为要去新加坡的原因，认识了一同过去的两个上海人。其中一个大概有接近米八的身高，长得像步惊云，可能有点混血儿的血统，戴着十字架的项链。第一次遇到他是在北大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时他在吃麦当劳。而我还记得那天早餐我只吃了一块钱的大饺子和一块钱的豆浆。 那天中午，新加坡的教授问他“你们平常在哪吃饭，带我们一起去吃吧。”于是他把我们一伙带到了一家西餐厅，那家店东西都是20块钱左右的。应该说，现在在香港，20块钱一顿饭很正常，吃M记更是穷屌的表现，然而五年前在内地遇到这么一个同学还是蛮震撼的。
而另一个同学长相并不引人注目，不过他行事的风格还是弥补了他外表的低调。第一次上完课回来他给我看了他小学时的语文课本，而后来有一次他送了我一张用过的火车票...后来上课时，很多时候我完全没弄明白的东西，他们好像都听懂了的感觉。而且还能回应老师的提问。
不够真正让我最终倾向于留在北师而不是去新加坡的却是另一件事。当时新加坡的教授在课堂上提了递归论这个领域最核心的问题。说完他说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大概就是，其实他也不明白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某种意义上，递归论是我最想从事的方向。我一直有一种想象，就是人类可以用一种系统的方式写出一个非递归函数，而任何机器都做不到。我至今都不明白这种想法是不是对的或者它是否有意义。但是，当时我害怕的是，我的想象最终会影响我的判断。
这一个学期没有选09级师范班的课，不过有空还是经常过去玩...记得不久之后和WS就已经熟到我和DP在第五排的地方讨论一个问题，WS在第一排冲我喊道“今天就在这边蹭课吧！这个位置留给你呢”
有一次08非师班办一个班级活动，当时我也去参加了，去的人不多就十来个人，地点是北京动物园。不过至今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反而是那天一起在草坪上玩天黑请闭眼。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很喜欢玩这一类游戏。第一次玩这游戏惩罚还是蛮重的。警察被杀光就算杀手胜，但是假如杀手败的话，不论什么搭配，都要假装情侣去和和一个陌生人搭讪，叫对方给他们拍张相...不过由于我和班里大部分人都不熟，玩的时候是一帆风顺。回来时晚饭在二炮对面的馆子吃东北菜，因为是班费出钱，有另一群人出现来蹭饭，吃完饭后大家继续玩天黑闭眼。
08非师班的班长是一个天津的女孩，后来还和我说很抱歉班会组织的很差，参加的人又少之类的话，当时我并没有说其实人不必很多这样才不会乱，其次那天的活动确实很精彩。我想直到现在，像天黑闭眼这样好玩的游戏依然不是哪一天想玩就能玩的。
这段时间去过国家图书馆数次。这里要写的是特别模糊，因为我无法确定下面这些事的年份，它们有可能发生在这一年也有可能发生在接下去的一年。首先是我知道G. Strawson是目前在世的持泛心论观点的美国哲学家，有段时间我会将他和P. F. Strawson混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俩是父子来着。后者曾经在形而上学在美国哲学界名声最差的时候写了一本《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于是形而上学才慢慢又赢回了自己的位置之类的。而G. Strawson则持了少有人持的哲学立场，panpsychism。关于英美分析哲学这个潮流，虽然我不能说特别懂得，但是就我后来听的一些讲座而言，并没有超出我的想象很多。不过话说回来这对父子也算是像个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和他们生活那个时代的老生常谈保持了距离因此得以看得更真实。
不过G. Strawson的观点依然和我不大相同，这也是我后来读过他一些书的只言片语知道的。但是有一次我在看他的一篇论文《为什么真正的物理主义必然会导出泛心论？》这篇文章时，WS曾经对我读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这件事尤其难以确定时间，它只可能发生在大三或研一，但是两者都不大可能的感觉。
另一件则是在图书馆印了有关濒死经验的书。那本书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最后还写到了日本一位禅宗大师道元。最后一章几乎无法读懂。尽管如此，它似乎是我第一本完整看完的外文书。有一次我在教育学的课上看一本濒死经验的书，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河北衡水的同学，她之前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就是那个衡水的”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衡水是什么地方。她看到我看的书，就说“我听说过这么一回事，不过这是真的吗？”我一时半会无法说清，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突兀的事实，我是很持怀疑态度的。然而就我读过和想过的，人类的意识无论哪个角度来看都很不一般。
离开北京之前那段时间，正是学校很多音乐系的学生举行毕业演奏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学生演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协。这件事之所以记起来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在听这两首曲子，拉赫二钢和拉赫三钢。这两首曲子大二时曾经在耳边挂过一段时间但没有感觉，不过那时却特别特别喜欢。不过后来在新加坡时，在异国他乡又一次见到了拉赫的海报，为此我还照了一张相，现在应该还在。
然后就是去新加坡啦，第一次到新加坡，因为在北京住了半年之久，到新加坡时有一种熟悉与陌生一同强烈袭来的感觉。晚上给我们开门的保安是印度人，和我们一同走过prince george park的小道时，手机里放的是印度歌曲。我分到的宿舍老实说，和我现在在香港的宿舍很像，有两点区别，新加坡的宿舍多了个带水喉的洗手盆和吊扇，而香港的宿舍多了个空调...
