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黄山书社，2011年

20190215草就

徐志摩，是中国近代备受赞誉的诗人，不知多少人迷恋他那优美的诗句，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诗中的诗人徐志摩，而甚少去了解诗人本身。我们也许听闻诗人迷恋林徽因，也可能知道陆小曼，却单单对张幼仪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特别是男性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那么他身边的女性必然会被他的光芒所遮蔽，世人也自然会忽略那个生活在大人物影子后的小女人。更为遗憾的是，很多小女人特别是近代传统的女性，是处于历史失语者的尴尬地位，我们后人无论如何努力，也都难以听到她们“发声”，比如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在我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只粗浅地知道很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知道张幼仪有两个著名的哥哥——张嘉璈、张君劢，也知道有《小脚与西服》这本书，但除此之外，对张幼仪是一无所知。对徐志摩，除了崇拜，可能不会剩下什么。在寒假中花了几天时间，看完这本书，让我对张幼仪与徐志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体而言，两者的形象在我主观认识里出现此消彼长，徐志摩让我鄙视，张幼仪让我同情。当然，处于历史研究的习惯，我知道这本书只是张幼仪的“一面之词”，我也没有看到徐志摩的回忆，故而，我只能评介一些主观判断做一些主观的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我的主观感觉，张幼仪与徐志摩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本不是一路人，却阴差阳错，偶然也必然地走进了婚姻。虽然徐志摩辜负了张幼仪，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让想以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来猜测徐志摩如此行径的心理。他们会选择同意父母的包办婚姻，于张幼仪而言，这是传统孝道的教诲，不容拒绝，于徐志摩而言，应该也是有传统孝道的因素，也可能是遂了父母心愿，便可安心出外游学，睁眼看世界的原因。如果要追责，可能这就是时代的悲剧，无论是张幼仪还是其他女子，遇到了徐志摩，可能都是这样的下场，区别就在于张幼仪还有“发声”的机会，而其他女子也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那么，当时也有未曾寻觅自由恋爱的大人物，如胡适等，何以解释徐志摩执意要离婚呢？按照常理，张幼仪恪守妇道，“三从四德”扛在肩上，并且“一举得男”，完全没有任何“七出”过错，徐志摩除了没有感情，但未必没有感恩之心，何以决绝地必须离婚，还无数次伤害张幼仪呢？浅显的原因或者按照张幼仪书中的回忆，感觉是为了追求林徽因。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作为“五四”以来的知识青年对所谓的对传统的“反叛”，他们渴望破除旧时代附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不愿被旧家庭的责任所束缚。一方面，我觉得徐志摩不想让自己觉得亏欠张幼仪（实际上他亏欠的太多，这个后面再说），故而选择让她走，后来可能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诗人面对现实的苍白无力，不得不“央求”张幼仪继续当父母的“儿媳”，却独独不让她继续做自己的妻子。另一方面，徐志摩可能是想通过“离婚”这个行为来宣告自己的特立独行，自己的追求自由，标榜自己的“反传统”。当然积极的方面而言，徐志摩的确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游手好闲”“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诗情画意，谈情说爱，故而为了追求林徽因、陆小曼，必然需要与张幼仪断绝关系。

从理性上而言，夫妻离婚本不是什么大的过错，虽然在当时可能是相当震撼。如果徐志摩不作出那些行为，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处理好离婚事宜，未必会被世人所诟病。但我们来看看徐志摩都做了些什么，虽然具体的言行未必准确，但基本的事迹必然不会差太多。

当发妻张幼仪出国陪读的时候，徐志摩完全把人家当做“家庭女用”，甚至是“仇人”。“（112）我来英国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洁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许多年以后，我和第二任丈夫苏医生一起回沙士顿，很讶异当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里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乡的用人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里。有几个星期，我们接到徐家寄来的包裹，里头装了些中国土产和烹饪配料，可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自己张罗吃的。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钱用，徐志摩给我的生活费几乎不够支付家用。市场离家很远，所以我大部分时候都仰仗一个把货车停在我们家门前，卖我新鲜食物的菜贩。那时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记得我们客厅的壁柜里有个奇怪的机器，我不晓得那是吸尘器，所以一直用扫把打扫。”徐志摩完全不搭理孤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幼仪，随着自己潇洒地到处游学，却对妻子不闻不问，一句“体己贴心”的话都没有。最让我们诟病的可能就是，徐志摩虽然对张幼仪冷若冰霜，不理不睬，却按捺不住自己丑陋的“生理需求”，“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107）”徐志摩在异国他乡让张幼仪怀孕了，这时候无论多么不喜欢，至少需要承担起孩子父亲的责任吧，但他做了最无耻的事情。

