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30717/pl/200307160741.asp）

·编者按·

中国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中华民族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这么丰富的多样性，以至于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者有这么浓的“中国问题意识”。他们多用中文写作，作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急切呼吁的，主要不是用什么语言写作，而是学术作品的发表通过怎样的评审？我们应该积极引进英语学术界“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该制度是国际学术界的“公器”，经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多年演进，为绝大多数学者服膺———把国内现今普遍的行政性“核心期刊”改制为真正按专业标准审稿发稿的学术期刊，由此发展出中国的公正、科学的审稿制度。

积极引进国际上好的学术制度，不但无损于我们的民族及文化自主性，反而正是我中华民族和文化自信地立足于世界的表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祖先曾以开放的心态，海纳百川；我们现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未来将证明这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道。

大学有其本土性，更有其世界性。北京大学是中华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的桥梁；北大自身便是先贤引进德国大学制度的产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中国政府“科教兴国”战略的导向之一，也反映了全社会的热切盼望和大学改革的迫切需要。它涉及到“教师的聘任、晋升和评鉴”、“研究产品的发表”、“大学行政体制与政校关系”、“大学与校友关系”、“大学间国际交

流与合作”、“海内外华人办学”等多方面，我们将组文发表，欢迎讨论。

本期刊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关于研究产品发表制度的文章，讨论意见请发至

qianzishiping＠vip.sina.com 丁学良

不久前的某天中午，我收拾起桌上的英文资料，摊开稿纸，对同仁朱博士宣告：“从今天起的六个月里，我不再写英文论文了。”

“那你干吗？”

“整理中文稿，出一本承诺已久的集子。”

“你敢写中文？”他的眼珠几乎要从眼镜片后弹出来，“你竟敢写中文？！”

我点点头。

“PublishorPerish”之隐义

西方学术界有言：“PublishorPerish”（不出版就完蛋），意即：若无足够的文章发表或书籍出版，你的学术生涯断难维持。

不过，论著要取得“学术成果”的预审资格，最合适的是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多半在本国内才被认可；英文则是国际学术界的“普通话”。即使是以“文化艺术大国”自诩的法国，多年里鼓励本国学者在国际上用法语作报告，但近年来也不得不默认英文的世界霸主地位，转而鼓励本国学者用英文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以便在更大范围里提升法国学术的影响。

对于在西方学术界工作的中国人来说，英文作为国际学界通用语的独尊地位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须在一组于你极不利的条件的综合制约下，与数目庞大的来自各国的同行们进行持续不断的竞争。

这包括：第一，你须用非母语来表达专业性的思想和意义，这类内容之精确的书面表达，与日常生活内容的表达完全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我们即使用母语撰写学术论著，也常为表达不清楚而苦恼，何况用外语！

第二，你须选择那些西方听众更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对这些问题，或者你不甚感兴趣，或者你关切的角度不同；而你自己最关切的问题被迫搁置。如果你的“听众意识”不敏锐，你争取研究资源和成果发表的机会将大减。

第三，你参与竞争的大圈子由来自多个国家和文化的人构成，人数众多，高手云集。

在这组不利条件的综合制约下，中国人在西方学界与同行竞争，大部分时候真可谓是“避其所长，扬其所短”。置身于西方学界“就业市场”里的中国人，承受着这只无形大手的压力，少有时间和精力用中文撰写学术论著。

而且，英文读者所需的信息，与中文读者所需的大相径庭。为中文读者撰写的论著，很难适合英文读者的需求。置身于不同的工作环境，你面对着不同“观念市场”（themarketforideas）的压力。

因为就业市场和观念市场的这种连锁制约，对于在英语学术界工作的中国人来说，用中文著述，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及了。这便是为什么同仁朱博士听说我要用中文写稿，脱口而出：“你敢写中文？

……你竟敢写中文？！”惊讶兼关切兼困惑兼告诫之情，尽在其中。

这就是“制度”！

在英语学术界专业人员的招聘晋升中，候选人的中文论著一般不被视作正宗的学术成果。这不能全归因于“文化歧视”（像台湾的中文学术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就受到全世界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学专家的尊重）。基本原因在于：中文学术界缺乏一套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此乃当代世界学术规范的程序表征。

