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每天要吃6-7种药来维持基础病,好在多年就这么吃药,身体也无大碍。自2020年以来,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由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骨裂,一直困扰着母亲的正常生活,需要寻医问诊。2020年陪同母亲生活了2个多月(疫情期间),2021年陪同母亲生活了10多天。在住院、看病、生活的同时,有时间与母亲交流沟通,了解她的一生。
母亲1935年出生于武昌,有兄弟姊妹共10人,大姐冬秀,二姐早年夭折,母亲秋秀是老三。下面是4个弟弟,分别取名荣、华、富、贵,华夭折,富几乎夭折。再往下有三个妹妹,分别是夏秀、春秀、邓秀。多年过去了,现在十姊妹仅剩下母亲。母亲小时候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由于外公服务于国民党国防部,母亲一家人作为随军家属四处游荡,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一带。抗战8年,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国防部入住陪都重庆。母亲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可是见过大世面,国军的高级将领,她一看服装就知道是什么军阶。就是蒋委员长来国防部,也是有机会一睹风采。抗战结束后,母亲一家主要居住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内战爆发后,国军兵败如山倒,母亲一家随国防部满世界到处跑,包括广州、重庆等地。
母亲一大家子在外的生活开销,全凭外公一人的收入。母亲回忆说,外公着军装、配短枪,身材修长、腰杆笔直,目光如炬、精神抖擞,一副军人做派。家中上上下下的人都怕他,感觉到威严中略带杀气。在那战争年月,国家很多战略决策均出自国防部。相比较而言,什么中统军统,只是干点小打小闹的活。外公凭着国防部官员的背景,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将领、各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没有不买账的。也是国民政府腐败,外公在工作之余还兼做两件事情。其一是做生意,国防部官员做生意,地方政府哪有不捧场的,外公赚了很多钱。家中通常是高朋满座,客饭不断。外公挣的钱不光是养活一大家子人,还在重庆、南京买地起楼。其二是大量地介绍家乡的父老出来做事,在没有找到合适岗位前,全部免费住在自己家中。所以,家中通常几十口人,要分几桌吃饭。
1950年,解放军攻下西南重镇-重庆,外公慌乱中记错了乘船时间,耽误了逃往台湾的机会,被共军俘虏了。我问母亲,为什么国军打不赢共军,他给出两条解释:1、国民党确实腐败,是个官都贪。这还不算,政府还危害百姓,什么金圆券、银圆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老百姓民不聊生,人人朝不保夕。这叫人作孽,不可活,自己把自己作死了。2、解放军打仗太勇敢了,人人不怕死,枪林弹雨往前冲,这种队伍想打败仗都难。说到底,共产党的宣传教育过于强大。而国民党的军队,人人贪生怕死,不拿枪顶着、不拿袁大头哄着,谁会给你卖命。两者一比,还没开战国军都要败下阵来。外公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最高军阶是上校团级,且是文官,没有带兵打仗,与解放军没有结仇。共军当年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不仅放过外公,还给出路。外公是典型的大孝子,听从了自己母亲的意见,带着一家人回到了南昌乡下,从此劫难开始了。母亲说,若是当年弃暗投明,参见解放军,或留在重庆,帮助政府搞建设,情况完全两样。所以,面临历史重大抉择之时,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不可盲目做孝子。
