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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击鼓鸣冤、秋后问斩、十恶不赦成为挂在嘴边的成语，有几人曾思索其渊源与深意？当现代社会在法治轨道上高歌猛进，那些故纸堆里的苍黄，又有几人寻觅？
西南政法大学秦涛教授，以一部诙谐而深刻的《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带领读者步入中国法律文化的逻辑底蕴。
“不是古人没有法理，而是你以现代人的傲慢一叶障目。”书中此言，正是秦涛教授创作之动机，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社会拥有先进生产力，生于“良法善治”之中的我们，动辄以“上帝视角”，对历朝历代法制横加批判。
而本书以“聊公”为线索人物，以故事引领读者身临其境，思索论辩之逻辑思路，体察案例之情节隐喻，读罢，恍然感觉“背一句，忘三行”的法制史，眉眼生动起来。
开篇讲述了奴隶制社会的审判——中国以神兽“獬豸”断案，又称“廌”，“法”之繁体“灋”正出于此；英国采用热铁审判法，将烧得通红的铁块放置于嫌疑人手心，若三日后溃烂，则有罪；古印度在羊脾上涂上各色毒药，嫌疑人吃下去若有恙，则有罪；古巴比伦推行水审法，将嫌疑人捆在石条上投入河里，看是沉还是浮；古埃及则将嫌疑人心脏剖出，称重以定罪。
由此可见，人类法律文明的早期大致相似，都处于神判法阶段。
明明应当“疑罪从无”，却以“怪力乱神”草菅人命，岂不荒诞？书中解读颇具说服力——古代侦查技术跟不上，若以疑罪从无审判，绝大多数嫌疑人被无罪释放，法律便失去了公信力，群众纷纷私力救济，初露萌芽的法律文明，便会重新坠入丛林法则。
更何况，“神判法”仅针对“疑罪”，正义价值反正无从获得，不如牺牲“个体正义”，换得“群体秩序”。
“刑起于兵，法起于律”，同样是法学生熟记的知识点，“大刑用甲兵，其次斧钺”，发动战争、派兵讨伐，乃是古时的“大刑伺候”。而《易经》有云：“师出于律”，此处“律”为音律，古有战鼓，今有冲锋号，一鼓作气、鸣金收兵等成语，无不出于此，法律亦是。违反律者，便遭“刑”罚。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我对法家最初的了解，源于《史记》中李斯与商鞅列传。很难相信，儒家学派荀卿，竟教出两位法家学生。或许是他“人性本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论道，潜移默化浇灌了法制萌芽。
于是，法制作为统治手段横空出世，无关乎仁义道德，只服务国家机器，是谓“恶法亦法”。
秦汉篇章，最浓墨重彩的无疑是商鞅。他于秦孝公年间推行变法，奖励农战，真正实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功将边陲秦国，塑造成一支虎狼之师，却因锋芒太盛，触及了顽固派的根本利益，在太子继位后，遭到前朝老臣的疯狂反扑，以谋反之罪被处以车裂之刑。
曾读过一篇写降臣李陵的文章《冰雪里的灵魂》，商鞅，又何尝不是“冰雪里的灵魂”？他是先秦最寂寞的思想家，不是凑在齐国喧嚣一时的稷下学宫，玩弄毫无风险的学术社交，而是只身闯入西部这片文化大漠，以一己之力开创一个时代传奇。
罗翔教授在书中写道：“法律人其实非常不讨人喜欢，因为民众狂热时，他会强调冷静，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之。权力高歌猛进时，他会强调限权，希望踩一踩刹车。”
于是，太史公评价商鞅“天资刻薄”，世间儒生对其亦少有称颂。千百年后，却有一位铁血将军观看《商鞅》话剧而潸然泪下。他，正是朱镕基总理。
为此，我观看了《商鞅》全剧，得以窥见他孤独而五味杂陈的一生。联想到李斯“俱五刑，腰斩咸阳”之时，“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之慨叹，苍凉与沧桑漫卷心头。
李斯所受“五刑”，正由他亲自主张制定。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遭遇了相似困境，他提笔写下《商鞅》一诗，致敬英雄：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千年后，另有一位变法者梁启超，满腔孤愤写就《王安石传》，历史环环相扣，偶像的精神力量亘古不息。
秦王朝覆灭，竟是因普法工作不到位，作者之手法，如此戏谑。《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公等遇雨，失期当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而睡虎地秦简中徭役相关规定为：“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及诣雨水，除。”陈涉等人违法，是因不可抗力，应判无罪。
“坑灰未冷山东乱，陈胜原来是法盲。”
秦朝法制，却随汉室继承而留传下来。刘邦先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名义上“去秦法”，消除百姓对残酷刑罚之恐惧；实际上，萧何从骊山战火中抢救着断简残编，编纂了《九章律》。第二任相国曹参“萧规曹随”，不以立法标榜政绩，选人用人崇尚黄老，无为而治。
联想到近日所读《种树郭橐驼传》，不禁敬佩古代为官者的胸襟与智慧。