“专业的”是指：审稿人不能是行政主管或财界大亨，而须是对稿件主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在专业化分工的今天，若非某一领域的专家，很难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作出评判。

“隐名的”是指：被审稿件的作者和审稿人的名字均不告知对方，以保证审稿人“对文不对人”，并保证被审稿件的作者日后不报复（或不报偿）审稿人。

“外部人”是指：审稿人不应限于编辑部成员，更不应是稿件作者本单位的同事；越是与作者无个人关系的，越适合作审稿人。

“专业”、“隐名”和“外部人”是这套制度的三个要素。不同的学科领域，同一学科的不同出版物，同一出版物在不同的主编任职期间，具体做法会有差异，但这三个要素却是基石，它们源于自然科学界的专业规范。

下面简单介绍这一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以广受重视的全学科型主要期刊为例（简称其为“A型刊物”）。A型刊物编辑部的构成

与中国的学术刊物不同，A型刊物的主编不是终身专职编辑，而是大学教授或研究机构资深学者，几位“协主编”

也一样，都是学术成果卓著的学者。他们不是全职编辑，而是教学、研究、编辑“三栖”。同时，会有数位全职编辑负责编辑部的具体操作，在主编和协主编对稿件作出学术决定后，把决定付诸实施。

这种组成的合理之处是：对稿件的处理首先是针对内容的专业判断，惟有该领域的专家才具有这种判断力。因为主编和协主编均是兼职，任期有限，这使他们不至于和学科前沿脱节。国内通常把“编辑”理解为文字处理之类的技术操作，是过低看待学术刊物的编辑了。学术稿件的编辑工作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之一；学术编辑中的主角必须是专家，是学科前沿的探索者。

对来稿制定的规矩

为确保审稿程序的“隐名”，来稿的作者要寄几份复印本，除一份在首页附有作者姓名、单位、地址外（此份留在编辑部作存根），其他几份一律不得带此类信息。有些投稿者耍小聪明：你不让“明带”，我就“暗带”。比如，在引文或注释中频繁提及自己的著作或观点，暗示自己是谁，寄希望于审稿人能“高抬贵手”。针对此类技巧，编辑部就告诉投稿人：尽量不要在文中“自我引证”；万不得已时，须用第三人称，否则稿件可能被退回。

还有，若作者在文中利用了成套的经验数据或资料（如问卷调查等），作者须准备提供它的完整的原始形态，以接受审稿人或读者的检验。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向自然科学看齐。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发现性的成果，须基于科学试验和观察。不时地，会有科学家声称有了“新的发现”，造成轰动。别的科学家把他

们的数据拿来一检验，发现不可能产生“新的发现”。原因或是声称者在试验中不够仔细精确，搞错了某环节，或是伪造数据以夸大成果。而要证实或证伪这些，惟有检验原始数据和资料或据此重新设计实验（计算）过程。

反观中文的学术论著，引用数据和资料时，常常是“据调查……”、“据匡算……”、“据透露……”，但不注明出处。读到这类基于“来无影、去无踪”的数据或资料的分析和结论，你放心把它们当作严肃的学术研究吗？

评稿程序A型刊物收到稿件后，由主编和协主编中的一位先浏览，看看来稿是否有明显的技术错误或违反稿件体例的问题。这位编辑须是：在研究方向上与来稿主题相近（符合“内行”原则）；不可以是与来稿作者在同一单位供职（符合“亲近者回避”原则）。若无明显或重大的技术缺陷或体例问题，编辑部就会把稿件寄给外部审稿人。审稿人当然也须符合“内行”和“亲近者回避”原则。

一篇稿件通常请两位审稿人评审，审后给出意见。五种可能的处理方式有：“接受发表，无需修改”；“原则上接受发表，但要作一些小修改”；“原则上可以发表，但须作重大修改”；“先作如此这般的重大修改，再重新审阅是否够格发表”；“没有修改的必要，拒绝发表”。

如果两位审稿人意见一致，主编或协主编就容易作决定；如果两位审稿人意见不一致，编辑部就可能把稿件寄给第三位外部审稿人。对于需要作出重大修改的文稿，会有第二轮乃至第三轮的外部审稿。越是涵盖全学科、越是有声望的刊物，该过程就越是严格和繁复，时间就越长，最终被接受发表的机会就越小。

