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星期六，我到济南东悦国际酒店去拜见一位朋友。日久重逢，免不了多谈几句。因朋友要返回北京，我便起身告辞。他送我出来，走到酒店门口，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伸手指向前方。那里是经十路的方向，车子来来往往，一片繁忙。
“那里有一座古墓，你知道吗？”他问。
我一愣。“什么古墓？不知道啊！”
“房彦谦。”
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那块著名的《房彦谦碑》。许多年前，我随济南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去过那里访过此碑。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刚刚下过雨，满地的泥泞，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田间地头摸索。可是现在，哪儿还有当年的影子？眼前是宽阔的马路、高耸的超算中心科技园、林立的高楼，实在不是当年的样子了。我站在酒店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在脑海里搜索着当年的方位。
“就在那边，”朋友指了指超算中心西侧的一片区域，“现在还保留着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你应该过去看看。”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就像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了解他。我们都痴迷书法，常有信息往来，见面时也多半谈些碑帖、笔法之类的话题。这次他指给我看，必定是有他的道理。他说话的语气里藏着一种认真，一种托付。我心里明白，却因他要赶高铁，我也有别的安排，便没有多说，只点了点头。
隔了一周，我终于抽出空来。
我沿着经十东路向东走了不远，在路南侧寻着了一条小路。路是新修的，平整得很，两旁栽着小树。没走多久，便看见一片空旷的开阔地。时值初夏，园里的树木精神抖擞，恭恭敬敬地立在风中，倒有一种庄严的美。这里便是房彦谦墓的所在。
与其说是墓，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园。公园以房彦谦墓为轴心，墓前新塑了一尊汉白玉的房彦谦石雕像，基座上刻着“隋代第一廉吏房彦谦”几个字。雕像身着官服，面容清瘦，微微仰首看着前方，有一种文人特有的矜持和孤傲。雕像周围散落着几块石碑，上面刻着对房彦谦评价的有关文字。我不急着走到墓前去，先在雕像前站了一会儿。雕像的表情很耐看，不是那种故意做出来的威严，而是一种沉静，一种笃定。你若看久了，便觉得那眼睛里似乎藏着许多话，只是他不说罢了。
雕像的后面，绕过一片绿地，有一条神道，尽头便是房彦谦的墓。墓封土高约五米，直径约十五六米的样子，长了很多柏树，也生满了枯草。墓前神道两旁，散列着石人、石羊、石虎、石马等石雕，静静地在那里守护着一千四百年前的宁静。
神道的南头左侧，便是我要来寻的那块《房彦谦碑》了。此碑全称是《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与上次访碑不同，目前在这里看到的是复制件，原碑已存济南市历城区博物馆。2018年，由于城市的建设发展，《房彦谦碑》面临被新建楼盘包围的局面，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人们将真品迁移到历城区博物馆，算是给文物搬进了一个安心的“家”。同时，文物工作者对原碑进行三维扫描和严密测绘，并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原样制作了一块复制碑，安放在了原址。此刻，复制的《房彦谦碑》，被砌在一个青砖的碑楼里，碑高约三米，宽约一米三，厚约四十厘米。碑首和碑身是一整块巨石，碑首拱形，双龙盘绕，虽有些残损了，但仍透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碑额上是篆书“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个大字。
说起这块碑的来历，却有一个颇为曲折的故事。
碑的主人房彦谦（公元五四七年至六一五年），字孝冲，出生于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济南。他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以清廉著称。他出身名门清河房氏，七世祖房湛随南燕慕容德南下，定居齐地，从此便在这儿扎下了根。
房彦谦这个人，放在当时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隋书》上说他“博经史，擅文章，精书法”。他七岁时便能诵读数万字的文章，亲戚朋友都说是“神童”。十八岁时就做了齐郡的主簿，后来做了监察御史，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却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贬到泾阳做了个小小的县令。在一次全国官员考核中，他因为政绩卓著、廉洁奉公被评选为第一名，隋文帝称赞他是“天下第一能吏”。
他的清廉是出了名的。《隋书》里记载，他把做官所得的俸禄都拿来周济亲朋好友，自己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车马衣物都简朴得很。他曾对人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这话说得沉甸甸的。比起那些争着给儿女留万贯家产的，房彦谦的这份清白遗产，其分量是大不一样的。