“随着夏日的热浪来袭，我身上出现了小生命的征兆。我从怀阿欢的经验确认了早上出现的反胃和虚弱的症状。在硖石的时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顿，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怀孕期间我要怎么料理家务？我能在这儿养孩子吗？我有必要会硖石吗？为了要怎么样把这消息透露给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天。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就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在中国，生孩子是件有福气的事，特别是生男孩。为了延续香火和敬奉祖先，有必要生小孩。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怀孕了，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可是徐志摩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从西方撷取了另外一种习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这孩子是个耻辱似的。要是我们的双亲知道他把另外一个孙儿从他们手上夺走的话，他们会说些什么呢？（115）”

无情如此的大诗人，留下怀孕的妻子，开始玩消失。“被徐志摩孤零零丢在波士顿的我：是一把秋天的扇子，是个遭人遗弃的妻子。（124）徐志摩这样抛弃我，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 走投无路的张幼仪只好向家人求助，在哥哥张君劢的帮助下来到柏林。

（140）1922年2月24日，我生下第二个儿子，生产的时候，没人在我身边，虽然我希望我母亲会像她迎接阿欢那样待在医院，可是病房里就我孤零零一个人。七弟连看都没来看我，因为他认为产妇的房间不是男人去的地方。接产的德国医生说，我是他所见过最勇敢的病人。出院时，不晓得要怎么样在柏林着手照顾小孩儿。我要上哪儿去买被子、奶瓶、小床？我对要独立抚养小孩感到不知所措。

孩子出生不久，徐志摩终于出现了，却是来要求签离婚协议的！

作为普通人的我完全不否认徐志摩有作为诗人追求自由恋爱的权利，但我认为他选择的离婚时期和处理的行径简直太过糟糕。如此行事，对比来看他的正义凛然的誓词：“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怕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162）”恶心不恶心，感觉就是伪君子、假道学。

最为搞笑的却是，诗人在取得离婚协议后，又消失了，完全不顾刚出生的儿子，等他再一次出现，却是儿子因病夭折后火化时。徐志摩为孩子写下来一篇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虽然我们无法相信徐志摩只见过这孩子一次，就敢于写下一篇文字悼念孩子，但至少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张幼仪在听闻这个篇文章后说：“嗯，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她继续说，“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够花，还有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

至此，“渣男”徐志摩似乎基本实锤，与历史的差别可能就是程度轻重问题。反观张幼仪，中国传统女性，却生逢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时代，必然成为“两头蛇”。张幼仪在保持传统女性的美德的同时，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创自己的事业。离婚后，张幼仪并没有寻死觅活，反而振作，活出了自我，活得比徐志摩、陆小曼更成功。她定居柏林，一边抚养幼子，一边学习法语和德语，还在学校进修幼儿师范课程。其后更被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聘请，担任副总裁，同时还经营一家云裳服装公司，这令她那赫赫有名前夫徐志摩也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所以我要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让我想起了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则戏言：董明珠和陶华碧都说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丈夫去世，否则她们可能会做一个平凡的母亲在家相夫教子。

张幼仪离婚后反而活成了“反传统的模样”，成为一位教养良好、自强自立又谦逊的新女性。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她对徐家老人的责任和对自己儿媳的支持。“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我这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连离婚以后我都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我为徐志摩、他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你曾问我，既然我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间服装行，怎么还对徐家二老和徐志摩这么百依百顺。我想我对徐家二老有一份责任在，因为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也是我的长辈。我就是伴随着这些传统价值观念长大的，不管我变得多么西化，都没有办法丢弃这些观念。”“起先我很担心我儿媳妇，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样的麻烦，所以供她同时上英、法、德、中等国的文学课程。这样一来，她不只能够满足阿欢的审美眼光，也可以满足他的知识品味。”

如果说对渣男最好的报复便是幸福，那么张幼仪做到了。

10 传统孝道第一条训诫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换句话说，企图自杀是不孝之举。日后过得非常不幸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了断自己的性命，因为我必须光耀门楣，自食其力。

132 回想过去在沙士顿的那一年，徐志摩对我冷若冰霜，不理不睬，甚至叫我去打胎的时候，我都因他是我丈夫而尊重他、顺着他。可他没把家里安顿好，罔顾他对我，还有他未出世孩子的责任，就把我丢在波士顿不管以后，我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好丈夫了。

137 我的行为有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和缠过脚没两样。在硖石的时候，我从不敢辜负公婆对我的期望，也从没怀疑过古老的中国习俗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