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我者谁
-----老徐与老袁的故事
读史在明理、增智，更在有趣。正如历史若剥去血肉，只剩骨架，便失了魂魄。徐世昌与袁世凯，绝非史书上两个冰冷的名字，一介枭雄一个文人，他们之间横跨数十年的交情，充满了人情世故、谋略算计与时代洪流下的身不由己，堪称一部“活的”官场现形记与人情录，读之欲罢不能。袁府相见：一个眼神，半生知遇徐世昌不象袁世凯出身名门望族，他只是一介布衣，17岁一边准备科举，一边开馆教学，25岁的徐世昌一次造访袁府时，与19岁的袁世凯，虽相差六岁，但一见如故，互为知己。二人此时都是落魄之人，惺惺相惜。徐世昌没钱赴京赶考，老袁为人豪爽凑了几百两银子给徐世昌做盘缠，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友谊。二人之后，徐世昌先中举人，后成进士，最后进入翰林，走上了文官之路。而老袁对读书不感兴趣，中秀才后，便烧毁了所有课本，投笔从戎，并在朝鲜屡立战功，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老袁在1897年开始小站练兵，身边缺少笔杆子，邀请老徐入伙，而老徐在翰林院待得很憋屈，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亲密合作。老袁大智大勇，而老徐处事考虑周全，被老袁称之为：有学识、懂分寸，定章程，安人心，非徐莫属。二人刚柔相济，共创了北洋基业。小站练兵时期的征兵广告、练兵手册、兵法条例等文案几乎全部出自徐世昌一人之手，说老徐是老袁的诸葛并不为过。练兵处多武夫，起初并不把这个“徐师爷”放在眼里。一次议事，袁故意高声问策，徐世昌引经据典，分析透彻。袁世凯听罢，当着众将的面，起身离座，向徐世昌深深一揖。这一拜，拜定了徐世昌在军中的首席智囊地位，也让所有人明白了袁对他的绝对信任。这是袁世凯的识人之准，驭人之术的高明，更是对徐真才实学的认可。从此，“文武双核”初成。1899年，老袁调任山东巡抚，老徐回翰林院继续当差；1901年，老袁在山东巡抚任上保举老徐为政务处总办，后又先后任兵部左侍郎、巡警部尚书。1907年，老徐出任东三省总督兼军机大臣，成为了封疆大吏。而老袁则时任封疆大吏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二人在大清做官都位极人臣，达到巅峰。
洹上垂钓：一封密信，两种心肠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泄愤。危机时刻，徐世昌利用军机大臣身份，与张之洞等人极力周旋，最终以“足疾”为由，保袁性命，让其“回籍养疴”。袁世凯退居安阳洹上村，一副渔翁姿态，实则遥控北洋。这期间，徐世昌成了他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桥梁。徐时而公开到访，时而密信传递。信中除了局势分析，竟也有家常闲话、诗词唱和。徐世昌的信，用的是只有他们二人懂的暗语；而袁世凯的回信，末尾常附上几句新作的田园诗。一个在朝如履薄冰，一个在野窥伺天下，这对“隐形搭档”，靠着超乎寻常的默契，维系着庞大的政治网络。这时的徐，是袁最信任的“自己人”。
洪宪称帝：一句劝阻，一生分野
二人故事最精彩、也最显人情复杂的，莫过于袁世凯称帝前后。起初，徐世昌是反对的。他深知逆时代潮流而动风险极大。据传，他曾与袁世凯有过一次深夜长谈。徐世昌没有用大道理，而是推心置腹：“你我兄弟，相交数十年。公如登山，已至绝顶，何苦再冒风雪，去攀那虚无缥缈的另一峰？” 话语中有担忧，有劝诫。然而，袁克定（袁世凯长子）等人制造的“民意”假象、以及袁本人对至高权力的渴望，最终压倒了劝谏。徐世昌见事不可为，做出了一个极富个人色彩的选择：不公开反对，但坚决不参与。他辞去国务卿要职，只顶着一个“嵩山四友”的虚名（袁赐予不当臣子的最高礼遇），退居一旁，静观其变。最微妙的一刻发生在袁世凯称帝后。徐世昌进京，袁在宫中设宴。席间，袁身着大元帅服，踌躇满志。而徐世昌，依旧穿着前清的袍褂，马蹄袖，进了门，对着已是“皇帝”的袁世凯，仍按旧礼，甩袖便要下跪。袁世凯一个箭步上前，双手托住，连声说：“菊人（徐世昌字），你这是何必！我们之间，还用这个？” 这一跪一扶之间，徐世昌用最含蓄也最刺痛的方式，提醒着老友：你走的这条路，把我，也把我们都带回了“老路”。
