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是我当班主任的第二年。那天上完早读，我偶然改了往常惯例，从七班下课后没有直接走入八班的教室。因为，那天下着雨，我的关节炎又犯了，心绪不太好。下课后，便去了教室对面的小办公室。

上课铃响过，我走进自己任班主任的八班。一上讲台，我照例先环视了一下。“嗯？李斌、王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有同学似乎幸灾乐祸的回答。昨天班会，刚强调了不准迟到，今天……我心一沉，强压住那股正升腾的火气，开始讲课……

“报告。”

随着怯怯的声音，王振和李斌急慌慌的站在了教室门口。我斜眼瞥了他俩一下，便又自顾讲课。两人慢慢退到门口旁边。

讲完课，我故作镇定的在教室转了两圈。然后，皱着眉踱出了教室……

“干什么去了？”我厉声问道。

“我们……”

“我们，我们什么？又想出什么理由了？”他俩愣愣的看着我，不等他们开口，我便连珠炮般的呵斥起来。

升初中一年来，他们的劣迹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王振，1米72的个头，高高瘦瘦，看上去文质彬彬。初一入学第一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决定委以重任——让他当班长。第一学期表现积极，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班集体负责，劳动积极，多次为班级争来流动红旗。学期末，他被同学们选为优秀班干部。

谁曾想，寒假过后，他接二连三的惹事。先是一天中午，他早早的来到学校，在教室里抽烟，被级主任发现。鉴于上学期为班级争得的荣誉，我细心教导，妥善处理了此事。可好景不长，刚过了两周，在他值周的星期天过后。星期一，我正在教室上晨读，保卫科的老师匆匆把我叫了出去。

原来又是他！这个王振，趁星期天值日，学校人少，他把九班教室的门锁撬开，拿了人家的手表、计算器、钢笔……走的时候却把写有自己名字的课本忘在九班的讲桌上了。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于是，一再的要求保卫科的老师对他严肃处理或勒令退学。但，最终，学校只是给了他留校察看的处分。从此，他像换了一个人，常常独坐发愣或是睡觉，在班里也不再活跃。成绩更是下降了不少，从全班的四十几名退至五十多名，近乎倒数。对此，我也懒得去管，心想：只要不惹事、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我宁愿他天天睡觉。

李斌则与王振相反。他中等个，大眼睛，一眼看去就是个聪明又不安分的“刁民”。一开始，我便对他没有好印象。老师讲课提问，还没等话音落下，他第一个举起了手，站起来回答却总是驴唇不对马嘴，他还振振有词。别的同学回答错了，他耻笑；回答对了，他挖苦。时不时地交朋友讲哥们义气。一周前，为朋友“两肋插刀”，被人打伤了眼，下眼皮缝了三针。在学校大会上，领导还把他当成了反面典型，一向好强的我，觉得很是没面子。从此，更是对他处处设防，虽然，他也常常发自内心的帮助别人，为班级做事。

今天，这两个顽劣成性的“害群之马”在一起，还能干什么好事。我越想越气，越说越有劲……

“说，干什么去了？老老实实交代，否则，进保卫科，叫家长来……”。我亮出了杀手锏，气急败坏的嚷道。

“老师，您先别生气。我们……送伞去了……”他们怯怯的却是急急地回答。

“什么？送伞？两人拿一把伞，去给谁送？”我用近乎嘲笑的、怀疑的口气问道。

“给……给您……”

“给我？我在小办公室，你们上哪儿给我送伞?”

“到前面办公楼。刚才下课一会儿了，您还没上教室来，同学们都着急担心。我们想，老师可能没带雨具，从办公楼到教学楼这么远，这两天您的腿又不好，所以……”

“那，你俩拿一把伞，你们就不怕雨淋？”我还是有些怀疑。

“王振没带伞来，我们又不愿和同学们借。再说，我们跑得快，淋点雨也不碍事……”李斌抢着说。

“老师，您若不信，您可以问问英语老师、数学老师、问……”王振红着脸小声说。

望着他俩那一脸的真诚，我的心不禁一颤：我没有判断明白，就凭臆想妄下断语，冤苦了孩子对老师的那份纯真的爱。

外面的雨仍在下着，落在地上，却流进了我的心里。平日里，我经常夸口自己不以成绩论英雄，平等对待学生，不心存偏见。可是，这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就因为成绩不好、经常调皮惹事，何曾得到我的尊重？哪怕他们努力的做事、积极的表现，我也很少给他们信任，甚至一点微笑！

望着他们，我感到良心受责，我愧对他们对我的关心。

十多年过去了，王振和李斌可能早忘了当年那个雨天吧？而我，却终生难忘，他们使我懂得了：为人师者，该如何给学生真正的平等，该如何去尊重和爱护每一位学生，尤其是那些经常被老师放在角落里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