其实写新加坡这一段有点离题了...另一个是我也不想写这一段，所以就提一下一起过来读summer school的有一个美国人长得很像《加勒比海盗》里边的斯帕罗，他还和我之前的师兄是室友。回去我还问过师兄，你去年和船长一块住呀。有一次他想叫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过我说我要去图书馆看一本parapsychology的书，他非常惊讶地说了一句类似，我诚心诚意邀请你，你却去看一本parapsychology的书之类的话。
回到北京时，我宿舍只剩下另外一个人，当时WS和我去食堂时，一直和我说“我宿舍今晚只剩我一个了，你搬过来嘛”其实我也想过去住，所以回北京之后那段时间就搬到了WS宿舍住了。当时有一个华师的同学问了我一道复旦面试的问题，我和WS说时，就说这个应该是用自由群做的。然后我就跑到楼上去想应该怎么做，当时楼上正在装修，木屑什么的随地可见。当我回到宿舍时，WS说他做出来了。
之后一起走到明光桥之类的地方找一家馆子，不过馆子没找到，只能随便找了一家东北菜馆，吃饭时和我们斜对桌的是几个台湾人。我们一边吃边听他们聊天。回来时我想起了一个在新加坡听到的政治笑话，然后正想说出来，不过后来想起粑粑麻麻的忠告，又决定不说了。于是WS就一直在问究竟你刚刚想说什么。我说没有啊，刚刚喝醉了之类的。
好吧，这一篇最后我还是省略了一些叙事，我相信还有一些是忘了的。然后，被省略的事绝不是不重要，没提到的人也并非不重要。这一年的日记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形上学的五年”，这个概念是用来表达2005年10月份到2010年11月份这5年零一个月的时期的。如果有一天我会写这段时间的话，我应该也会用类似于“形上学的前三年”，“形上学的后两年”之类的表达。因为这五年是用来消化一个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但是我却觉得更加合理的世界观的。但其实，真正消化这个世界观的，是2010年下半年往后的那两年。
因为当05年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开始认为泛心论是有关意识所可能有的最合理的理论，但是它与我听说的其它东西较之是相当突兀的。然后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周边的讨论及观点，2005年时读完了厚厚一本的《生命科学史》还有生理心理学的书，2006年时买到了John Heil的《当代心灵哲学导论》，高三时读完了Neil Carlson的《生理心理学》的第六版。一方面让我知道，就算对最前沿的科学而言，这依然是一个被架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接触了有关这个问题所有可能的最好的观点。后来就是大一时读的Penrose的《皇帝新脑》，Blackmore的《人的意识》。
直到在北京的第一年，我开始形成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自信，并且相信意识问题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深刻得多，它不会仅仅只是一个哲学上的难题。它的神秘之处很可能影响到人类知识很多个貌似无甚关系的方面。它和不完备性定理有关吗？这个我不好评价。它和量子力学有关吗？我倾向于认为有关。我知道大部分人包括物理学家都不看好这种观点。但至少我稍微学过量子力学，既然我是持泛心论的，那么我就倾向于认为意识与物质的本质相关，而量子力学是关于物质的本质的，可能最神奇之处在于，量子力学暗示了，物质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它展现的形式依赖于测量。最后一个则是异常经验，比如濒死经验。
所以往后来看，真正的时期应该是一段叫做“形上学的七年”的时期，这段时期真正结束于2012年。2012年之后我真的就很少再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了。虽然过往的三年里，有时竟然还会读完相关主题的书一两本。
关于2011年这段时期结束时，我也没有任何印象，回过头想，也没有找到特别标志性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