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岽背岗的回忆）
一九七五年五月中旬，我在县里参加为期八天的全县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那天晚上，出门游玩到九点多钟才回家。远远地听到家里似有热闹的说笑声，进门一看，见是同学姜凤、魏清招，还有一位略显陌生的女生正聊得热络。定睛细看，竟是几年不见的周萍同学。
原来她们都是刚从孔田公社出来，赶着就上我家来了。周萍说，她是前几天来的，她父亲单位的两辆车要来安远拉木头，于是她就跟随车子一路来到安远，说要见见老同学，叙叙同学情。
周萍是随同父母干部下放而一家子从南昌来到安远的，亦即我们有幸成为了同学。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蛋，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没有大城市姑娘那种傲慢清高的神气，和谁都能聊到一块儿。记得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跟她开了一个玩笑：我抓来一只小毛毛虫，用纸把它方方正正地包好，然后写上“南瓜种子”几个字，悄悄放在了她的课桌里。她走进教室，打开课桌看见这包“南瓜种子”，一边拆一边用南昌话嘀咕：“希例南瓜种子？！”结果毛毛虫一露头，她瞬间把它扔到地上，嗔怪道：“这是谁干的呀！”把我和同学们逗得前仰后合。
后来她父母调回南昌工作，那时我们高中还没有毕业，她也随同家人回了南昌，我们就此分了手。没想到，上山下乡的浪潮，又把我们推到了同一条路上。她说，她也在前不久和她的同学们下乡到临近南昌的新建县蛟桥公社的一个农场组建了知青队。
自这次见面以后，身处江西南北两地的我们之间有了通信联系。我们有时聊些国家大事和当前形势（政治第一），也分享些所见所闻和新鲜事儿，但更多的，是倾诉各自知青队里的点滴。
一九七六年，县知青办的借调工作结束后，我返回了知青队。那段时间心情颇不顺畅，我也给她透露了这事。她回信说：“说真的，你怎么想到重返第一线呢？对于你这样崇高的思想，我还真有点不理解呢？据说燕玉（也是中学同学，转学邻县毕业后下乡，同样借调知青办，后转为正式编制）现在已经转入国家编制了。”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好作比较，毕竟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各地有各地执行政策的灵活性。
周萍也是她那个知青队的队长，她也会来信抱怨队里的知青难管，知青队长难当。知青当中，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思，并且还各找各的门路，都想尽早尽快离开知青队。知青们这样的思想状况，工作的确不好开展——可哪个知青队又何尝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
由于周萍下乡比我们迟，因此一九七六年最后一次推荐上大学，她还没满两年期限。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她立刻报名参加了考试。上高中那会儿，她学习上一直是很努力自觉、学习成绩很平稳而且是很靠前的。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次考试她竟然落榜了，实在让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是在省城，因而她了解的内幕消息还比较多，比如录取分数标准，文科86分，理科51分，中专44分，并且说政治的扣分相当严格。
参加了这次高考以后，我已经清楚看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尤其是背功和记忆能力极差（后续参加过的一些考试结果也印证了这点）。我对继续参加高考上大学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而周萍却不是这么想。她说，“本来我已下定决心不去考了，但左思右想，又有点不服气。再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何况我还未到暮年。就算考不上吧，所复习的这些知识也不会白费”。她认真总结了第一次高考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巩固理化成绩（考的理科），提升文科水平，重视政治分数。后续她即按照这一方向来继续复习。
对于我放弃复习考试，她深感惋惜：“对于你毅然决然放弃这样一个学习的大好良机，我实在替你可惜”。并且多次来信进行劝导和鼓励，“全国形势是那样的喜人，而我们这样的年青人能够做些什么呢？即使现在给我解决就业问题，我想，精神上的失业也是难以解决的！”除了动员、鼓励我继续复习参加高考，她还给我寄来了省教育厅编写的《招生考试复习大纲》等资料，并及时告知我省城复习考试方面的有关内幕消息等。
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参加高考，彻底破碎了大学梦。
而她，凭着不懈的努力，最终考取了大学，“马上就要结束那令人苦恼的生涯，开始艰苦的新的长征了！”
或许是我受到“刺激”情绪“崩溃”，或许是她专心学业无暇他顾，又或许，是我们已天各一方相见无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通信联系过。
一九九五年秋，我出差到北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在北京服装学院任教的她，与她“话聊”了半个多小时。因时间有限，交通不便（第一次进京，我住城南的方庄，服装学院在城北），终究我们没能见面。
据说她退休后移居了美国。
我始终感激她，感激她在我人生低谷时给予的前行目标与信心，感激她那份来自远方的、温暖的激励与关怀。
2025年5月23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