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张严肃面容，头发黑密，眉毛较浓，眼睛不大。他考虑事情时眉毛能皱成一道凸凹线。父亲鼻梁较高，整个面庞有棱有角。热天时，父亲喜欢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严寒时，他爱戴一顶旧的黑中加绿的呢帽，穿一件羊皮袄，羊皮袄外罩着有时蓝有时黑的外套。父亲有一米七多身高，身体较瘦。他站立时头抬起，胸挺立，两腿微微站开，好像尊大理石雕像一样的端庄。

父亲生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个农户人家。病逝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屈指算来，父亲离世已有五十五年了。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回忆起来，有些记忆很深，有些已经模糊，写到伤心处，嗓子发紧，止不住的泪水落下。回忆对于我的人生却有着很深的影响，只有尽力将片断的和零碎的记忆穿起来以寄托思念之情。

父亲是共产党员 ，对党忠诚，热爱祖国。他留下的遗物只有立功喜报、奖章、残废证书和几张黑白照片。我翻出父亲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天安门留影”，这是他去北京开会时特意拍摄的:父亲面带微笑 ，站在天安门前。他看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好像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工作的地方，内心激动之情流露在面庞上。另一张照片是一九五八年“广州黄花岗纪念”，在七十二位烈士碑前，父亲面色严肃和崇敬，两手握成了拳头。从他老人家的面色在，我看到了对大革命牺牲烈士英勇精神的敬佩；看到了对军阀屠杀革命人的残暴罪行；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来自不易。

战争使父亲腿部留下了伤残，可是他不顾自己，兢兢业业做好他负责的工作。他转业到洛阳参加筹建第二荣誉军人学校，这是政府为革命残废军人创造就业条件而设立的教育机构。荣军们毕业后大部分去各地参加祖国建设了，父亲留校任职，选为院党委委员。后来学校又改建成了集聋哑、盲人、孤儿教育和残废军人疗养为一体的福利机构。父亲分管后勤，他不仅保障了几千人的生活，而且还带领大家开荒，种麦种菜种果树。他进金村，请来技术员，剪枝喷药，管理果树；有一个炎热的夏天，他看到一棵苹果树生虫了，吃了一惊。接着他把所有苹果树查看了一遍，情况大致相同，两道眉毛显出一线凹凸。于是，他只身一深一浅走往十几里金村的路上，请来技术员，立即采取措施，避免了虫害的严重。他开办养猪场，跑平乐，去翟泉，选择杀猪人，改善伙食。有一次快过年了，他托人去联系杀猪人老郭。托的人回话说，这几天太忙，不能来。父亲听到回话，两道眉毛立即簇成一条凸凹线，他着急了。眼看就要过年，猪肉还没有准备好。不由分说，他让人用架子车载着，从院里到翟泉走了十几里，见着杀猪人老郭，好说歹说，最后硬是把老郭拉过来，两人坐上架子车回到院里。

父亲公私分明，她教育子女不允许家人占公家便宜，他看到大姐剜回一大藍野菜，脸上露满意的微笑。接着，他又把野菜藍提起来递给大姐说:“送给食堂伯伯，让他们尝尝!”不但这样，星期天还要叫大姐去帮厨。有一次，我去看杀猪。杀猪人认出了我，他看见身边没有人，连忙拿起一张纸，又从大盆子中抓出两个猪腰子包好，递到我的手里说“快拿回家!”我一直后退，连声说道:“不要!”“不要!”最后我说了一句“公家的东西不能要!”就跑了。

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勤俭持家才能过安稳日子。”他养蜂、养蚕、钓鱼和打猎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父亲有一枝猎枪(土枪)，用枪技术高超。秋收过后，一些野兔就会出来寻找食物。星期天，父亲就叫住我去打猎。在收割后的庄稼地、棉花地里，只要看见野兔，父亲的枪就会响起，只见远处野兔翻几个个儿就不动了。父亲放下枪说:“逮住了一支!”本来簇成一线凸凹眉头舒展开了。在那个家家都不富裕的年代，孩子们看到有野兔有鱼肉吃，欢快跳跃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学习父亲，课余拾柴火，捡煤块，溜红薯，采桑叶，剜野菜贴补家用。学校暑期和寒假时，我和姐就去牛奶厂做小工。

父亲爱他的五个孩子，可也不容自己的孩子身上有污点。有一次小学老师到我家，告诉父亲“你的孩子去过她家玩儿，可能是拿走了一本书。”教师的职业是被尊敬的，想象当时父亲可能相信了老师的话，先是质问着我，后来怒火冲天地拿起铁锹把抡了过来，打在身上疼痛难忍，我委屈地大声哭喊。眼看着母亲劝阻没有作用，我只有撒开腿跑了。沿着陇海铁路线向西进城躲到了外婆家里。后来搞清楚了是老师的孩子把书借了出去又不敢说，导致那个老师错怪到我。两天后，父母跑了三十多里路来到外婆家来接我回去，看到父亲愧疚的脸色，我那委屈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父亲拉着我撩开衣服看看身上的伤。他心疼地问:“还疼吗？”我摇摇头说“不疼!”他那簇起一线凸凹的眉头才平展。还记得一次，我背着一捆捡来的柴火刚进家门，父亲看到就急忙过来卸下，抱着我放在凳子上说:“爸爸做了醉鱼，你尝尝!”我夹了一块大口嚼着:“真好吃！”这时，父亲笑了，眉毛笑得好像都展开了他是那么的开心，对他长子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