尔后，汉王朝迎来了“文景之治”。“缇萦上书”，促使汉文帝废除肉刑；“法儒”董仲舒横空出世，制定“三纲五常”，引用《春秋》决狱，发扬“天人合一”思想，秋冬行刑，也即“秋后问斩”，处决犯人要在每年霜降之后。
但立法松软，难免藏污纳垢，文本上的法出了问题，要靠行动上的法补救。《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一批严格执法、铁面无私之吏，他们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喧赫，高举法家旗帜重出江湖。
魏晋乱世，催生了法学世家，看似“世袭制”复辟，实则有利于法统之维系、法学之积累、法制之娴习。“自杜周父子始，京兆杜氏以律令为家学，累世公卿。”“诗圣”杜甫便出身于法学世家，他崇拜的先祖杜预，正是“法律解释”先河之开创者。晋《泰始律》又称《张杜律》，正是因为他与张斐所作律注，不仅朝廷认可，更为后世三百年奉为圭臬。
现代法典的“总则”与“分则”之分，正始于魏晋律学的辨析概念、归纳条例，此外，还创制了八议、准五服以制罪。“五刑”，始于蚩尤的“劓刵椓黥杀”，到皋陶的“墨劓剕宫大辟”，再到曹魏新律“死髡完作赎”，至《北魏律》重新确立为“死流徒杖鞭”，彻底解决了汉文帝废除肉刑后轻重刑断档的问题，为后世《开皇律》所沿袭，稍作修改为“笞杖徒流死”。
南北朝亦是乱世，外族入侵，以野蛮刺激腐朽。于是各国重整朝纲，法律百家争鸣，开创了许多体例、制度，如确立了法律职业化，规范了刑讯手段，死刑奏报、会审、直诉制度开始形成。朝廷门外设立“登闻鼓”，正是“击鼓鸣冤”之出处。
北齐皇帝再创暴君新高度，《北齐律》却取得了空前立法成就，例如为隋唐所沿袭的“重罪十条”，亦是成语“十恶不赦”之渊源。
作者动情地总结道——
中世纪，在欧洲令人联想到分裂、黑死病、宗教裁判所，在中国，同样令人联想到大分裂、杀戮与动荡。但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类的理性始终成为映照黑暗天幕的启明星，人类的法律始终蹒跚前行。此时，人类的大船已经驶入历史的三峡，千回百转，风高浪急，茫无头绪找不到出路。我们站在船头，心情却不必有一丝沉郁，因为无论时间长短，必有通过历史三峡之日，在喝彩声中扬帆直下，大江东去。
隋朝《开皇律》，以《北齐律》为蓝本，远绍秦汉律，集魏晋南北朝立法技术之大成，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立科举制、开凿大运河，写下“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天才暴君”隋炀帝，也是一位法律天才。他重修《大业律》，废除“十恶”，处刑普遍远轻于《开皇律》，遗憾的是，这部饱含悲悯情怀之良法，却因不守法而未能善治。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唐王朝，中华文明的又一盛世，诞生了中华法系巅峰之作《唐律疏议》。朝廷继承了“三省六部制”，进一步限制皇权，设立了“明法科”考试，成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滥觞。《唐律疏议》，原名《永徽疏律》，正是当时法考的官方教材，广为日本、高丽、越南所借鉴。
彼时的西方文明支离破碎，罗马法系苟延残喘，英伦三岛四分五裂，美洲非洲一片蛮荒。反观东亚大地，一个伟大法系，历经千年浩荡磨砺之后俨然成型，厚积薄发，众星捧月，在世界暗夜中维系文明不绝如缕。
宋朝重文轻武，部门之间职能分散，相互掣肘，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共同掌管司法之事。赫赫有名的包青天与大宋提刑官宋慈，均出于宋代。奈何南宋太过短命，任凭爱国词人们摇旗呐喊，悲歌当泣，也唯留“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之余恨，绕梁不绝。
始于秦朝“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度，至宋朝覆灭后趋于没落，这是华夏制度文明的又一场浩劫。元朝立法如儿戏，也难怪窦娥发出“不分好歹何为地，错勘贤愚枉做天”之哭叹。
明朝立国年间，欧洲文艺复兴、殖民扩张，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拉开序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朱元璋三十年磨一剑，主持制定了《大明律》，并禁止子孙更改；又集合官民犯罪案例，编纂了《御制大诰》，增加了许多“不上台面”的酷刑。皇帝有动用私刑之特权，集公检法职能于一身的锦衣卫，成为明朝最具特色的体制。
至清朝，虽有《大清律例》获得极高国际声誉，却大兴文字狱，扼杀生灵，倒行逆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闭关锁国，亦封锁了忠臣谏言之道，如此，天朝迷梦怎堪长久？
晚清七十年惨痛，近代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彷徨，仿佛未愈的伤疤，长歌当哭。中华法系彻底解体，社会主义法治登上历史舞台，在历史的风骨之上，描摹全新的纹理脉络。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我们以传统观照现实，不是为了滞留当下，而是为了走向未来，续写未完的法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