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

      历史的变化是一回事，关于这一变化的观念是另一回事，它不是一种变化。

      葛兰西区分了“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圣职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不依附于任何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过时，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自主和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其他社会集团在形成过程中“有机地”制造出来的知识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总是依附于某个社会集团，表达那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由于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伦理，因此任何走向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都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的是葛兰西的定义，而不是班达的定义。

      自然世界的循环时间概念也变成了线性的时代概念，而且各个时代的划分是由变化来检测的

    在古代，道德的概念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静观世界，与自然合而为一。

    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认为，人不仅可以知道什么是正确，而且还会付诸施行，因而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是值得的。班达不会这样认为，他对传统价值的维护意味着他相信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因而遵从经验、传统和习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对人性的谦卑认识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义。

    如果背叛意味着抬高现世的地位和贬低永恒，那么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背叛者。

    英国哲学家格兰特·艾伦曾这样定义民主的观点：“所有的人生而自由，但不平等，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维持这种自然的不平等，并从中找出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另一位法国民主主义者路易·勃朗说，真正的平等是一种“比例”，对所有人来说，“在于平等地发展他们不平等的能力”。

    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但不是社会中平等的成员。

    今天我们看到，政客们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压抑他们内心深处的意愿，这种情况标志着正义观念的一个伟大胜利。虽然这一胜利还停留在口头上，但是一切都从此开始了。我们希望那些忠诚于正义观念的人们要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

    人格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康德所主张的人之为人（Sine quanon）的条件，二是勒努维耶所主张的作为良心范畴的人格自由。“良心”这个词是“人格”一词的对等词。

    如知识分子，是把和平看做最高的价值，谴责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完全否定这种看法，相反，我们认为一旦知识分子是为了主持正义而同意使用甚至呼吁使用暴力，而且，只要他们没有忘记暴力从不是价值本身，而只是暂时必要，那么他们就是在出色地完成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