据权威的《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的统计，在1990年代后期，被接受发表的稿件通常经受了约20个月的评审修改。

在1979－1998年的20年间，在该刊发表论文变得日益困难，文章的发表比例（每百篇来稿中被接受发表的篇数）由约17％降至7％－8％。需要提及，向该刊投寄一篇稿件，须交50－100美元的稿件处理费，不论稿件命运如何，处理费不退。这对大多数投稿人来说，颇有“劝君三思而后行”之意：不要随便投稿，以免浪费时间和金钱。

学术公共服务与学术权威

为学术刊物作外部审稿人无经济报酬，属于学者的公共服务。一家全学科刊物每年需联系约1000名的学者作审稿人。刊物对他们的回报，或是每年一度将大名刊出表示感谢，或是每篇文章评审后主编发函致谢等。

编辑部提醒审稿人：他们最重要的报酬是知识上的———他们在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之前，就捷足先登地获悉其详，从而会刺激本人的研究进展。

在学者的学术简历上，也会列出自己做过哪些刊物的审稿人。

越是严格而持续地奉行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的学术刊物，就越有可能长时期地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就越会受到该学科的专家尊重。“权威的”学术刊物不是自封的、官封的、商封的或其他的势力封授的。权威的基础是“共识”和“合意”；“公认的权威学术刊物”必须是用学术公众（therepublicofscholars）普遍信服的程序和规范编辑出版的刊物。

有了在广泛范围内颇具威信的学术刊物的运作，对学者的成就或学术单位的整体素质的鉴别，就有了客观的标尺。

学者的招聘、续约、晋升、获研究基金、授学术荣誉，最重要的是看他（她）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多寡（以及专著）。在经济学学科，评价各大学经济系的名次，首先是看教员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总和及人均数量。在其他学科，对哪些刊物属于什么档次，争议稍多，不及经济学那样意见一致，原因是其他学科对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合意”较弱。但是，即便有程度上的差别，诸社会人文学科的刊物之优劣仍可排列，其学科规范功能仍是强有力的。“不出版就完蛋”生动地描述着这种功能。

有竞争就得有市场管理

应该承认，这套制度确有其明显的和隐深的成本。明显的有：审稿过程较长，经济费用较大，容易形成专业八股式的文风等。隐深的代价有：对刚毕业的博士们来说，漫长的审稿过程不利于求职和晋升，因为研究型大学给予新鲜博士们“表现”的时间不长，两三年内没有像样的论文发表，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另一项隐深的代价是：主流学派可能会稳步确立对本学科的霸主地位；审稿过程的每一阶段，主编（协主编）和审稿人都会持续地用主流学派的“范型”（paradigm）去检视稿件，诱使或迫使其就“范”。而那些极具挑战性或“反潮流”的文章，就很难在权威刊物上发表，因为在这类新论点或异端理论刚出土之时，罕有严谨到能够过五关斩六将，通过那么多审稿人的猛烈炮火而“露头”者。

尽管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有如上的代价，比较而言，它仍是国际学术界现有的各种发表制度中最公平合理的一种，并在不断改进。它着力防范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都必须严肃对待的垄断或滥用公共权力或权威的危险，虽然它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危险。

这套审稿制度是checksandbalances（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一普遍原则在学术界的应用。虽然学术成果发表过程少不了主编（协主编）的重要作用，但他们本人的好恶标准不应是决定论文命运的惟一依据。除预防这种判断力上的可能偏差外，还须预防“利益的相互输送”——甲主持的刊物发表乙的文章，以换取乙在其他方面的利益报答……等等———国内的学者对此种“猫腻”心知肚明。编辑部根本应是发挥中枢调节的作用，让作者与同行（审稿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蒙着脸（隐名）正面对撞。几经对撞，粗矿才能变成精品，尽管碰撞也时时会造成不等程度的伤亡。

这套审稿制度也是市场管理原则在学术界的延伸。有人说学术界（包括大学）是“清水衙门”。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这个说法就变得有些误导人了。学术界是一个市场，是观念的市场———关系到个人的名声、影响和权威；也是职业的市场———关系到个人的就业、收入和地位。它同时还是通向其他重要市场的桥梁———政界或商界的很多位置，竞争者若有学位、著作或专家头衔，就会享有优势。《战国策》云：“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当代的学术界已成为既争名亦争利之处。既然是市场，就得有市场管理，否则就会内部交易成风，假冒伪劣盛行。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是管理学术市场的重要规章之一。

