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武汉的街头，偶尔会碰到监利来的生意人，他们揽客的吆喝声，每次都会引我驻足而立。那声声醉人的“乡音”，总会勾起我久远的回忆与淡淡的“乡愁”。离开监利不觉已十四年了。

到监利站的那天正是1991年里农历的元宵节。我们刚放下行李，建红的电话就打到了站上，约我们到她家吃饭，顺便到县城看“舞龙灯”。在武汉长大的我从没见过“舞龙灯”，加上还有饭局，两全其美的好事，欣然前往。张家真把我们当客了，招待很是丰盛，菜我已记不太清，印象最深是靠墙的一溜白酒。如果蘸着筷子不算的话，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白酒，也就一个回合，起身敬张伯，大家提议说“干”，半两的杯子，一仰头，酒还在爬过喉咙管的功夫，人就扑到了地上。后面的事，我只记得满眼的灯和人在空中不停歇地飞舞。

站上的老职工大多结了婚，我们去了，瞿站长在前排的平房里腾出一间，做我们的单身食堂。没两天，我就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因为一位女孩不沾辣椒，另一位拒绝吃猪肉，那以后，豆腐和青菜就领到了我们餐桌的“绿卡”，我一顿两碗饭都盛得满满的，到了晚上还是四处找食。好在站上搞副业赚了点钱，给职工分了些皮蛋，虽然我们寸功未建，瞿站长也一视同仁，给我们一人一箱，在家里母亲放全了调料我都从不沾口的皮蛋，每天临睡前敲上一个，就着水龙头喝两口凉水，成了我那段日子里最高档的享受。

没过多久，我就喜欢上监利站那些生性质朴的人们。瞿站长的话特少，笑也简洁，遇到可乐的事，别人会笑个不停，他笑起来，“呵”一声便没了下文，最喜欢他主持会议，传达文件他从不照本宣科，只说个标题，然后就站里要做的事三两句话交待完毕，一般开会都不超过十分钟。瞿站长人不错，那时，我们都在继续念书，只要我们做完了事，上班时间看书，他从不干涉，对我们回家考试，他也是一路绿灯。进入汛期，城南的水位转成四段制，凌晨两点的水位他总自己承担，后来，我和他两个人轮班，如果我晚上看了水位，上午他总让我休息，而到他，白天照样指挥若定。还有位四十出头的大姐，姓马，人略有点胖，对我们很好，我们都亲切的叫她“马姐”，闲的时候，马姐爱和我们拉家常，有她关照，我们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马姐的声音高亢而明亮，如果学戏想必会成为名角，只要听到那高亮而悠长的声音叫我，“蒋纯，电――话”，我便会如飞的跑过去，因为电话那头等待着我思念的父母。万哥、三哥和船长他们也给过我们不少的帮助，我一直记在心里，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罢。

那是没有手机和网络通讯的年代，站上也只有一部电话。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想不到，电话机是装在铁盒里，上了锁，只有话筒在外面，平时只能接听。下面这件事，我必须向瞿站长检讨。有次，念伟到站上来看我们，这家伙是学电子的，我承认在这方面远不如他，他私下里告诉我一个打长途的法子，提起话筒，轻敲话筒键，如果你要拨“8”，就连续敲8下，再要拨“5”，间隔一下，再连续敲5下，依次类推，我暗笑，这也能打通，一试，还真就通了。从此以后，每个月有那么一两次，我会背地里给家人“发电报”。

那年四月，监利站进入汛前准备，有天，站上安排刷断面标杆，天刚亮，除了留守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女同志做饭、调漆，年长的扶梯子、递桶，年轻的上杆除锈、上漆，真正体现了团队精神。我承包的幅射杆有7、8米高，上梯子时腿不由自主地抖，好在闯了过来，下午三点多，主攻主杆，由于男人们各不相让，确定主杆人选颇费了些周折，最后决定松柏兄上，他不愧是条汉子，8层楼高的地方，我看着发晕，他上去下来半个小时，像是爬自家的楼梯。

进入五月，是桃子熟了的季节，“监利桃”个头不大，但水分充足，香甜可口，价钱也极便宜，偶有挑担的小贩来，我们就买上一桶，留着慢慢享用。女孩子们吃桃甚是精细，她们先用一盆水给桃子褪毛，再换水清洗，然后用小刀一个个去皮，切成小片，放在碗里，最后才用勺子舀了吃。我没有这样的耐心，我喜欢拿三五个桃子，用水冲了，一口气吃饱，那才叫舒服。

吃过晚饭，我总喜欢去江边漫步，这里的长江，两岸没有林立的高楼，只见夕阳下悠然的渔船，而别有一种天生丽质。有位女孩也常爱到江边走，也许她眼中的江是凄凉而让人伤感的吧，要不，那么干练泼辣的女孩，为何总见她对着江水泪眼婆娑。

一直想再回监利看看，只不知瞿站长是否会发出邀请，也不知伊人是否愿与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