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荒唐年代的真实故事，现在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那时，我才十一岁，在村里小学读四年级。当时的村小学，应该是祠堂改建的，呈四合院样式。学校不大，有差不多一百五十人吧。十多个教师，一至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
每当我们班主任蒋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趴在教室外边的窗台上听课，有时听着听着，也会跟着我们轻轻的念出声。
那个小女孩我们本来也认识，好像叫丫丫。她爸爸原来也是我们小学的教师，还教过我一年级数学，也是在教我一年级数学时出的事。据说她爸爸有一次用报纸垫座，恰好那张报纸上有特殊的人像和名字，被张校长发现了，就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到了公安局，判了十五年徒刑。
丫丫与她妈妈就住在离学校大约一公里的村子里。因为丫丫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所以张校长不允许她上学。
失去了上学资格的丫丫，只有到学校来偷听偷学。但是，别的老师上课时，都不允许她偷听偷学，会驱赶她。只有我们蒋老师上课，她才会趴在外边的窗台上偷听偷学，而蒋老师也好像从来没有发现她在偷听偷学一样。
但是，我们班长好像不喜欢丫丫，以前班长坐在靠外窗台这边时，丫丫来听课，班长就会朝她吐口水。后来蒋老师把班长的座位调整到靠近校院内的这边窗台，把我调到了外窗台这边。所以，我有时也能听见丫丫轻轻的念书声。我与她隔着窗户相处了二年多，但互相没说过话。
当时，学校的张校长，是个文肓，大字不认识一个。姓张的当校长，好像是上面有规定，叫什么工农管理学校吧。
张校长经常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脚穿解放鞋。他因为不上课，每天都把双手拢在后背，在校院里一圈一圈的踱步，留下一路浓浓的酒味。
张校长四十多岁，以前是赤贫，解放后当了主人，才娶妻成家的。但他不喜欢干农活，家里的事都是老婆孩子做，他每天就是喝酒，喝完酒就到处逛，找闲人吹牛逼、侃大山。
“湘江风雷”成立时，他跑去“装嫩”，硬是挤了进去，因为表现积极，敢下狠手，混成小头目，但年轻红卫兵不愿和他一起混，就安排他回本村小学当校长，监督老师们。所以，学校的老师都怕他，当然，蒋老师是个例外，不怕他。据说，蒋老师的表哥是“湘江风雷”的副司令。
自从当了校长之后，他就以校为家，白天黑夜都在学校。有好几次，我们都看见张校长追着偷听偷学的丫丫到处跑。一个赤着脚在前面逃，一个摇摇晃晃的在后面追，边追边吼:“你个反革命狗崽子难道还想学变天帐！”
当时，学校还有一块学农基地，大概十来亩，用来种红薯、花生、黄豆、白菜、萝卜什么的。我们学生每周都有两小时劳动课，就是去学农基地挖土种菜。
这天中午，轮到我们班去学农基地种豆子。蒋老师先给每个学生发一把豆种，然后用木棍在土里扎一个浅浅的洞，再往洞里放两颗豆子。示范之后，学生都开始种豆子了。
这时，我发现丫丫先是远远的跟着我们。渐渐的，她小心地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看我们种豆子。蒋老师有意把头转向她相反的方向。
“走开，你是不是想搞什么破坏！”突然，听见班长在大声呵斥。
我抬头一看，发现班长在驱赶丫丫。
“我只是看一下，哪里搞了破坏。”丫丫一边退一边小声地说。
突然，张校长出现在丫丫身后，左手一把揪住丫丫的头发，右手紧握成拳头，一拳一拳又一拳地砸在小女孩的头上，边砸边吼:“我打死你个狗崽子！”
开始，丫丫还用双手护着头部，渐渐的，双手就离开了头部，无力的低垂下来，随着身体左右摇晃而摆动，就像即将离开枝头的红叶。
“别打了，出血了！”不知道是谁在尖叫。
张校长一松左手，丫丫就倒在地上，小小的身躯倦缩，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躺在冰天雪地里一样一动不动，鼻子里、嘴巴里、耳朵里都流出了红红的血。
“快送医院。”只见蒋老师快步跑过去，抱起小女孩就跑。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发现蒋老师的眼睛红肿红肿。班长偷偷的告诉我们，丫丫死了。
放学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去看了丫丫埋的地方。就在离操坪大约一里远的山坳里，埋在一棵苦楝树下，圆圆的一个小土堆，丫丫孤零零的躺在里面吧。
丫丫死了之后，学校再也没有来偷听偷学的了，一切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唯一不同的是，学农基地出现了一个疯女人，三十来岁，披头散发，每天都会在学农基地寻找并呼喊:
“丫丫，你在哪儿呀，我的女儿，你快回家吧，妈妈想你了！”声音凄厉，刺人心魄。大概快放暑假的时候，那个疯女人，也就是丫丫的妈妈，也死了，据说是不小心掉在学农基地的井里淹死了。
后来，还是蒋老师出钱，找几个人，把她也埋在那棵苦楝树下，也就是丫丫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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