一家人回到家乡茌港,老屋还在,临街的房子被政府征用,也有一部分被租客占用,不敢收回。好在房子够大,余下的屋也够一家人居住。遇到的第一项运动便是土改划分成份。由于当年积善积德,家乡人民对外公心存感恩之情,直接将外公划分为贫农,属于无产阶级,国家的主人。国民党败走时,外公也曾分到过金条、卖房子也得到一些银元,但坐吃山空。外公开始做起文房四宝生意来,从茌港到南昌有60里地,外公步行12里到莲塘,然后乘车到南昌,每次进货20-30斤,肩挑手提也算是劳累辛苦,好歹能够养活一家人。母亲有时读书,但多半时间是帮助外公在街面上摆摊子卖货。这段时间,几个舅舅算是安定下来,能够安静地在学堂读书了。如此美好祥和的光景不长,什么“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不断,总在清理阶级队伍,稳固政权。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政府重新审查陶家的历史问题。通过政治攻势和思想教育,终于有人出面揭发外公服务于国民党国防部,并让佃户出来告发陶家。政府重新对外公划定成份,这次是什么恶毒,就定什么。外公划分为旧官僚、资本家、地主,属于敌我矛盾,被专制的对象,直接押送黑龙江劳教。
外公这一走,家里就塌了天。外婆一辈子不管事,此时让她出来是没有指望的。姨妈年过21,已经嫁人,娘家的事也管不了。母亲当年16-17岁,只能挑起家庭的担子,继续做文具生意。她说,在茌港卖货没有问题,从前也是做过的,但从南昌进货很困难。拿着订货单,又步行又坐车到南昌后,要摸对地方,还要与人交涉,取得对方的信任方能拿到货。因为拿货是不给钱的,等货出手后或是年底再清算。生活所迫,不行也得行,这样也就锻炼了母亲早年独闯天下、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母亲的婚事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父亲1953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分配到湖北黄石,后到武钢矿山公司(铁山)。1954年,母亲离开家乡,到湖北黄石与父亲完婚。母亲离开老家正是陶家最艰难的时候,母亲一辈子都感觉愧对家庭。当自己有经济能力后,承担了外婆的生活抚养费,一直管到外婆离世。那时候大舅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母亲知道每月寄给外婆的钱,外婆都会无私地拿出来补贴家用,但母亲说,这点钱至少可以帮助家庭缓和婆媳矛盾,维系外婆在家中的地位。母亲说,大舅就算生活再困难,也绝没有开口向她要过钱,在大舅家遇到大事,生活极度困难时,母亲也会多少给一些帮助,只是次数有限。二舅结婚后,生活上视乎更加困难,孩子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母亲为他们一家操心更多。二舅去世后,剩下孤儿寡母,母亲曾一度考虑将陶韬接到黄石来抚养,这件事在家里讨论了一段时间,顾忌到自己的年龄,可能没法保证将陶韬养大成人,最终放弃了。
母亲从幼年到青年,随家庭游荡在外,虽然日子不算清苦,但确实没读到什么书。她自己填表:高小文化(同等学力)。客观地说,读个书、看个报,还行,比文盲强点。在铁山呆了4年,原本打算做个家庭妇女,在家相夫教子。1956年初姐姐出生,出月子后,社会上便开始招工,左邻右舍的家庭妇女个个跃跃欲试,母亲终于坐不住了。第一次参加商贸公司的招工考试,人家要求打算盘,母亲不会,名落孙山。住一个套间的姜妈妈(本届同学田树枝她妈)考取了,后来一直见她在下陆菜场工作。第二次参加矿山公司的招工考试,顺利过关,进入电工班组当了一名电工。
电工班的班长姓纪,是母亲一辈子唯一的师傅。纪师傅没什么文化,大老粗一个,而且大舌头,说话吐词不清,老婆是个裁缝,衣服做的挺好。两口子一辈子没有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兰香。纪师傅做电工跑外线,爬爬电线杆也还行,但电器修理不效。通常情下,将电器设备拆开后,还不了原,更谈不上修理,只能指望别人来收尾。也许是因为从师傅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母亲工作后养成了看书学习的习惯,买了一些电工、电器等强电方面的书,看不懂的地方,可以指望父亲。我是1957年在铁山出生的,7月份正值盛夏,母亲工作了一天,晚上下班回家,街坊邻居们都在外面乘凉,母亲洗完澡,正用脚盆洗衣服,突然感到一阵肚子疼,找来了接生婆,也找来了助产士,我就在家里出生的。产前检查时,医生说胎位不正,母亲也不管,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到了1958年,由于大冶冶炼厂的兴建,矿山公司的这一批人全部投入了冶炼厂建厂会战,我们家也在这一年来到了下陆。
