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我又飞回了北京，回来第一件事是陪我先生赶到望京SOHO去听一场讲座。去到现场才发现，这是个小型的学术讲座加研讨。参与的都是邱振中教授的一堆博士们或资深从业者，总共也就二十多人，唯有我这个博士“家属”在那里属于异类。

这个讲座的主题是关于“书法入画的理论、实践及审美心理”，主讲人是邱老师认识多年的友人——曹星原先生。预先设定的开始时间是七点半，曹老师迟到了近半小时，因此有了邱老师这个主持人发挥理论的余地。等她急匆匆赶到教室，我才意识到原来是位年龄与我母亲相仿的女士，利索的短发，一脸淡然的微笑，从她摆弄笔记的样子能看出，她做事一向不紧不慢的。

开场时，曹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下自己，有着多年旅居北美的经历，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本科时在国美学的雕塑，而后又耕耘于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中。直到讲座结束，我们私下攀谈时才了解，曹老师的第一任丈夫是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而已逝的前任丈夫是知名油画家朱乃正。这两段婚姻，可能更是种学术理想的结合，同时也注定了她研究东方画与西方画的使命。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得不动用暂有的理论知识来汲取所讲的论点精华，还得在昏暗的幻灯片播放场所里刻意保持高度的清醒，毕竟不能让人看出来我只是个陪听的，好歹是个蹭课的。曹老师通过简单的文字和画面，首先探讨了何为艺术的意境。从她的言谈举止看得出她思想之充沛，怪不得有在坊间被人称为女版“陈丹青”。

讲座中，让我印象较深的是她打开了一幅古山水画，让前排的一个女博士来分析形似和神似的概念，那学生大致讲了下，神似是主观的判别，是欣赏者感觉看上去像的一种推断，但不同的人可能看出不同的感觉。当然，说到后来，那学生也有些犹豫，毕竟这是个足够写成论文的一个课题。

曹老师听完这个回答，她给出了一个观点则是“在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里，是没有确定性的东西，而我们要做的是确定性研究。”中国艺术审美的模糊性较大，难成确定的依据，因此，有一外国美术史学家所言，这也让中国的艺术原地踏步了两千年。两千年，那不是汉代吗？我被这个观点所震慑到了，我们所学习的审美理论系统，是不是真的有许多的局限性呢？我在此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曹老师的言论中还有一段是，原来我们老百姓众所周知的“清明上河图”一直是被误读的，其表面上所见的太平盛世、车水马龙，并非是象征着一个和谐的社会。曹老师曾亲眼目睹了放大了许多倍的画作内容，将每个细节进行了研究。她发现这里面是潜伏着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作品的中心是两艘船即将相撞的情景。因此，繁华只是徒有其表，同舟共济去应对挑战才是我们的重要责任。

从不少古代的艺术作品中就能看出，有些华丽的形式躯壳下，藏着更深层的意味。图画是古人记录史实的载体之一，一幅作品也许是画匠为雇主呈现阶级思想的明镜，也可能是艺术家为了表达隐喻想法所做的创举，而后人研究作品时又是以怎样现世的角度来揣摩的呢？从而产生了暂时的误读就不难想象了。

不得不说，审美心理是一个极具深度的严肃课题，已不单是换个角度来看艺术作品，更是换个价值观的问题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趣的是曹老师在讲座上和邱老师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个站在中西美术史研究的角度，一个站在传统书法理论研究的角度，虽然没争出个结果，但也迸发了不少有意思的想法。

最近在看徐冰写的《我的真文字》，与曹星原先生类似，同样是受过在西方文化背景的熏陶。书中有句观点恰好与其不谋而合，“对西方了解的结果是帮助我们认识东方。”看来两个在海外发展过的学者，都是体会到了利用新的视野来看传统文化的优势。

我个人的理解是，若要讲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就是两个没有交集的圆，在圆里看圆，往往会走不出那个圈，因此跳脱出这个圈的人，可能有更广阔的观察平台。中为西用，西为中用，本就是辩证统一的研究形式。无论孰优孰劣，没必要锋芒相对。

“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又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中来。”虽然在讲座的过程中，我的思绪也曾随着昏暗的光线飘到远处。期间错过了点滴曹星原先生的精彩论述，真是在所难免。今日整理和琢磨出了点观后小结，以弥补这份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