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公公被确诊为肺癌。

两周时间内，老公带着CT片子跑遍了北京、上海的知名医院，那段时间，全家人夜不能寐，食而无味，却不敢把诊断结果告诉两位老人。

老公是家里的独子，也是主心骨，他身上的压力有千万斤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治还是不治？怎么治？治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治又能维持多长时间？

按照我对癌症的认知和周边病人的经验，我觉得不乐观。治，也不过就是手术、放疗、化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然而，就在那个焦灼的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治，是主动抗癌，不治，是被动等待。这道题的选项不是“治”和“不治”，而是“希望”。行动，就意味着希望。于是，我选择了站在老公一边，支持他的任何决定。

那时候我正在新阳光精品课上，向老师请假，开始了每周末往医院和婆婆家的奔波之路。之后，医院便成了全家人的汇聚地，老公的姐姐、姐夫、外甥，加上老公和我，一有时间就往医院跑，不过因为我和老公都在外地，工作也都比较忙，主要陪护的还是姐姐。

肿瘤的位置决定了不能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化疗是唯一可走的路。开始第一次化疗的时候，公公婆婆都还不知情。公公虽然出身农村，但也是有见识的人。他从29岁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村子里有两千多口人，其管理难度远远超过一个同样规模的工厂。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期间，有几次提拔的机会，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都错过了。即便如此，在县城里公公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村民和亲戚眼中更是砥柱。

三十多年的老支书，在村里什么事情没遇到过？经历过多少生老病死？然而，当他得知自己患的是癌症时，依旧觉得难以接受，情绪非常低落。癌症意味着死亡，这是普遍的认知。没有人可以笑对死亡，尤其是面对亲人的，和自己的。

在当地医院治疗的结果不理想，老公决定带公公去上海胸科医院，因为之前有治愈的病例，这无疑增加了全家人的信心。和公公商量时，他很坚定地说：去！

于是我们分工，第一次老公和我陪同，第二次我和姐姐陪，第三次姐姐和老公陪……

公公一辈子勤俭惯了，听到我从机场乘地铁到医院，票价才4块钱，他连声说：“这样好，我们来的时候打车花了好几十，下次我也坐地铁!”晚上我回宾馆时，又骑了小黄车，只花1块钱，公公听后更高兴了，觉得我真是个又节俭又高效的秘书，比他那只会当领导的儿子好得多。

公公身高只有一米六多，生病以后显得更加瘦小。有一次我出去买东西回来，看他躺在病床上，病号服显得非常宽大，老公陪坐在床边，给他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我突然被那个父慈子孝的场景温暖到了。老公自上大学离开家，后来参加工作，整天忙忙碌碌，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并不多，可是因为公公的病，我们多了很多探望的时间，也多了很多陪老人聊天的时间，我想起了老师的话：从积极的方面看，公公的病使全家人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每次都是，周日飞到上海，周一住院开始化疗，周三结束出院返程。因为考虑到化疗对身体的影响，我很希望把节奏放慢一些，但公公总是不肯，我知道，他是觉得在上海住院费用太高。虽然我们从来不告诉他费用是多少，但他还是会从护工、病友口中得知一些。医院的餐食味道很差，但公公得知每天都要交100块钱，就一个劲儿地说那饭好吃，不允许我们叫外卖。

肿瘤明显缩小，但化疗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每次化疗总有几天他根本吃不下饭，头发也慢慢掉光了。回家静养的时候，他悄悄地对婆婆说，骨头缝里都疼，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但一见到我们，他就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为了增加营养，食欲稍有恢复的时候，他就开始拼命吃饭，有时一顿饭要吃上好长时间，但他总能把碗里的饭都吃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身上的求生欲望有多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