来下陆后,由于父亲是“土木”出生,很快转入了冶炼厂土建行列,就是后面的土修车间,后来又改名为建安公司,家住西村平房。十五冶成立时,父亲又借调过去,当然,十五冶是刘备借荆州,父亲再没有回过冶炼厂。为照顾夫妻关系,母亲也由矿山公司调入冶炼厂,当时进了动力车间,后面转入机修车间,就是老机修。母亲主要是跑外线,为企业电力供应提供保障。母亲说,那段时间,成天在田间地头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就算大着肚子,摔倒在坑了,爬起来、拍拍土,照样干活,没有考虑孩子会掉,那个时候人命就是贱。一般情况下,爬电线杆都是男人的事,女人只是站在下面递个起子扳手,但母亲说,当时年轻,图好玩,大着肚子也敢往电线杆上爬。一次,母亲大着肚子爬上电线杆,让单位领导发现,吓得他一身冷汗,从此,母亲结束了外线电工的生涯,转为电器维修。母亲说,她做学徒工只有半年时间,工资是18.44元,然后转为2级工,后面有机会长过一级。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运动,母亲在三级工位置上坚守了10来年,当然,全国人民都是一样的。
母亲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叫文德珍(本届同学王玉的妈妈),一个叫李成英(本届同学宋绍芳的妈妈),与文德珍相识是在铁山矿山公司,我们是邻里街坊。与李成英相识是因为同住下陆西村,又是老机修同事,还因为两人每天上班时,都背着儿子送厂区托儿所。60年代,国家有政策对部分职工精简下放,冶炼厂书记赵宽铭带头,将自家媳妇给精简了。母亲说,当时的精简对象是58年以后参加工作、两个孩子的妈妈。文德珍和李成英都给精简掉了,母亲是56年参加工作的,不在精简之列。后来文德珍背起了小药箱,干起了接生工作,走遍千家万户,为无数下陆孩子迎接到人间,成为他们的天使。文德珍现在依然健在,只是年岁大了,听力不好,母亲电话联系她,也是难以沟通。李成英后来做了家属工,培养出来的儿女都挺优秀,几年前已因病去世。
母亲共生育了两女两子,算是个好好人。婴幼儿期间,我和姐姐都由奶奶管,那年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太太,有爷爷的家庭不多。老太太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家做饭带孩子,大家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奶奶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看就是个乡下小脚老太,但很有个性,东西乱串,广泛结交。她一口江西乡下话,别人都听不懂,但她能够听懂所有方言,经常骂人家“笨”。婆媳本来就是天敌,我们家这一对婆媳都是有个性的人,自然是合不来。奶奶带完姐姐和我之后,发誓:后面再有也不管了。妹妹弟弟分别是59年60年出生的,那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期,物质供应紧张。妈妈将妹妹送到了江西老家,交给奶娘抚养。弟弟由母亲自己带,每天大清早背着,送到厂区托儿所,晚上再背回来。母亲说,对待儿女,她一直都是一视同仁,绝没有任何偏袒。其实,我们也是明显看出,母亲明显是重男轻女,弟弟由她带大,自然更加偏袒。俗话说,十个指头有长短,任何一个家庭都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关键是儿女对父母不存在幻想,自然心态平和下来。
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在外,甚至隔壁左右的小朋友说,没有见过你爸爸。母亲也是全天上班在外,晚上和周末在家,还要料理家务,洗洗晒晒、收收捡捡。我们的吃饭穿衣全由奶奶负责。奶奶能做饭做菜,会做鞋裁衣,就是没什么质量,勉强对付着过日子。对一个乡下文盲老太,也不能有过多的要求。母亲经常指责奶奶饭菜做的不好吃、衣服做的很难看。奶奶乐得一甩手:你来。母亲被逼无奈,自己学做衣裳,上世纪60年代买的无敌牌缝纫机,一直用到了今天。但家里孩子的读书学习,基本上没人管,放任自流,是好是坏全靠天数。不过,那年月,也是读书无用论占上峰,读书不读书都一样。母亲只要求我们两件事:第一,不能去厂里,害怕出车祸;第二,不能去游泳,每年都有周边的孩子溺水而亡。那年月没有计划生育,也没有节育措施,一家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孩子也是常事。母亲亲自带弟弟尝到了苦头,发誓不能再要了。从姐姐56年到弟弟60年出生,5年之内母亲完成了全部生育工作。真是:不愁生不愁养,添双筷子自己长。今后是否有出息,全凭个人造化。
