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深刻理性思考的结果，只是我片刻的思绪。
有机会去重庆，一定要去一趟钓鱼城。
我在收集论文资料的过程中读到了钓鱼城之战。震撼从心底升起，屈辱也从我心底升起。
1258年，“上帝之鞭”蒙哥大汉带领铁骑侵入中国，一路势如破竹，却在钓鱼城惨重失败，蒙哥身死异处，忽必烈，阿里不哥，旭烈兀率军回到草原争汗。多年的内战消耗了蒙古的国力，再无力入侵欧洲，也终究止于中东，未能踏入非洲大陆。小小的钓鱼城之战，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也让南宋残喘苟安了二十年。
二十年后忽必烈再度亲征，钓鱼城依旧屹立不倒。即使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身亡后，钓鱼城头“宋”字大旗依旧高高飘扬了三年之久。真正的独钓中原。
1279年，鏖战了200多场，36年后，钓鱼城最终体面的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忽必烈“忘记”了蒙哥“屠城”的遗嘱，“和平”接收了钓鱼城。
独钓中原，固然是值得自豪的勇气，却也是万分可耻的孤独，在宣示着这座城堡骄傲历史的同时，也显示着它的无比的孤独。偌大的中国，要靠一个小小的堡垒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骄傲，却也是中国的悲哀。
什么时候，不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怒吼”呢？
长期以来，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元，金，清三朝，并不是中原汉人的皇朝，这真的是“中国历史”的延续，还是用文字掩盖了“被入侵”的事实？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现在固然是中华民族集体一家，但是在750年前，这难道不是“外族入侵”的史实？
我的论文题和“尚武”有关，自宋开始，没落是尚武精神的基调。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有太多让我震惊、警醒、屈辱的史实。往往都是个人、小团体的坚持，而鲜少见到集体的呐喊。文天祥是如此，钓鱼城是如此，虞允文是如此，魏源也是如此。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就是风骨清健的儒家两千年传承的结果？此时此刻，“国民性”这三个字自然而然的出现在我的脑中。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在对国人的痛斥中充满了无奈和屈辱，李泽厚将一些精神特质归纳为“实用理性”并指出了必然的局限性。我则始终认为缺少一场全民的思想变革。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促成了五四运动的革命，却也终止启蒙的进程。何况它的影响面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在我们实际的成长过程中，真理，理想，法…从未被提及，争相追逐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往往是“权力”。“尧为匹夫不能治一国，桀为天子可以乱天下”。普遍现象是思想上被集体奴化，有的只是规则与限制，信仰寥寥无几。这当然是制度的问题，却并不全是制度的问题。
独钓中原，小小的钓鱼城是脊梁上最后的一块硬骨，在这之后其实已经土崩瓦解。在这种孤独的壮举中我看到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就好像《红楼梦》在清朝突兀的出现一样，钓鱼城当时也是悲剧般的奇迹。在它终于失败的时候，“崖山之后，再无中国”，钓鱼城之后，也再难以见到中国刚健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