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起史，是从那些被露水打湿裤脚的清晨开始的。
记忆里，灶台还高过我的额头，父母的呼唤便成了每日不变的晨钟。夏日的凌晨四点半，天幕仍浸在靛蓝的墨色里，我总要在被窝里经历一场灵魂与肉体的角力——梦境正与周公下到棋局关键处，身子却被“再不起要挨骂”的恐惧硬生生拔起。
最奇妙的莫过于那些半梦半醒的错觉。有时分明看见自己在搅动着锅里的粥，蒸腾的热气扑到脸上，惊醒才发现脸颊贴着带有体温的被角；有时看见父母扛着沾泥的锄头迈进院门，我突然一个激灵睁开眼：晨光已经爬上窗台——米还在瓦罐里沉着。
中学时的早读像场朦胧的博弈。蓝布帘外父母第三声呼唤响起时，我裹着被子含混应着，闭着眼能看见教室的挂钟突然跳到八点，同学们哗啦啦翻书声惊得我脊背冒汗，蹬开被子才发觉晨星还缀在天边。
大学的打卡机是位冷面判官。六点整的盖章声"咔嗒"一响，有人钻回被窝续写梦境，有人揣着单词本在池塘边踱步，还有人在薄雾里跑成流动的剪影。那些年早起的记忆，像被晨雾泡软的棉花，模糊却温暖。
工作后，闹钟总会在凌晨五点半响起。偶尔也会遭遇”迟到惊魂”：梦见学生在教室里炸开锅，梦见我在教学走廊里狂奔，惊醒时心跳得像打鼓，来不及梳头，来不及洗脸，来不及穿袜，披上衣服夺门而去。
如今，早起已是长进生命年轮里的习惯。当城市还蜷在浅灰色的薄雾中，我总爱看天际线慢慢镀上金边。五点半的闹钟响起时，不再有惊惶的弹跳，倒像是老友的轻唤。那些年关于迟到的噩梦，已化作保温杯里舒展的菊瓣。
这一刻的静谧，是岁月馈赠的蜜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