70年代初,冶炼厂升级为公司,下面的车间升级为厂。老机修规模小了,需要成立机修厂。新机修厂址选在两下陆之间,近铁路天桥。这个厂址原计划是钢丝绳厂,传说该厂与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有关,取缔了。机修厂四周院墙,留下一个大门供职工通行,在最深处有个氧气站,旁边开了一个小门,尽管也可以进出,有门卫把守。冶炼厂当年建厂属于开放型厂区,工人农民一家人,不用提防农民进厂盗窃。结果当地农民真把自已当主人了,啥东西都往家里拿,厂领导为此大为头疼。所以机修厂建厂时,防止工人、农民以厂为家、防止企业财产流失,变开放型为封闭型企业,门卫对所有进出厂区的人员有权检查。
70年代的机修厂非常火爆,有金工车间、铸造车间、机电车间、铁球车间,还有热处理站和氧气站,职工人数过千。那年月,机修厂实力强大,就是造枪、造炮都没有问题。尽管在动乱岁月,工人们也没有停工闹革命,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干社会主义,防修反修。反正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母亲在机修厂机电车间,靠厂区的最里面,分配在电修二组当个小工人,主要任务是修理电机,就是马达。由于出生不好,母亲只能低调做人、努力做事。凡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她愿意干;凡是别人不会做的事,她必须会。母亲说,出生不好,技术还不行,那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外面将故障电机送来,没有图纸,也不说明故障现象,就说坏了需要修理。车间里有技术员,也是大学本科毕业,但不管技术问题,只做计划、任务分配,估计那年月也没有什么企业管理专业。企业也是充分地依靠工人阶级,相信他们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母亲说,当年送过来的电机,有冶炼厂的、有矿山的、有当地农村的,有直流交流、有三相单相、有同步异步,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小的只有巴掌大,大的可以钻进去两个人。对于所有的电机,不论是否有前期修理经验,母亲都能够修理完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一点在整个车间、乃至整个厂区都知名。对于电阻电路,不用微积分,利用中学物理知识是完全可以对付的。但电机中有电感、有电容,在交流电路中,电感、电容分别比电阻超前、滞后90度,没有微积分知识,完全搞不定。我问母亲当年是怎样做到的,她说:其实很简单,书中都有,只要有钻研头脑和精神就行,不懂的问父亲。母亲说,她修理任何一台电机,在拆卸过程中,必画展开图,弄懂原理,也记住了拆卸步骤,便于安装还原。她还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计算,由直径算面积、由匝数算线长,方便从仓库领料,不至于造成浪费。
由于母亲为人低调、工作努力、不求回报,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遭受歧视、没有遭受批判,反倒是与车间、厂部领导保持了良好关系。文*革*结束后,搞阶级斗争,讲究出生成份的概念逐渐淡化了。母亲经常被厂里评委质量标兵,带着大红花,照片挂在厂区大门口。其实,一个最底层的小工人,一般不容易被领导所注意,何况母亲一向不稀罕这些名誉,只要被推举出来,她都是想方设法推掉。主要原因是,外单位送故障电机来厂里,尤其是矿山需要赶任务、上速度时,指名道姓要母亲修理,否则他们不放心。母亲的三级电工一直干到78年,之后,企业可以升级加薪了,从三级到四级,大家普调一级,皆大欢喜。从四级到五级,母亲班组里三个师傅三选一,丁德波是班长、林秀莲是调资组成员,最后升级的是母亲这个普通工人。直到85年退休,母亲说,不论是普调还是选调,她一次都没有落下,最后以7级电工退休。母亲说,当年厂级、车间领导是公正的,没有一点亏待她。主要是国家规定女工都是50岁退休,否则母亲一定能够上到八级封顶。
