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爱喝两口。
父亲喝酒一天两顿。一碟小菜，一杯烈酒，细品慢酌。油炸花生米可以下酒，榨菜丝也可做酒肴。他爱酒但不贪酒，每顿一杯为限（约2两的杯子）。遇到节假日，邀一老友，三、四个菜，半斤白酒，能从中午喝到日落。
父亲喝酒有两个特点：一是只喝白酒，平时喝的最多的是当地产的“白干”，主要原因是便宜；再是不喝凉酒，于是喝之前就多了一样烫酒的活。用来烫酒的是一个白色的磁瓶，约有三寸多高，喇叭口，颈细，肚大，看上去挺精致。
据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学的是戏曲。他自己从不和我们谈他的过去，我们平日里很少有机会听他唱。那时，过年是我最盼望的事，盼望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听父亲唱戏。我们每年都回农村，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春节。我小的时侯，农村没有电视，除夕夜当然没有晚会可看。吃过年夜饭，大人孩子都爬上炕头，地中间放把椅子，是父亲的座位，椅子前放个方凳，是放酒壶的。取出二胡，调弦，定音，“吱溜”呷口酒润润嗓子，父亲就开始了自拉自唱。其余所有的人都是听众，连平时喜欢唱的爷爷那时也决不张口，嫌自己不够“专业”。唱完一段，喝口酒润喉。旁边有人负责换烫酒的热水。这时的父亲，神情专注，表情丰富，摇头晃脑的，连身子也一起晃动，那是一种忘我的陶醉，那一刻的父亲和平时严肃、沉默寡言的父亲判若两人。酒喝了一壶又一壶，一般能唱到下半夜一两点钟。
唱歌、唱戏的人最忌讳烟、酒、茶等刺激之物，怕“倒嗓子”，父亲却是非酒不唱。除了过年，平时只听他唱过两次，都和酒有关。一次是父亲50岁生日那天，父亲打破了每顿一杯的惯例，喝了有6、7两白酒，看他喝的高兴，我们怂恿他唱一段，他竟同意了。另一次是一年的正月里，父亲出去办事，遇到了几十年前在剧团的一个朋友，带回家来，三个小菜，一瓶酒，开始是父亲操琴，那人唱，后来二人对唱，唱一段，喝两杯，酒喝完了，菜只吃了几口。二人唱的那么投入，仿佛把几十年的经历都溶进了唱里。但是，往事似乎并不使他们高兴，倒似乎有些惆怅和无奈。我隐约感觉到父亲“改行”的背后有故事。曾试着探问他，父亲守口如瓶。父亲话少，工作上的事从不在家里谈论，更不用说他的历史了。
我不清楚父亲的酒量，只知道他喝了一辈子酒，无论在什么场合，从来没醉过。父亲常说：凡事得有个“度”，酒能舒筋活血，多了也能要命。
早年没有标记写作日期的习惯，我已经记不清上面这些文字是哪一年写的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父亲尚健在，只是白酒换成了啤酒，酒桌上少了花生米的影子，被鸡爪、鸡脖取而代之。记得那时父母常为这两样吃食拌嘴，母亲嫌鸡爪鸡脖光有骨头没有肉，不实惠，因而母亲总一再要求我们“下次要鸡腿”；父亲喜欢鸡爪鸡脖有“嚼头”，反复叮嘱我们“别听你妈的，是我下酒又不是她下酒”。这样的腿、爪之争，一直持续到父亲得病。父亲去世后，每到春节、清明，以及父亲的生日、祭日，母亲都会拿出父亲的像，摆上一盘鸡爪三杯酒，一边念叨：“老头子，你一辈子就好这一口，也不知在那边能不能吃到喝到。”
春节朋友送了几瓶好酒，一瓶茅台、一瓶五粮液，一瓶人头马。这些酒平日里我们买过，但都是给别人买的，从没为自己买过一瓶。看着朋友送来的酒，不由得想起父亲，好酒，只有在懂酒的人那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在我，再贵的酒都比不上一杯清茶。
把酒拿给母亲。母亲斟满酒三杯酒，摆在父亲像前，叹口气：“老头子，你没福啊。”
这些酒，父亲生前没喝过；假如父亲健在，他也一定舍不得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