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16《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七卷-04
没有冤不冤，只有该不该
韩延寿代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萧望之听说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曾发放官府之钱一千余万，便派御史前去调查。
韩延寿听到消息，也派人调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内发放属于廪（lin）牺令（左冯翊的属官，掌管祭祀物资）掌管的一百多万钱之事。
萧望之上奏说：“我的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就不敢不闻不问，却受到韩延寿的要挟。”汉宣帝因此认为韩延寿不对，命分别调查到底。
结果指控萧望之动用官钱一事并无事实依据，而萧望之派到东郡的御史却查出韩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侈豪华，超过规定；又动用官铜，仿照尚方铸造御用刀剑之法，等到月食时铸造刀剑；
还动用官钱，私自雇用管理徭役的官吏；加装自己车辆的防箭设施，花费三百万钱以上。
韩延寿竟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
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数千人送他到渭城，人们扶老携幼，攀住韩延寿的囚车车轮不放，争相进奉酒肉。
韩延寿不忍拒绝，一一饮用，共计喝酒一石有余，并让原属下官吏分别向前来送他的百姓致谢，说道：“辛苦各位远程相送，我死而无恨！”百姓无不痛哭流涕。
丞相丙吉年事已高，汉宣帝很尊重他。萧望之常轻视丙吉，汉宣帝对此很不高兴。
丞相司直上奏弹劾萧望之，说他对丞相傲慢无礼，又曾派属下官吏给自己家买卖东西，被派者私下贴钱十万三千，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
汉宣帝下诏将萧望之降为太子太傅，任命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yun），廉洁无私，但爱夸耀自己的才干，为人尖刻，好揭人隐私，所以在朝中结怨很多。
杨恽与太仆戴长乐不合，有人上书控告戴长乐之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便也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
杨恽回答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老鼠不为洞穴所容，只因它嘴里衔的东西太大。
又曾对我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春秋》上记载，夏侯胜也说过，意味着将有臣下犯上作乱。”
朝廷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参劾杨恽心怀怨怼，恶言诽谤，大逆不道。汉宣帝不忍心杀人，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全都贬为平民。
班固赞曰：古代确定一件事物的名称，必定从与此相类似的事物中得来，远的取之于其他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
所以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子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君臣之间密切配合，是古今常理，自然之势。
近观汉朝丞相，汉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政绩第一；汉宣帝中兴汉朝，丙吉、魏相最有声誉。
当时，各级官员的降黜、升迁都有相应的标准，机构健全、适当，公卿大臣大都各称其职，礼让之风在国内兴起。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他们的政绩、名誉，并非偶然所致。
感思：韩延寿在地方治理中以身作则，甚至达到“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的感人场景，却被冠以“狡猾不道”的罪名斩首。
这一罪名在汉代可大可小，说明判决可能有政治考量。
这种反差揭示了汉代官场的深层矛盾。
若韩延寿确为清官，则说明汉代监察制度已异化为党争工具；若其政绩系作秀的结果，则暴露了儒家教化式治理的局限性。
韩延寿以儒家教化著称，主张以德服人，强调官员应以身作则。例如处理两兄弟争田产诉讼的“闭阁思过”事件（详见读书笔记412）。
然而，柏杨和华杉等学者批评他的做法是“道德绑架”：柏杨认为他压制诉讼，制造虚假和谐，使弱者无法伸张正义。
华杉对比王阳明的教化方式，认为韩延寿是“道德恐怖分子”，用自我表演逼迫他人屈服。
结论是他的治理方式虽受百姓欢迎，但在权术上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可能带有表演性质。
汉宣帝对杨恽和韩延寿的不同处置，展现了典型的帝王权术：“恩威并施，刚柔相济”。
两人结局的差异，并非单纯因为个人罪责轻重，而是汉宣帝基于政治平衡、统治需要和自身利益做出的精密计算。
韩延寿深受百姓爱戴，这种号召力让中央忌惮。汉代对“得民心者”极为敏感，如酷吏严延年也曾因“威震郡县”被诛。
韩延寿仿尚方铸剑、逾制阅兵，触碰了“唯天子可定礼乐”的红线；韩延寿反查萧望之，等于挑战汉宣帝亲手建立的官僚制衡机制，对抗监察体系。
对可能动摇统治根基的地方实力派，必须“杀一儆百”，哪怕他政绩斐然。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出身名门，且性格张扬，曾因直言得罪权贵。他被戴长乐告发“诽谤朝廷”，但汉宣帝仅将其贬为庶民，因为：
杨恽虽口无遮拦，但并无兵权、无地方根基，只是文人狂士，杀之无益，反可能招致非议。汉宣帝需要展示“宽仁”一面，避免被视作暴君。
杨恽的家族背景和才学仍有利用价值，后来他因《报孙会宗书》再次触怒宣帝被杀，已是后话。
帝王眼中无“冤不冤”，只有“该不该”。帝王术的精髓就是杀人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权力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