“电器工程”共有5个二级学科,其中“电机与电器”就是5个二级学科之一,可见电机的重要性和难度。我读高中的时候,高三学电机专业,半年理论学习、半年企业实习。说句实话,高中毕业时连个电机的门都没有进去,纯属瞎折腾。弟弟在大学时,在电力系学电机专业,用时4年,他感觉到电机专业是越学越难,大学毕业后也就离开了本专业。母亲在电机修理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能够保证所有的电机到她手上都能够顺利修好,保质保量,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可见她的理论学习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非同一般。母亲常说,电修工,半脑力,半体力,既要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又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母亲的学习和动手能力不仅体现在工作方面,在生活上也有反映。当年奶奶会做裁缝活,按道理说我们的衣服不需要母亲操心。但奶奶只会做老式偏襟便衣褂子,别的样式一概不会。做出来的衣服母亲看不上,她说:把一个个漂亮的小孩都穿成了丑八怪。因此母亲决定自己动手。做衣服,要学习放样下料,还要学习裁剪缝纫,和电机修理一样,既要懂理论,又要会实干,一半脑力,一半体力。母亲只有高小文化,画图放样有难度。母亲说,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学不会的事。好在父亲会画图,理论上可以让父亲指导,技术上可以请教纪师母。家里做衣服时,经常是父亲画图,母亲在一旁看,裁剪缝纫这点体力活对母亲来说不算什么。久而久之,母亲明白道理后,量体裁衣的活可以单独拿下来了,用不着父亲指点。当年的服装甚是单调,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女兵服装颇具吸引力。姐姐心里特别渴望,将想法告诉了母亲。第二天母亲就买来了灰布,洗水晾干后,开始裁剪缝纫,不到两天新衣服就做成了。姐姐穿到学校去,同学们羡慕不已,还问是哪里买来的。一次,母亲挑战一项高难度的裁缝活,做一件丝绵缎面棉袄。在七十年代做一件这样的棉袄,裁缝店收费高,还要等上很长时间。缎面布料薄而滑,缝针走线有难度,再加上用丝绵做贴,设计很讲究的,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打浆、贴衬、滚边程序复杂、处处精细。好在裁缝店的店长陈师傅住在我们家后面,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家门口。母亲遇到困难时就上前虚心请教。这样,母亲丝绵缎面棉袄终于完成了,裁缝店长陈师傅拿着成品看了又看,直夸母亲做的好,技术水平不低于专业师傅。打那以后,不管是什么面料的衣服,手工有多么复杂,样式怎样变化,只要拿来给她看看,母亲都能做出来,跟买的成品难分上下。那年月,有色公司的王宜南、十五冶的裘精同也都找过母亲做衣服,当然是免费的。
退休之后,有能力的人可以出去干活拿补差。那年月上班工资也就几十元,退休后拿到工资的90%,再加一点补贴,和上班也差不离。母亲退休时正值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期,由于名声在外,农民企业家上门来请母亲。不必自己动手,动动嘴,指导几个徒弟做就行,待遇与原来在机修厂一样。但母亲也没干上几年,由于乡镇企业管理不善,工厂发火给烧了。加上父亲在十五冶分到家属住房,搬家到了黄石,离开了熟悉的环境,这才安心进入了退休养老状态。为了打发时间,退休后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唱歌、弹琴,还有健身操、拳术、剑法等等,上课学习,课后复习,时间都安排的满满的。老年大学光学不考试,学好学差都一样,反正也不发文凭。学员基本上不出钱,老师基本上不挣钱,就是陪着大家消磨时光。母亲说,年过80岁,老年大学不收,一定要来可以作为旁听生,组织单位不对你的健康负责,所以,母亲年过八旬之后,基本上不去参加课程学习了。好在以往在学习中认识了不少朋友,还可以经常在一起交流,串个门,说个事,有困难的时候还可以相互帮助。健身操、拳术、剑法,不论从技术层面,还是看实际效果,都是有效的。别的我没看过,在家里,母亲打过“八段锦”,有模有样。书法-主要是写毛笔大字,多年不间断地写,尽管没有很好的学习方法,也不讲究鉴赏和提高,但写多了也是孰能生巧,字体笔画和结构算是有模有样,至少自我感觉良好,正经地拿出去装裱,还参加过多次书法展览。年轻时母亲没有唱过歌,经老年大学学习,基本上能够识谱,以简谱为主。因为眼睛老花的愿意,自己用A3纸转抄了几百首歌曲,包括近期火爆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他抄的歌曲,主要是为自己练习、背诵用,同时还在周边老年朋友中广为流传。