“行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在英语学术界，这种严密的审稿制度非一日建成。目前能达到A型刊物水平的，多半是那种全学科型的主要刊物，主办单位多为全国性或国际范围的全学科学会。它们会员众多，资源充足。这类刊物怎么办，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些学会本身是通过民主程序建成的，成员有意愿也有相当的影响，使全学科刊物起到“公器”的作用，防止它们沦为少数人的“私器”。虽说它们还做不到给各学派提供完全平等的发言机会，但大半时候不至于偏差过大、积重难返。每年一度的全学会大会要改选学会的领导机构和主要刊物的主编（协主编）职务，主编要公布过去一年里稿件处理的情况和统计数字。这些制度化的压力起到颇大的制衡作用。

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在全学科型的刊物上实施得比较稳定和严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规模”。在规模较小的学科分支或区域研究领域，期刊实施上述的审稿制度，就不那么严谨，出偏差的时候就多一些，因为从业者人数较少，师友或同事关系有较多的可能涉及，冤家对头也易碰上。这类关系越是较多涉及，公正的制度就越是难以建立和执行。由于范围小、人数少，编辑部也难免对“回避”原则打折扣。主编（协主编）按规则不应亲手处理与自己有特别关系的作者的来稿。这种程序性的权力很关键：若主编（协主编）要特别地帮忙或为难某一作者，就会有意地把稿件寄给作者的铁哥或对头去评审，其结果当然就大不一样！

为了减缓这种利益冲突，近年来已有几家刊物明告投稿人：作者可提出：“不希望本稿由某某人评审，因为本稿直

接批评其观点。”若此，按规则办事的主编（协主编）就会把稿件寄给中立的审稿人。另一项规则是：编辑部收到甲的来稿批评乙的文章；该稿经过评审后，够格发表。编辑部在发表前，把稿件寄给乙，问乙是否有回应批评的文字；若有，批评和回应两文将同时刊出。这样就使提出批评的一方慎重其言，因为反批评与批评文章并列昭示公众。这个过程公正透明，促进了道理越辩越明的良性互动。

多信“制度”，少信“自律”。学者非圣贤；尤其在当代，学界人士并不比商界或政界人士更具道德上的天然优势。缺乏有效的制度规约，任何一界人士都可能滥用落入自己手中的资源（包括权力、公信力、机会）。若无抗辩之声，这种现象就会自得其乐地蔓延。这在任何社会都是普遍规律。缺乏周全有效的制度，刊物就不能成为长期公平竞争的场地。没有制度（“他律”），“自律”靠不住。

学术出版社的审稿程序

学术出版社的审稿制度与学术刊物的大同小异。

第一不同是：不像论文，所有的书稿都会被要求修改，即使是首轮审稿后出版社立即接受了它。第二不同是：“隐名”

更多时候是单向而非双向，即审稿人名字对书稿作者隐匿，但作者名不对审稿人隐匿。第三不同是：出版社会给外部审稿人一点物质报酬。评阅书稿耗时甚多，付一点报酬合情合理。

英语世界与中文世界的出版社声誉排列几乎是相反的。在中文世界，最受敬重的学术出版社通常都非大学出版社；而

在英语世界，最受敬重的学术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之编委顾问多为大学的教授，可以对学科的过去、现在和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提供意见。

大学可出资补贴本大学出版社，使其较少受制于市场压力，有能力出版全世界只有几百人才会买的专业书籍。

英语世界最受敬重的大学出版社不足十家，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最古老者，建制于153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中文世界的学术发表制度

在中文社会里，迄今为止，台湾学术界在建设“发表制度”上做得最认真，效果也醒目。这要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台湾到西方留学的人既早又多，了解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但仅这一触媒还不够，因为由香港和新加坡赴西方的留学者所占比例更高。因此第二，台湾学术界的中国文化根基雄厚，中文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工具。他们选择的不是“语言转轨”（从用中文转向用英文进行专业活动），而是“体制转轨”，即把学术期刊从传统模式转为英语学术界的模式。

