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先驱楚勇
楚勇最早发轫于道光二十七年的团练，分别在镇压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和李源发起义时取得了成功。咸丰元年江忠源的地主武装被派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义军，正式号称“楚勇”。它是最早成立且是最早被派往外省作战的地方武装，晚清湘军即滥觞于此，是为中国近代地方军阀之肇始。
在广西战场上，清军不堪一击，独有楚勇鹤立鸡群，后来楚勇转战于湘鄂赣皖等省，成了太平军西征的劲敌。湘军吃得苦、霸得蛮、不服输、不信邪的威风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从楚勇身上表现出来的，连曾国藩也讲楚勇的吃苦耐劳和勇猛非湘勇所能相比。江忠源死后，刘长佑时代，楚勇主要在江西湖南广西同石达开作战。石达开负气带兵出走后，转入江西、湖南，主要遭到楚勇的拼死抵抗，被迫转广西入贵州进四川。楚勇后来又在广西镇压了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当年，“湘军楚勇”是相提并论的(这里的湘军是指曾国藩带领的那一部分湘军)。
在湘军中，江忠源是第一个因军功升为封疆大吏的。在楚勇中，新宁籍人士有四个成为封疆大吏，且位重权高，江忠源、江忠义存在的时间不长，刘长佑曾任最为显要的京津地区的直隶总督，刘坤一任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两江总督，为晚期湘军首领。
湘军采取“儒生领农民”的不同于清代其他军队的军制也是从楚勇开始的：楚勇领头者主要是官员或儒生，像江忠源，江忠义、刘长佑，刘坤一等;楚勇的组成都是当地农民，它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同乡，要么是亲戚，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所以讲先有江忠源的楚勇(楚军)，再有罗泽兰的湘勇、然后有曾国藩的湘军(狭义上的湘军)，最后是今天广义上讲的湘军(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湘军主力、刘长佑的楚军、左宗棠的新楚军等)。
湘军发祥地崀山
湘军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湘军发祥是崀山，楚勇的出现跟崀山紧密相连。
文化熏陶。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特别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学风，成为培养湖南经世派士人群体的文化机制。邵阳人文历史源远流长，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宋治平四年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权知邵州，改建学宫，兴教化民。周敦颐曾游学崀山，并于新宁崀山的夫夷江畔巨岩上手书“万古堤防”四个大字，据说就在“万古堤防”下面的“莲潭”边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爱莲说》。江忠源、刘长佑都是岳麓书院的学子，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崇奉理学，重视经世之学。江中源是道光十七年举人，尤敦儒崇道，亢爽尚义，有一股封建士大夫殉道精神，立志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尽忠效力。
时代背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各省在经济和文化思想等方面发展迅速，北方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湖南是北方和东南沿海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新旧两种经济势力和文化思想激烈交锋、互相争夺的中间地区。这一机缘在湖南人才头脑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使他们不甘寂寞、锐意进取、勇于实践、走出省门、放眼全国。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就诞生在邵阳。据史料载江忠源在岳麓书院时期，“尤好谈兵”，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京会试期间，就密切注意新宁崀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会党活动，回家后即组建地主团练，以应变故。
社会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濒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十九世纪，新宁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贸易往来、商品经济开始抬头，使“绥定垂二百年”的新宁社会受到冲击，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增大，阶级矛盾加剧，境内会党四起，危机四伏，崀山地区汉瑶等民族杂居，统治者相互勾结，表现尤为突出。同时商品经济的抬头给人们的思想注入活跃的因素，促使社会生产结构作相应的改组，这样，有些劳动力可以或被迫离开农业生产。
地主武装。新宁的地主武装原来就有较强的基础，1844年江忠源自京会试回家后，就联络乡绅举办地主团练。1847年瑶民雷再浩在崀山起义，官军不敌，知县李博、举人江中源“在各村整饬团练以备剿捕”，得民团兵数千人。1849年李沅发起义，新宁拔贡刘长佑、廪生刘坤一“速归督办团练，乡兵不期而会者万计”。
宗族观念。新宁人很注重邻里亲戚关系，宗族观念很浓，崇道重义。楚勇先后几个主帅都是举人、拔贡、廪生、监生等儒生，又加上师友、通家、兄弟、叔侄和上下级等各种关系，因此形成了很好的帮带提携关系。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在封建伦理观念的掩盖之下淡化了，封建忠君思想和宗族乡党观念使他们站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较强的凝聚力、战斗力。
地理位置。邵阳，向来是大西南陆路交通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可控云贵，下能制长衡。在清代，邵阳既是中原向西南用兵的通衡，又是封建朝廷节制少数民族的前沿。而崀山与广西接界，通过资江可达广西，自古以来就是湖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之一。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受新宁会党和李源发起义的影响，新宁最先感受到太平天国起义风浪，所以当太平天国运动一爆发，江忠源这支在崀山训练而成的楚勇就立即派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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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声在线 作者：王瑞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