公元六一五年，房彦谦死在泾阳任上，享年六十九岁。当时朝廷对此事不太热心，只当他是隋朝一个普通的官吏罢了。
命运的转折来得太迟，又来得太突然。房彦谦有一个儿子，名叫房玄龄。这个名字后人可能更熟悉。房玄龄是唐初的开国功臣，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与杜如晦并称“房杜”，是李世民最倚重的宰相。唐太宗曾说：“筹谋帷幄，社稷之臣，推玄龄第一。”
房玄龄当了宰相之后，自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贞观三年，朝廷追赠房彦谦为徐州都督。贞观五年，又追封为临淄公”，史称“房定公”。一个隋朝的清廉官吏，死后十几年，因为儿子做了唐太宗的宰相，被追封为公爵，这便是后世所说的“父凭子贵”。话虽这么说，但这话里未必全是贬义，倒也有几分人间的温情和世事无常的感慨。
贞观五年的春天，房玄龄带着仪仗队，风风光光地把他父亲的灵柩从泾阳迁回故乡安葬。传说当时那场葬礼极为隆重，旌旗蔽日，车马塞路，前来致祭的朝臣和地方官把彩石一带的井水都喝干了，原野上的青草也被车马和行人踩得干干净净。一千多名士兵为这场葬礼开道，灵柩所过之处，各州县都出钱出人，香火不断。房玄龄还请了一代文宗李百药撰写碑文，请了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欧阳询用隶书亲笔书写。于是便有了这块《房彦谦碑》。
石碑从贞观五年到如今，快一千四百年了。
我站在碑前，想象着当年碑立起来时的样子。那时这里还是荒山野岭，新立的石碑在风中显得孤零零的。然而那碑文，却是当时的精华——李百药的文采、欧阳询的书法，加上那个时代最精美的石雕技艺，都凝聚在这块青石上了。古人好作千古文章，这一篇文章，倒真是在荒郊野外静静地站了一千四百年。
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碑呢？
论书法，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块瑰宝。欧阳询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以楷书闻名，世称“欧体”。《九成宫醴泉铭》便是他的代表作，是后世学楷书之人几乎绕不过去的经典。但为房彦谦立碑时，欧阳询却用了“八分书”——一种介乎隶楷之间的古朴书体。清人王昶《金石萃编》称其“古劲遒逸”。那一年欧阳询已经七十多岁了，书艺炉火纯青，是以醇熟之笔写古朴之体，于法度森严中见一派天机。
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所著的《金石录》中，亦收录了这块碑。书中记载：“右《唐徐州都督房彦谦碑》，李百药撰，欧阳询书，在齐州章丘界中。”寥寥数语，却道出了这块碑在金石学中的重要地位。李清照是济南人，对家乡的金石器物自然格外留心，这块碑想必是她与赵明诚共同踏访过的。
专家评价这件作品是“笔力刚劲，尤存隶意，于平正中寓险绝”（故宫博物院对馆藏《房彦谦碑》明拓本的藏品记录，来源于朱翼盦（ān）先生编纂的《欧斋藏碑帖目录》），寥寥十六字，说尽了欧书的妙处。你仔细看那字体，说是隶书，但又透着楷书的影子；说是楷书，又有隶书的波磔和古朴。有些论者说它取法汉隶，但整体取势方正，更多地继承了北魏碑版的格局，于庄严肃穆之中藏着灵动和奇崛。倘若非要比较，那是一件介于隶楷之间、无法言说的珍品。
山东是碑刻大省，但山东境内现存的初唐书法石刻十分稀少，这块碑可以说是孤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将房彦谦墓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块石头保护了，一篇文章保存了，一个历史人物也就这样活了下来。
清代有一位不知名的诗人，曾到访此地，留下一首绝句，刻在一块残碑上：“百药作文欧阳笔，大碑屹立何嶙峋。行人下马看碑文，始知不负冢中人。”这首诗写得质朴，却有几分真切的感动，让人仿佛看见千百年来，那些路过此地的旅人，无论识文断字与否，都在碑前驻足，肃然起敬。而这尊敬，不全是因为李百药的文采，也不全是因为欧阳询的书法，而是因为“始知不负冢中人”，即碑文里写的那个人，值了。
我看着碑楼上的砖石，想着当年的那些人与事。房彦谦的肉身早已朽坏了，他的儿子房玄龄也早已离开了人世，只有欧阳询的书法、李百药的文章，还在这块石头上清晰地保留着。文字在，清廉在，刚毅在，那份对清白生活的执着也还在。
当年我随书协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泥泞的庄稼地。如今高铁通了，超算中心盖起来了，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从普通的乡村变成繁华的都市，不过是短短十几年的事。但变了的是模样，不变的是一直保存下来的精气神——人格的、文字的、书法的。
我忽然想起朋友指给我看时的那份随意与郑重。他随意，是因为他觉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我们爱书法，便该知道这块碑。他郑重，是因为他把这份“该知道”托付给了我。倘若我听了便忘了，不去深究，不去探访，那便是辜负了。朋友之间，最怕的就是辜负。他信得过我，我便不能让他失望。这是比看碑更重要的事。
我向碑和墓作了个长揖，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古墓，那块石碑，在阳光里默默地立着，像一个千年不动的卫士，守着一个名叫“清白”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