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84《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一卷-09
事死如生
昌陵工程规划巨大、奢华，历时很久都未能完成。
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君王必须通达天、地、人三统，明白天命可以授予的人是很多的，并非只一姓。自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
孝文皇帝曾赞美石棺椁的坚固，张释之说‘假使其中有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是用铜铁浇筑，仍会被凿出缝隙。’
死亡的事情永远不会有完，国家有兴有废，因此张释之的话，是为文帝做长远的打算。孝文帝醒悟，于是采用薄葬。
安葬使用棺椁，自黄帝开始。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坟塚都很小，葬具极简单。
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秉承命令顺从旨意，实行薄葬，这才是令君父平安的忠孝做法。
孔子的母亲坟高四尺，季子埋葬他的儿子，隐藏坟丘，低矮得几乎看不出来。
所以说，孔子是孝子，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能友爱兄弟。
他们安葬君王、父母、骨肉亲人都很简单微薄，并非草率而是节俭，实在是为了便于实行。
秦始皇葬在骊山旁，堵塞了地下深处的三重泉，把坟丘堆得像山一样高，墓室里用水银做成江、海，用黄金做成野鸭、飞雁。珍宝的收藏，机械的巧妙，棺椁的华丽，宫殿的宏伟，后世不能超越重现。
天下不堪修陵徭役的困苦，纷纷反叛，骊山坟墓还没修完，周章率领的百万抗秦大军已打到骊山脚下。
项羽烧了宫殿、屋宇，牧童手持火把到墓中寻找丢失的羊，失火烧毁隐藏其中的棺椁。
自古到今，厚葬还没有超过秦始皇的，然而数年之间，外受项羽纵火之灾，内遭牧童失火之祸，岂不可悲！
因而恩德越深厚者，安葬越简陋；智慧越高深者，安葬越微薄。
反而是无德无智的人安葬奢华，坟墓也越高大，宫殿十分宏丽，必然迅速被人发掘。
由此看来，明显与隐蔽的不同后果，安葬的吉与凶昭然可见。
陛下即位之初，亲自推行节俭，最早营建的陵，规模很小，天下没有不称颂陛下贤明的。
然而后来改迁昌陵，把低下的地方增高，堆土成山，挖掘人民的坟墓，累计上万，设立村镇，营造居民房屋，期限紧迫仓促，耗费百亿之巨，使死者地下怀恨，生者在地上忧愁。
我甚为痛惜！若认为死者是有知的，那么挖掘人家的坟墓，害处就多了。若认为死者是无知的，那又何必把陵墓修得那么大呢！
厚葬之事，若与贤明智慧之人磋商筹划，他们不会高兴。
若在庶民百姓中公布，他们会叫苦怀怨。若勉强为了取悦愚夫和穷奢极欲之人，又何必去做呢！
希望陛下上览圣贤的葬制作为准则，下观秦朝灭亡的惨祸作为警戒，营建陵墓的规模，应该听从公卿大臣们的建议，让百姓得以休息。”
成帝览奏，很有感触。
感思：“事死如生”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核心观念，其内涵远不止于简单的“像对待生者一样对待死者”。
它是一种复杂的哲学思想、伦理规则和社会行为。
理解“事死如生”，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世界、伦理结构和权力运作的一把关键钥匙。
它远非“迷信”二字可以概括，而是一个自洽、深刻且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
表面上，“事死如生”与刘向的奏章存在矛盾，但本质上，二者并不在同一维度对话，其核心追求甚至是一致的。
刘向反对的不是“事死如生”的精神内核，而是其被异化后的物质化、无限膨胀化的极端形式。
表面矛盾是厚葬vs薄葬。这是最直接的对立点。
“事死如生”的普遍实践（异化后）：在现实中，尤其是帝王阶层，这一观念常常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 “生前有什么，死后就必须有什么” ，并且要 “加倍拥有” 以显示孝心和皇权。
这直接导致了在物质层面追求极致的奢华与规模，即厚葬。昌陵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刘向坚决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厚葬。他主张学习古圣先贤（尧、舜、禹、孔子等），他们的葬仪规模小、陪葬简，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被视为贤君、孝子、慈父。
刘向认为，真正的孝道和尊重，不在于墓穴的宏大，而在于行为的仁德和决策的明智。
在这一层面，刘向批判的，正是被扭曲和异化了的“事死如生”观念。
核心统一是精神传承 vs物质堆砌。这才是关键。
两者真正的目标都是“尊重与纪念”，但实现路径截然不同。
“事死如生”的精神内核其本意是情感和礼仪上的延续，是“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它的重点在于“心”，而非“物”。是通过合乎礼制的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和尊敬，维系生者与逝者的精神联系。
刘向并未反对纪念和尊重本身。他主张一种更高级、更智慧的事死如生。
他认为：真正的“事生”是让百姓安居乐业。一个君王，如果生前能让百姓生活幸福，死后自然会被怀念。
反之，如果为了给自己修陵墓而逼得百姓家破人亡、挖掘民坟，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孝不仁”，是对“事死如生”精神的背叛。
让生者“愁怨”，死者“怀恨”，何谈“如生”？
智慧的选择才能保全先人。刘向用张释之和秦始皇的例子证明，厚葬恰恰会导致“不得如生”，陵墓会被盗掘、被焚烧，使祖先死后不得安宁。
而薄葬才是真正保护祖先遗体与安宁的长远之策。这才是大孝、大忠。
因此，刘向的观点是唯有薄葬，才能真正实现“事死如生”的终极目标。让死者安息，被长久地、安宁地怀念。而厚葬只会适得其反。
哲学分歧是如何理解“生”与“死”。
流俗的“事死如生”：将“生”理解为物质的占有和感官的享乐。认为死后的世界是生前世界的简单复制，需要同等的物质供给。
刘向（及古圣贤）的“事死如生”：将“生”理解为德行、智慧和功业。
死后的“生”是活在人民的记忆和历史的评价中。纪念的方式不是复制奢华的宫殿，而是传承其精神，效法其德行。
孔子葬母“坟高四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万世孝的楷模。
刘向的奏章与“事死如生”的观念并不矛盾。相反，刘向是在匡正这一观念在其时代流行的谬误，并将其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哲学和伦理层面。
他将“事死如生”从物质的竞争，拉回到精神的传承；从形式的奢华，拉回到本质的安宁；从对死者世界的虚构关注，拉回到对生者世界的现实责任。
他认为，厚葬是“愚孝”，是短视的；而薄葬是“智孝”，是长远的。
他反对的不是“事死如生”的情感与礼仪，而是其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和最终使死者不得安宁的悖论。
刘向非但没有否定“事死如生”，反而是这一理念最深刻的诠释者和捍卫者。
他告诉我们，真正“如生”的，不是陵墓的规模，而是君王生前的德政与死后的美名。
成帝览奏而“甚感”，但历史记载他最终仍未停建昌陵。
这或许是最悲哀的：人类最难的从来不是认识真理，而是践行真理。
当代虽不再大兴皇陵，但厚薄之辩从未过时。
天价墓穴、豪华葬礼、焚烧纸扎豪车别墅…，这些现代版“骊山工程”同样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当物质主义成为新宗教，丧葬也异化为财富展览的最后一幕。
生态葬、树葬、海葬等薄葬形式的兴起，是新一代对生死本质的重新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