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台用白瓷砖贴；地面用水泥铺，绝不用砖砌；西间安上大炕，东两间支上两架木床；窗是玻璃的，干净亮堂。院子东西墙垒成厢房，放盛粮食的大缸和杂物……

        母亲不止一次想象着她未来要盖的新房。

        爷爷奶奶分家时，约定：没能力帮父亲母亲盖新房，可以暂住在“崖子下”老屋里。父母看着未出嫁的姑姑、当兵要走的二叔和刚九岁的小叔，什么也没说。

        我和妹妹弟弟，都在老屋出生；我一直长到八岁，父母才搬到了自己盖的新房里。

        我五岁的光景，一个冬天特别冷的晚上，父亲指着一片空地，高兴地对我说那就是新房子的地址。

        我小时喜欢看电影，电影在空地上放映，就叫“露天电影”，这是我们童年唯一的娱乐节目。整个公社专门有放映员，轮流着在各村放电影。上世纪七十年代，全村除了大喇叭，最有趣的莫过于一周一次的露天电影了。露天电影场地，是小学的操场，在村子东南角上，离“崖子下”老屋得二里地。电影散场后，我和父亲（妹妹太小，不能看电影，母亲在家里看护）往家走。是个冬天，我穿着厚厚的棉袄，父亲抱着我，还拿着一个很重的凳子。夜漆黑，北风吹来，脸上像小刀割过一样生疼；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多而亮，没有月亮。父亲在村东北面空地上将我放了下来，对我说：“这就是咱家要盖房的地方。”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望去，黑魆魆的，空荡一片，只有风刮过的声音。其实我很害怕。父亲出神地凝望着空地。他对一个五岁大的女儿说这事，并没指望孩子能理解，只是将美好的未来描述出来，说出他心中的期盼罢了。我默不作声，不知道父亲向我说这事意味着什么。

        新房在1979年初夏，盖好并修饰完，但暂时没盖厢房，钱和料只够盖四间堂屋。

         母亲累掉了三颗牙。

        盖房子的料，能自己准备就自己准备，为了省钱；像水泥这些实在自己没办法解决的得花钱买。父母用三年时间备料。村北有个小山，叫北山，有石头，父母俩自己开凿运回，四间屋加上厢房用多少石料，就备多少。有一回，爷爷帮忙采石，父亲有力气，用推车推回；母亲就赶着牛，牛拉车，向家运。没成想，牛也累坏了，停在半路不走，母亲急得直流泪。

         所用的砖块，也是自己做。砖用比较粘稠的黄泥做成。先找到合适的黄泥，和泥，然后用掀不断地搅拌，再用模子拖出来，一行一行地整齐摆好，晾干。然后码起垛来，再晾晒。到用的时候运回来。这是个力气活，不身强力壮，不吃苦耐劳，是干不了的。母亲心痛父亲，干不了的也强干，分担一些父亲的辛苦！村里人都夸我母亲能干，我知道母亲受的苦，用一火车也装不下；否则，年纪轻轻的，牙齿怎就掉了。

         盖房子的大小工人，母亲找的娘家人，我舅舅们。他们跟我母亲关系要好，听说母亲盖新房，一呼百应。舅舅们中，有两个心灵手巧，会大工活，“大工”，会垒砖抹墙，纯属技术活。其他的是“小工”，就是在地面上箩沙、和灰、搬砖、扎把子等等，没什么技术，但很需要力气，女人一般干不了。

        母亲从姥姥那儿、姨妈家借了1500块钱，想想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后来，母亲经常跟我提起这笔巨款，是如何艰难还清的。还说让我一定不能忘了亲人的恩情，我的确没忘，到我写下这些文字，心里一直是温暖的。那时候没有饭店，帮忙盖房子的吃饭都在家里，人家出力，不容易，就得吃好点。母亲在做饭上下了功夫。二个月的吃喝用度，母亲该操了多少心！

        房子盖好了，母亲病倒了；母亲好了，三颗牙掉了。

        至今，母亲一上火，就牙痛；整口牙，没几颗好牙。这是盖新房累下的病。

        那时候村子里，谁家日子也不好过，凡是盖了新房人家都像父母一样，简直扒了三层皮。

         搬家，在我印象里，最隆重最喜庆。按当地风俗，搬家要赶在日出之前，不知有什么讲究。我兴奋得整宿没睡觉，虽然之前去过，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早搬过去了，但真正搬家这天还是很愉快。还没出嫁的四姨和小五姨都来帮忙，她俩是我喜欢的人，我一到姥姥家，她们陪我玩，有时给我买点好吃的。那时她们已经干活挣钱，手头有一点零花钱，副食品没有现在丰富，也就买点冬天常见的是糖瓜和糖球之类，但这样已经足够甜蜜。半夜十二点开始搬，东西主要是锅碗瓢盆之类。我打着灯笼，拿轻便的不易碎的，走在我两个姨前面，说是领路，其实领什么路，只是愿意黏着她们罢了。

        从“崖子下”老屋到新房，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约2里路。短短的2里，父母却用了十年的时间积累跨越。父母有说有笑，脚下生风，不一会儿就到了新房，格外能体味到甜蜜的滋味吧。父母结婚时，没有分到任何家产，基本自己白手起家。父亲没什么怨言，母亲更没有，当初姥姥不同意这门婚事，主要怕自己女儿太累太受委屈；可是母亲很看好父亲的老实敦厚和识字。母亲经常对我们说：“日子是自己一天一天过好的，不要指望天上掉馅饼……”

        父亲为了盖上自己的新屋，整月整年在外地干活，领着村里一帮人，给青岛市政挖沟盖房子。那时，机械用的少，几乎都是人工，净是些重活累活；这样也很好，能挣点钱。父亲几乎不拉一天工，一天挣几毛钱。为了节省做公交的钱，父亲竟然从青岛市里走回家……母亲现在说起过往，还无比心酸：“你（指的是我）出生十天，你爸才回家，这十里八村哪有这样的“爹”！为了挣那几毛钱……”每当说起这些苦楚，父亲总是默默地，也不争辩什么，有什么好说的，都是过去的事。

        1983年，我们村子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日子红火起来了。父母盖了第二栋房子，在村委的东面，这给弟弟准备的婚房；后来又在村里买了一栋房子，养鸡搞副业，不养鸡之后，就做劳保手套，出口日本。1998年，父母将盖了20年的新房拆了，在原址上盖成二层小楼。

        直到现在，但凡谁提起“新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父母动手盖的第一栋房子。母亲搬进新房的当晚，夜不能寐，对我们说：“终于有了安心地。”

        2016年，青岛市棚户区改造，我们村在拆之列。2017年底，二层楼拆了。母亲说：“拆的那天，你爸爸躲了出去……”母亲说不下去，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