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生中的某些场景，自己以为已经淡忘，当某天不经意间又出现时，惆怅，或狂喜，对你是冲击，或惊奇。
容我词语匮乏，又得用“恍若隔世、如临梦境”般。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北方出差。
身上从大棉袄过度到了大裤衩，衣服由厚到薄，一件件的减少，就像记忆由清晰到模糊，一层层的褪去。最后，残留几个印象深刻的画面。
我本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了十几年，有次回老家就突然开始持续的拉肚子。
老爸说，“在你们北方呆习惯了，回来水土不服吧。”
“哦，您还真幽默。”心中的“汗”洒了一地。
去北方出差，出发的时候，枯黄是草木的主色调。
回来时，我坐的是晚上的卧铺。早上醒来，望向窗外，眼睛突然也“水土不服”了，鱼塘、荷叶、秧田、水牛……
这些遥远的场景中，最惊艳的，还属秧田。
在我心中，水稻和小麦的区别是一个哲学问题。
水稻生长在水田，小麦生长在旱地。大学毕业后去北方工作，第一次见到小麦时，我很疑惑，为什么小麦就不需要种在水田呢？
这不是生活常识问题，恰似思想观念的区别。以前，总认为农作物就是长在水田里，看到小麦，就自然把它划为异类。
小麦的播种，只需要一次就行；秧苗的栽种却需要二次移植。
作为一个农村孩，对那时候家里栽秧的印象，感觉和开盛会一般，一群中年妇女、老大妈，整齐的装束是草帽、袖头、绑腿、套鞋（雨靴）。
那时的我，在上小学吧，也有——一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插秧的经历。当然，干活被玩耍取代，和小伙伴们在水田里抓克马（小青蛙），摸田螺，钓龙虾。
在壮观的插秧工程展开之前，是huai（上声）秧，把秧苗一把把地拔出来，用稻绳扎成小捆，犹如快递小包裹。
这时，“快递”投送小哥——队伍中少有的壮男——闪亮登场了，把成捆的秧苗在担子上垒成一摞。
那担子是U型的，随着人们在田埂上轻盈的步伐，担子有节奏的上下晃动，壮男们的身形无比性感。
接下来插秧，将一把秧再分成一株株，均匀的分部到整片田。现在有了专业的播种机器，比人工方便、整齐得多。
记得电影《杨善洲》中有一段镜头：杨善洲在乡里调研时，看见当地几个农民插秧的姿势不规范，他上前说道：“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有跟你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然后，他卷起裤脚下田，一边讲一边示范，动作很快，且均匀整齐。
至于“三岔九垄”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就不知道了。
大妈们全副武装的用意，除了防晒，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防蚂蟥——像小指差不多长，如签字笔的笔芯那般细，比蚯蚓软，又比鼻涕虫硬。就那么个小东西，专吸人血，听起来很吓人。它叮过皮肤的疤痕，比蚊子叮的红点要大些。
我从小时候一直有个疑问，至今还不明白，它不是应该去叮马的吗？要不它怎么就叫蚂蟥。
因为，还有一种叫牛蟥——不是牛黄解毒片的那个，这位是专叮牛的货，和大拇指般大小。它一被碰到，还像刺猬般蜷做一团，软乎乎的，经常被当做小伙伴们的玩具，我们像丢沙包样把它扔来扔去。
放牛的时候，牛去困泥（到泥坑去玩耍），游泳，起身之后，我会给它做个全身的体外扫描。发现牛身上有牛蟥，得帮牛清除，因为叮得可紧，弄掉它还怪费劲。
那时，我想，若是牛蟥叮人，会怎样呢？至少会掉一块肉吧。
或许它觉得，人肉没有牛肉有嚼头；又或是革命分工不同，每个物种自有负责叮咬的对象，各食一方，不可乱了规矩。
还有一种叮人的，其名“血吸虫”，不是吸血虫，这名字也是怪吓人的。
准确的说不该用“叮”，我实在不知道，人是怎样染上“血吸虫病”的。被染上的人还要“住血防”，这个名词也是怪怪的。
我也没有亲眼见过它长什么样，一直以为是那种和半根针大小的一种浮游生物，在水中搅动的身姿是相当妩媚。
去年7月在武汉参加抗洪时，见到江堤上一个提示牌上写着，“血吸虫感染区，禁止下水。”我浑身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后来，我用小时候所获得的专业的生物知识，给大家科普了一下染上血吸虫病的严重性。
再后来，兄弟们在水里堵堤坝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管什么血吸虫还是吸血虫了。
文/Four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