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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参加“制科”时的贤良进卷的第二十五篇《贾谊论》里写道“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苏轼为贾谊设计的方案是：与周勃、灌婴那些老臣们搞好关系，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超过十年，可以得志。到那时候有什么才华都可以施展出来。
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王安石对苏轼人品的怀疑。贾谊生前没有在仕途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他提出的主张为大汉皇朝所用并被付诸实施。王安石认为，贾谊对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那些高居要职却并无历史作用的公卿大臣强得多。王安石对贾谊的态度传达出自己的人生志向，所以王安石看到苏轼建议贾谊去讨好当时的高官和权贵，心里应是极度不悦。苏轼为官路上的起起伏伏大概就是从这里埋下的根源。
从苏轼在《贾谊论》里探讨的处世之道可以看出这也是苏轼自己的想法，在宋仁宗时期，苏轼与仁宗皇帝信任的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好，获得了几乎一代前辈的赏识，故初年的仕途十分顺利和京城里的世家大族如晁氏、王氏，当代名士如司马光等都与他结交，似乎真的是“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但是随着仁宗皇帝的去世，宋英宗即位，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驾崩了，英宗皇帝的儿子宋神宗继位，神宗皇帝一上位就陆续将韩琦、欧阳修等老臣赶到地方上任职，开始物色和培养自己的大臣，苏轼“优游浸渍”而建立的关系因为换了皇帝而失了效。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安石进入了神宗皇帝的新政治集团核心，被旧君、老臣们赏识的苏轼随同老臣们的失势而被一起淘汰。
一代文坛宗师苏轼在文学上很成功，但在政治仕途上磕磕绊绊，被流放被坐牢，如果说这一切源于一篇文章是不是有点不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