台湾“科学发展委员会”曾资助过一项对广义的历史学期刊（共44种）的评比，宗旨是“建立学术的公正秩序，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准”。评比的方式和指标对力图办好中文学术刊物的所有人都有参考价值。

评比所依据的标准（100分制）分为两大类，“形式条件”占20分，“实质条件”占80分。“形式条件”分为九项：“期刊名是否中文英文齐全？”“目录是否中文英文齐全？”“编辑委员会人名是否公开载于刊物？”“刊物是否每期刊载撰稿须知？”“期刊有无附载作者、主题或篇名的索引？”“作者单位之中文英文名称是否齐全？”“每篇论文是否有中文英文摘要？”“中文英文的关键术语是否齐全？”

“刊物上的所有论文格式是否一致？”

“实质条件”分为五项：“稿件评审制度如何？”“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如何构成？”“每份期刊发表的论文被他人引证的次数？”“稿源是否来自本单位较少而来自外单位较多？”“论文得到外部高层次奖的次数？”

这项评比特别强调稿件评审制度，称之为：“编者和学者专家公认最重要的条件，决定了期刊品质的高低。健全的评审制度须公平、稳定、客观。‘公平’指对所有投稿者都同等待遇，不因人而异；‘稳定’指有一套能够传承的作业流程，不因编辑的更换而动摇；‘客观’指评审力求公正，减少诸如人事纠纷等非学术性因素。归纳起来：1.审稿流程必须明订；2.审稿人应以两位或两位以上为原则；3.外部审稿人应占一定比例；4.以退稿比例作为查验的参考要件之一。”

香港也出现有心人着手学术期刊“建制”的艰难工作。1993年，按国际审稿惯例来编辑的中文刊物《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创办了；2000年，另一家中文刊物《香港社会学学刊》也开办了。但是，在香港发展高水平的社会科学中文期刊，道路崎岖。原因之一是英文历来至上，中文受歧视，高等教育和研究主要用英语，这个历史惯性很大。原因之二是香港人口基数小，从事社会人文学科的人少，限制了中文稿源。“规模经济”的逻辑在“观念生产”中同样起作用。

在中国内地，也有过按照国际学术惯例办高水平社会科学期刊的尝试。可惜，这种尝试零零星星，比较严格的审稿制度并未巩固下来和推广开去。数年前，武汉大学一位教授愤然要辞去“博导”职务，因为他指导的研究生在评定学位时被淘汰，理由是该研究生未能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该教授根本就不服膺那些“核心期刊”的档次。时至今日，内地数百家社会人文学科的期刊，基本上仍是行政性“核心期刊”定位，官气、商气和人情气十足，在上面读到好论文是例外和意外。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罗马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在任何社会的任何领域里，制度建设都非易事。在我国社会人文学科界建立研究产品的发表制度当然不例外。但是，为着中国的学术研究能切实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这项制度必须一步步建立起来，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在少数几家学术刊物上初具型构。

这项制度毕竟是学术产品的品质鉴定和管理的重要环节。若无相对公正、稳定的评审程序，学术竞争就一定不会公平和良性地进行，学科的整体水平就会原地踏步乃至衰退。撰写高品质的论文专著所付出的代价很高；如果低水平的论文专著一样可以顺利地甚至更容易地发表出版，人们就不会费大力琢磨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

以中文写作的学者们要想自己的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就要采纳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审稿规则。这个制度是从自然科学界延伸过来的，是基于科学发现的内在逻辑的，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普适规则。

我们在愤斥西方学术界对我们中文作品“不尊重”之前，须把基于偏见的歧视与有根有据的轻视区别开来。经由针对有根据的轻视而找到自我改进和提升的途径，最终才能理直气壮地拒斥基于偏见的歧视。

不要一听到国际上对国内学术界的批评，就用不健康的心态和语言愤愤反击。你不能强求别人尊重你，更不能藉骂洋人来提升你的国际地位。否则，中国就不必走改革开放这条大道了。

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写了汗牛充栋的文字，推动我国的“制度建设”。那么，就让我们在自己的活

动领域里着手“制度建设”吧。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编者注：限于版式要求，原文中的注释和附表一概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