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
隋朝时，隋文帝进行分科考试，后来隋炀帝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历经1300年，代代有传承，传承中又有改革创新，直至僵化、没落，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着它发展？又是什么造成了它的终结？
科举制度产生的初衷就是为了选出有德有才的官员，辅助皇帝治国。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社会严重的阶层隔阂，加上名门大族垄断官场，贪污腐化，生活奢靡，又相继产生了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了革除旧弊，考试作为了一种简单的而直接的选拔方式应时而生，但考什么，怎么考，这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这是隋炀帝时著名的10举人的考试科目，今天我们再来看它们，细品这些名字，像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描述，根本弄不明白它到底在考什么？这样模糊的内容如何考试？
唐朝
到唐朝时，模糊的考试内容开始逐渐清晰具体，“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等科目出现，由原来对道德的模糊要求，开始转变为针对各类才能的分级考核。但是唐朝的统治者很喜欢随心所欲变更的科考内容，比如武则天时设武举，唐玄宗把诗歌加入进士科考试，甚至有时皇帝还会心血来潮地随机设定考法，比如日试百篇科，大概是要考生在一天之内写一百篇文章吧，还有日试万言科，有点类似今天的基尼斯纪录比赛。这种考法对皇帝是乐趣，对考生，那就磨难了，不过，也可以看出科举制在发展初期，灵活多变，包容性很强。
宋代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宋太祖赵匡胤与及第士子对话，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其它原因，总之很多人的回答让皇帝不满，甚至有人不会答，恰巧这时宫门外有人击鼓鸣冤，诉此次科考不公平，赵匡胤便亲自诏见了他，详细了解了一下情况，为平民愤，他听取大臣卢多逊的意见，重新考试，亲自批阅试卷，从此，有了殿试。
从隋到宋，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的数量也成倍上升，但处于发展上升期的科举制和人口的上涨却不完全同步。在隋朝，包括唐朝初年，参加科考的人数并不多，比如当时最受重视的进士科，参考人数也只在1000—2000之间，录取比例是100里录1—2人，录取上限为20人，即使是很容易考的明经科，录取比例虽高达10分之1、2，但总数却不会超过100，参考人数也不过1000多人。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参考的人数急剧上涨，而且涨得离谱，在丁文编的《行政制度史》的相关资料中，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共录进士205人，宋徽宗在位25年，录取进士却高达5500余人。宋代朱熹说：“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这里的“旧时”指的应该是北宋初年。
参加科举考试人数的激增带来的是科举制的繁荣，但阅卷成为一个新的大难题。既有时间限制，又要维护公平公正，更是难上之难。
其实早在唐代，柳宗元就指出，由于主考官无力认真阅卷，录取必然要流于名不副实，因此他主张士人要先在社会上给自己造名声，以此引起主考官的关注，到主考官审判时，因其名声肯定会比之其它更认真审阅，以博得录取机会。柳宗元的倡议在当时得到了积极响应，比如行卷，就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权贵重臣，社会名流，俗称拜门子。但因为唐朝时参考的人数并不十分多，阅卷问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到了宋代，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棘手。欧阳修曾说：“今为考官者，非不欲精较能否，务得贤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于缪滥者，患在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故于取舍往往失之者。”也就说考官倒是很想认真阅卷，选出真正的人才，但囿于考试形式和阅卷时间的限制也是力有不逮。
于是，欧阳修提出了淘汰取士的改进办法。他主张把现行的先诗赋后策论的科考顺序，改成先策论而后诗赋。策论更容易让考生分高下，考完先淘汰一部分极差的。假设每次参考人数为有2千，第一次策论可淘汰500—600人。余下再试进行第二轮淘汰，可再去掉200—300人。最后剩1千余人进入诗赋考试，假设录取在1/4，那么选出500人就容易些了。
但欧阳修的方法并没有被当局采用，可能和它具体实践的困难有关。当时参加科举考试考的士子来自全国各地，如若经淘汰才能参与下一轮考试，他们滞留京城的时间必定要延长，考试成本就会增加，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无法支撑费用而放弃。还有一个让统治者不安的隐患，就是假若科举考试的战线拉长，那在最后一轮被淘汰的士子必定心意难平，容易滋生出事端。虽然欧阳修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却为后来科举分级考试提供了借鉴。
同时为了防止科举舞弊，宋代统治者在考试的形式上采取了不少新举措，比如锁院制度、糊名和誊录，坐号制，回避制等。从这些新举措我们也不难看出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了，各种灰色作业就出现了。
成也人口，败也人口，人口增长促使科举制走向繁荣，但过犹不及，人口问题在宋之后成为困扰科举制度的新难题。
明朝
到明朝，经济发展带来了人口更大规模的增长，参考人数成倍上涨，使阅卷问题愈加严重。为了减少阅卷时间，尽可能公平地选拔人才，明统治者创立了八股文，它给文章规定了格式，给考试规定了内容，科举考试从此走上了标准化的道路，由一种制度演进，逐渐成为一种技术沿革。
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参考人数太多的难题，明统治者又对科举进行了分级考试。
从这个《明清科举简表》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日臻完善，但人口的增长不断冲击着这个完善的制度。
由于明朝初年发生了“南北榜”事件，亦称“春夏榜”，1425年大学士杨士奇提出分南北取士，1427年正式付诸实施，此后作为这一举措的延伸，1475年，统治者开始定额取士，每科会试录取稳定在300-400之间，形成定制。后来此制度被清朝沿袭。
清朝
有清一代，从顺治帝1646年开始会试，到光绪帝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历经259年，共开科112次，录取进士26849人，平均每科及第者约240人。而据学界统计，清朝初年人口约8000万-1.2亿，清末增长至4.5亿左右。对比不怎么变动的分子，和无限扩大的分母，一个人在选择书本，选择科举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失败。
随着人口激增，在科举路上牺牲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像周进、范进这样的还算幸运，有些人，终其一生，可能连个秀才都不中。百岁观考，看似闹剧，更是悲哀！而我们熟知的历史名人里，如洪秀全，康有为等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
当科举制度把读书人推至这样的惨境，也就把它自身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毕竟一个淘汰率如此之高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自然也无法担当它的功用，终结是必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