当然,弹琴(电子琴)没有多大进步,可能是年龄大了,手脚不太听使唤,始终只能上一只手。实际上弹琴需要眼、口、手、脑并用,对她来说难度大了点。加上没有实际压力,慢慢地也就放弃了。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母亲也非常注意养生,尤其喜欢看“养生堂”节目,也抄录了一些养生段子,对中医中药比较迷信,而且收获了实际的成效。母亲有一段时间犯咳嗽毛病,一到秋冬交替的季节,长时间咳嗽,白天咳、夜间也咳,咳的整夜无法入睡。后经她穴位按摩、蒸煮雪花梨、中医配方等综合调理,现在完全好了。母亲腿上曾经有一腘窝囊肿,看过多家医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经她自己每天多次按摩,囊肿消失殆尽。80岁以后,出现耳聋耳鸣现象,医生说是老年性神经问题,无药可治。母亲每天按摩听宫穴,耳鸣大有缓解。中医这玩意,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在十五冶生活大院里(现在叫十五冶社区,有3000多户,近10000人),知识分子偏多,和母亲关系近的有干部、医生、教师、图书资料管理员,母亲常说,我是拿起子把的,与你们在一起属于高攀了。母亲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多半很节省,对家俱家电的使用都是非常谨慎。家中的水电气出了故障,基本上她都不用找外人,包括换水管、车丝口,电工活更是没有问题。电扇、排风扇不转了,她能够拆开外壳,对机芯换黄油、排弹子。家中一台三五牌座钟,一台无敌牌缝纫机,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初买的,用到今天,虽然外观旧了,但该准的还很准,该灵的还很灵。换了是我,这些东西都换了好几轮。她也是因为这些事情,经常帮助街坊邻里,和大家的关系处理的非常融洽。80岁生日那天,来了10多个朋友和邻居,带着蛋糕和点心来为她祝寿。母亲说,希望我能够多给出,而不是索取,能够给儿女、邻居更多的帮助才是幸福。同栋楼旁边楼门的邻居张林碧(大家都叫她张老师),正牌大学毕业,退休前是图书资料员,年龄与母亲相仿,也是空巢老人,耳朵基本失聪。母亲保留了她家的开门钥匙,有任何消息都是电话打给母亲,由母亲下4楼上3楼,去张老师家转达。张老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收回了钥匙,保留在社区。由于一年来母亲也是常生病,很长时间没有去过张老师家中了。也是难得巧合,一天母亲想去看看张老师,到社区那了钥匙,当天没有归还。第二天又有人去看张老师,找到母亲取钥匙,母亲陪同一起过去,进门一看,张老师中风昏死过去,上吐下泄睡在湿地上。母亲赶紧叫了120,张老师在ICU里睡了10多天,竟然康复出院了。冥冥中注定母亲就是张老师的贵人,让她在地上多睡一晚两晚,肯定是一命归西。类似这样的助人之事,母亲在小区里做了很多很多,社区的光荣榜上,成年地挂着她的照片,有时还上地方媒体新闻。
退休后,母亲有过最为得意的时期,也有最为艰难的岁月。父亲91年60岁退休,经人介绍到了深圳宝安区,在一家港资企业打工。初到时,父亲还是小心谨慎,不知道社会对自己能力的认可程度,何况是香港老板。一段时间下来,对企业的整体情况熟悉后,劳资双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父亲便可以放开手来做事。由于工作成绩出色,老板给的待遇也非常优厚。父亲说,当年在工作岗位上,每月的工资按十元一张,没数两下就结束了。现在给资本家打工,一百一百地数,还可以数上一阵。父亲安定下来后,很快就将母亲接到身边,因为有钱,母亲在深圳的任务就是购物,她为自己购买了全套金首饰,还为四个子女都买了不同的首饰。由于过于得意,父亲还电话给我和弟弟,让我们放弃工作,直接来深圳打工。我是不为所动,弟弟还真的到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母亲离开深圳回黄石时,直接乘飞机到武汉,之后都不带乘公共交通,直接打的回家。后来才知道,大把的现金缝在腰带里,绑在身上。好运走完了,后面就该走霉运了。香港老板也不是为人能干,完全是为了发展深圳,中国政府给外商港商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结束后,港商的日子也不好过,父亲在深圳也就打了两年工,便结束了打工生涯。95年奶奶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动,大小便失禁。96年查出父亲患肝癌中晚期,沉重的负担一下子全压在母亲的身上。这且不说,一次母亲为奶奶洗澡,不小心跌倒,右手骨折,生活是雪上加霜。那年月,父亲到武汉看病住院,我们还可以帮把手。但手术、化疗结束后,多数时间在黄石家中、或住本地医院做一般医疗处理,生活、护理全赖母亲一人,这种日子坚持了两年,奶奶和父亲分别在97、98年离世。