身后之事：懂与不懂，一局未完棋
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取消帝制，很快病重去世。临终前，他将家事与部分国事托付的，还是徐世昌。据说袁的遗言中，对徐有“负疚”之词。徐世昌主持了袁世凯的葬礼，以“大总统”规格安葬了这位让他一生毁誉参半的老友。送别袁世凯后，徐世昌曾对亲信长叹：“项城（袁世凯）一生雄才，晚年错了一步。我与他，始于小站，终于新华宫（袁世凯总统府）。这一局，我们都输了，只是他输得更彻底些。” 这话里，有对时代的无奈，有对老友的惋惜，也有对自己政治智慧未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丝怅然。 袁世凯去世多年后，徐世昌已隐居天津，自号“水竹邨人”，终日以书画、藏书自娱。他绝口不谈当年政事，对北洋旧人避而不见，仿佛要将那段风云彻底关在门外。 一日，他的门生（也是亲戚）悄悄带来一件东西：一本装帧普通、封面无字的账册。门生说，是在整理河南项城袁氏老家旧物时，在一箱废弃文牍底部发现的。 徐世昌戴上老花镜，翻开账册。里面记录的并非银钱出入，而是一行行简短的时间、地名与人名代号，间或有寥寥数字的评语。他的手指微微一顿——这是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亲手记录的“人才考功簿”。那时袁为网罗、考察属下，事必躬亲，将每个人的表现、特长甚至性格弱点，都暗记于此。 徐世昌一行行看下去，看到了许多后来显赫一时的名字：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在某一页，他看到了自己的代号。评价栏里，袁世凯用粗重的笔迹写了四个字：“器识弘深”。而在页边空白处，还有一行更小、更潦草的字，墨色不同，似是后来加注： “然机锋内敛，常有未尽之言。如弈棋，喜留余地，不置敌于绝境。可托大事，难共险棋。——甲午冬记”看到这里，徐世昌缓缓靠向椅背，摘下眼镜，望向窗外。院子里竹影摇曳，沙沙作响，恍如几十年前小站军营外的风声。 他想起甲午年（1894年）的冬天，两人常在军帐中对弈。袁世凯落子凶悍，力求屠龙；徐世昌则步步为营，善于做活。袁常抱怨：“菊人兄，你这棋下得不够痛快！” 徐总是笑笑：“棋局如世事，留有余地，方有转圜。” 原来，自己这份“留余地”的性情，袁世凯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记下了，也隐隐感到了一丝遗憾——“难共险棋”。后来洪宪帝制那步“险棋”，自己果然未能同往，只是默然退至一旁。 徐世昌轻轻合上账册，对门生说：“此物，烧了吧。” 门生愕然。徐世昌不再解释，只是摆了摆手。 他没有告诉门生的是，在合上账册前，他翻到了最后一页。那上面没有名字，只有袁世凯用朱笔写的、力透纸背的两行字，与他平时批阅公文的字迹截然不同，倒像是心潮澎湃时信手挥就：“天下人，知我之才者众，畏我之威者亦众。然解我之孤者，谁欤？”那一夜，徐世昌书房的灯亮到很晚。他没有写日记，也没有作诗。只是静静地磨了一池墨，然后，在一张宣纸上，反反复复，只写同一个字——一个“孤”字。楷书、行书、草书……写到后来，笔墨纵横，几乎不成字形。写罢，他将所有字纸拢在一起，就着烛火，默默点燃。火光跳动，映照着老人平静无波的脸。灰烬升腾，宛如无数未落下的棋子，消散在历史的夜空里。历史的道理，从来不在宏大的评价里，而是藏在历史的褶邹里，在这些未曾说出口的“懂我”与“不懂”之间。 徐袁二人更像是 “互为贵人”的生死搭档。袁世凯给了徐世昌施展的政治舞台，徐世昌则用他的谋略、人脉与“清流”名声，无数次为袁补台、化解危机。他们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恩义，掺杂着相互成就、智谋博弈、情感牵扯，最终在时代巨变的大是大非前，走向了清醒而无奈的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