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的山，母亲是我的河。
父亲去世那天，我哭着说：这世上，我再也没有可以叫爸爸的人了！
父亲出殡的前一天，来了很多人，祭奠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摆放到了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头，像一条指引天堂的白色长飘带。
都说葬礼，是做给活人看的，但父亲是个极其爱面子的人，那样的排场他应该是喜欢的。
人这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生死死这样的事，似乎也慢慢看淡了。
脑海里常常会浮现最后一次看见父亲的情景，那天，我要回江苏。他像往常一样，执意和母亲要把我送到大院门口，父亲就那么静静的坐在石阶上，双手交叠撑在拐杖上，慈眉善目的看着我和母亲一边告别，一别着急拦车去赶火车。
当时父亲的气色，没有丝毫的病状，甚至带着一圈晕黄的光圈。只不过短短数日，和父亲再见时，竟已是天人永隔，永不能再见。
人大抵都是这样，拥有时从不在意。失去了，才会觉得曾经的点滴，收集起来，都是值得放在脑海里无限回忆的珍品。
（一）
父亲退休后，国家分了房子，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六枝。
90年代初，通讯远没有现在便捷，在那个电话座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打工潮”席卷全国，从城市，到农村，很多人都会离开家乡，去远方的陌生城市，奋力拼搏，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院小卖部的公用电话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了。我记得那时候不仅打电话收费，接电话也是收费的。
谁家要是安装了电话，那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我们家算是大院里为数不多最先安装了私人电话的人家。父亲却是不愿声张，也再三告诫电话号码不要随便乱说。
怎奈人多嘴杂，这样的“喜讯”很快就传播开去。到家里来接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
“刘叔叔，你家老大打电话来了，快来接。”
“张伯娘，你姑娘打电话来的时候，来喊你家没得人，我爸让她晚上再打过来，你们在家等好了，不要乱走，到时候又接不到了！”
“幺妹，我家老三有没有打电话来哦？”
“还没打来，打来我会来喊你呢！”
……
自从父亲在家里安装了第一部座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傍晚，我的任务就是屁颠屁颠的去通知周边的邻居来我家接电话。
慢慢地，家里似乎变成了大院里重要的感情沟通站。傍晚，大家不约而同的聚集在楼下，偶尔都会带些瓜果糖枣，一边闲话家常，八卦着大院里的各式新闻，一边盼望着电话铃声的响起，看会不会正好能接到打给自己的电话。
父亲这个时候通常会让母亲用烧开水的大水壶，煮上一壶苦丁茶，放到中央，让大家解渴。
只是从那以后，去小卖部买东西，年少无知的我不明白小卖部阿姨的态度为何变得冷淡很多。
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父亲让大家接打的电话是从来不收费的。
（二）
我们住的县城不大，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织金”或者“纳雍”老家那些亲戚，“上昆明，下安顺”，自然就把我们家当作一个落脚点。
我常常会在半夜被吵醒。迷迷糊糊的听见房门外的客厅里有人说话。
“幺姑爷，不好意思，大半夜还来吵你们，从昆明下来的这班火车太爱晚点，今天又晚点一个多小时。我们……”
又是一个半夜来投宿的亲戚，在向父亲解释着什么。
“不得事的，赶快把东西放下来，热两个菜你们吃了再好好休息”
父亲不等来人说完，便嘱咐母亲去准备吃的。
“不用了，我们在车上吃过了呢。”来人连忙拒绝。
“吃过么早了，先洗把脸，洗好吃了早点睡。”
……
我用被子蒙住头，憋着一肚子气。在锅碗瓢盆的催眠曲中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人已经走了。
“妈，昨晚又是哪个来了？”虽然知道就算说了我也不认识，我还是忍不住会问母亲。
“你大娘舅家儿子，说家里头有急事，从昆明赶回家，今天一大早上就走了。”
“来了就走，我们家又不是旅馆。”我忍不住埋怨。
“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能帮就帮，一个小孩子，不懂不要乱说，他们愿意登门就是好事。”每次父亲总是面带愠色的教育我一番。
“有什么好的，吵得晚上觉都睡不好！”
我至今不清楚老家到底有多少亲戚。
只听父亲以前说过，一家吃顿饭，吃一个月亲戚也走不完。
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却没有“落叶归根”的原因，父母对老家来的亲戚总是格外热情。
只是，对于当时才十几岁的我来说，是没人理解比父亲还大几岁的人，我叫大哥。比我小不了几岁的人，却叫我“姨奶奶”时我内心抗拒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回故乡的老家时，三餐都有人来请，摆上桌的一定是他们家中最好的饭菜时，我才明白父母当初的良苦用心。
再过几日，就是父亲的“祭日”，我也任由怀念父亲的各种情绪爬满心房。
马上就要放暑假，照例，我会抽一段时间回家。一是探望年老的母亲，借由这样的机会维系与家乡亲人的感情。二来，故乡素来誉有“凉都”的美称，也可趁机逃离这闷热的“桑拿”天气，享受一趟美妙的快乐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