母亲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是在她自己意料之外的事。30多岁时,母亲得了肾炎,医学上称肾盂肾炎,那年月,在黄石一医院、三医院、五医院看过,医院没什么招数,应该是病情比较严重,医生说母亲寿命也就到50岁左右。由于西医没有办法,改中医治疗,不知喝了多少副中药,也没什么起色。自己感觉就是某一个姿势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否则腰疼。在退休前,干不了电机修理了,向领导申请调换岗位,领导安排母亲做质检,母亲不干,说那活得罪人,直接去仓库做了保管。母亲当年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夜间失眠,睡到夜间3-4点钟醒来,怎样也睡不着,严重影响第二天上班工作。退休后,由于精神放松,也由于各种健身活动,肾盂肾炎自己就慢慢好了。夜间醒来也不是什么压力,睡不着就坐在床上按摩,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找准穴位一个一个地按,还真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些年来,晚上10点睡觉,早上3-4点钟醒来,全身按摩一遍,天也亮了。70岁以后,一些基础病慢慢地找上身来,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腔梗,但这些毛病可以通过长期吃药加以控制,也就不用治疗了。前些年得了白癜风,也到武汉几家医院看过,吃过半年的西药,主要是找不到染病的直接原因,难得治疗。后来母亲放弃治疗,害怕长期吃药,引起一系列的副作用,反正是除了影响外观形象,并无大碍。近年来,由于骨质疏松、椎间盘膨出引起腰腿疼痛,是当下的主要问题。
现在与母亲聊天,她回忆当年,一生中有三件事最为满意。
1、三年之内解决4个孩子的工作问题
我和姐姐是75年9月下放农村,妹妹户口一直在农村,弟弟进入高中,等待的出路也是下放。父母没有背景关系,看不到4个子女今后的出路。76年十五冶招工,父母决定先让妹妹上来,77年有色公司技校招生,由于带队的潘师傅力保,姐姐离开了农村。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和弟弟在78年以77级78级的身份考入大学。从75年9月份,到78年9月,三年之内我们家4个孩子全都解决了工作问题,有了饭碗而无后顾之忧。其实,这件事跟父母的能力没有关系,完全是撞狗屎大运。父母那一阵常说,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母亲现在唯一能够吹牛的是,第一个解决了妹妹的工作,当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2、两个儿子考取重点大学
我是77级考取华工机械系,弟弟是78级考取华工电力系。那年月与现在有所不同,大学招生百里挑一,能够考取大学的实属凤毛麟角,何况当时华工是重点大学。在湖北、在华中地区名号响亮。这件事为母亲长脸,同事、领导对母亲都是另眼相看,用通俗的话说:“祖坟冒清烟”了。有一时段,家家户户都是将子女考大学做为头等大事,各级领导想方设法让母亲介绍子女的培养经验。母亲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家没有关系,是否有出息只能靠自己”。其实,还真不是谦虚,确实没有什么说辞。
3、良好的人缘关系
母亲一辈子就是个小工人,连个班组长都没有当过。多年以来,一直埋头干活,从不与人计较。母亲说:“我可以吃亏,但不可以受气”。机修厂没有因为出生问题欺负过母亲,而且次次升级加薪,从没漏过。先进模范没少拿,退休前换岗位也随了个人愿望。工作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取得的成绩得到领导的认可。奉献多余索取,老实做人,踏实做事,与单位同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也得到徒弟晚辈的爱戴和尊重。
2021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