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人们为夏衍举办了95岁寿庆，他无限感慨地向五十年代做过他的秘书的李子云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
《包身工》是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作者在1935年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写出来的，1936年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创刊号，它反映的是“一·二八”前后到抗日战争前夕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黑暗。那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益破产，东部沿海地区大批贫苦农民涌向城市，又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廉价的劳力；靠近上海的苏北地区，每年都有大批无法生活的农家女子，被诱骗到上海做“包身工”。日本资本家为了避免上海工人运动的威胁，就大量地雇佣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
作品中写道：“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老到不能走路，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这是一段整散结合的话，通过反复、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概述了包身工一天的工作情况，形象地说明了包身工苦役般的繁重劳动，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罪恶制度的愤慨和对包身工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作者的情感灌注在字里行间。类似这样的描写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一篇报告文学，材料极为丰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事件，作者却能把它组织得井井有条，这得力于作者在安排结构时能把握读者的心理规律，精心而巧妙地安排材料，既具体地再现包身工的一天生活情况，又根据本文主题的需要穿插包身工制度的起因、发展和趋向，展示造成包身工悲惨命运的复杂背景，一条主线与一条副线交互发展，有机地结合，使读者对包身工制度的罪恶，既有触目惊心的直观印象，又有深入全面的历史认识，达到了虚实相生的表达效果，深化了主题。夏衍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诸于世，揭露了野蛮的包身工制度，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并坚信中国工人必将奋起斗争，砸烂枷锁，迎来黎明，它真实地再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包含着对包身工的无限同情，对包身工制度的无比愤慨。这虽然是一篇老课文，反映的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和我们时代有些隔膜，但文章中表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存权利以及劳动权利的尊重，这些情感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