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牛莉莉 郑州市美协工笔画艺委会委员 / 河南省形象文化协会生活美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读王晓艳博士写袁进华博士的文章，是从一句问话开始的：“人为什么总要变成动物？” 我看到这里，笑了一下。
画画的人大约都有这样的习惯，看文章时也不完全跟着文字走。她写兔子，我便去看画里的兔子；写到鼠，我又把那几只穿蓝衣服的鼠看了一遍。看到粉红色的蛇从人的肩头软软垂下来，我甚至放大图片，仔细看了看人物的手。
然后再回来读文章，如此反复几次。
王晓艳老师在文中说，她在云南、河南、山西、内蒙古的一些乡村做过考察，见过剪纸、泥塑、刺绣、面具，也见过许多说不清年代与来历的纹样。她由袁进华画中那些兔首人身、鼠首人身的形象，想到中国民间造型里人与动物之间并不那么分明的界线。这一点，我很有感触，我是河南人。
这些年画画，尤其画“乡村新貌”这个系列以后，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画村庄？我起初不太会回答。因为在我的感觉里，画一条村路、一处院子、几只鸡鸭，和画一枝花、一只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区别。你在一个地方生活过，对那里有感情，自然会多看几眼。看得久了，有些东西便想画下来。
后来谈乡村振兴的人越来越多，“乡土题材”“时代记录”这样的词也渐渐多起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原来自己画的那些房子、道路、树木和院落，也可以被放进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里理解。
可是画画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我只是觉得，现在的村庄和小时候不一样了。路宽了，院墙整齐了，新房子多起来。春天花还是照样开，鸡鸭还是在房前屋后走，但整个村子的气息已经悄悄变了。我想把这种变化画下来。
读王晓艳老师的文章以后，我忽然想到，她和我看的可能是同一个乡村，只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太一样。我在看村庄变成了什么样，她却在问，村庄变了以后，从前那些看世界的方法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认真想过。
于是我又去看袁进华的画。画里其实没有村庄，没有田地，没有房屋，没有树，也没有我熟悉的鸡鸭和花草。他画的是一群奇怪的人——或者说，也不能完全叫人。
兔子的头长在人的身体上。几只鼠穿着蓝衣，抱着一个白色的熊身体。一个人怀里捧着粉红色的蛇。还有三个头上长角的家伙，肩搭着肩站在那里。如果只看题材，它们与我的画离得很远，可这一次看，我竟然觉得没有那么远了，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一些年画。
也想起庙会上卖过的泥哨。那些动物常常画得不太像，身上的花纹更是现实中没有的。可我们小时候一眼便知道，那是老虎，那是鱼，那是鸟。没有人拿一只真的老虎来比较。也没有人说，这只鸟的翅膀画错了。我们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了一种“不像的像”。
王晓艳老师文章里有一句话，我读到时停了下来。她说，民间认的是另外一种“像”，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有那个意思。”我很喜欢“有那个意思”这几个字。画工笔的人，可能对“像”尤其敏感。一根线怎样走，一片叶子的正反怎样处理，鸟羽的结构、花瓣的层次，都不能太随意。工笔的功夫，很大一部分就落在这些细微之处。
我自己也常常一张画画很久，一个月，两个月。每天面对同一个画面，一点一点往下做。可画得越久，我越觉得“画得像”不是最难的。真正难的是，你明明画得很细，画面却不能死。一朵花的花瓣可以一层一层染得很准确，可它没有风。一棵树的枝干结构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可它没有在那个地方生长过的感觉。
房子也是一样。我画《金秋家园》时，常常想的并不是怎样把房子画得更精致，而是这处院落为什么让我觉得安稳。画《南国之春》，花草当然要画，但花草与房屋之间那一点生活气息，反而更难处理。
所以，再看袁进华，我有一点羡慕他的“不像”。他的兔子当然不像真的兔子，那条粉红色的蛇也不需要符合一条蛇真实的色彩。人的身体甚至有些笨拙，可它们站在那里，就是有那个意思，这是画家的本事。
不是画得松就叫自由。一个人只有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舍掉一些东西，画面里的“不准确”才可能成为另一种准确，我尤其喜欢袁进华画里的手。这是读了王晓艳老师的文章以后，我才注意到的。她写：“抱着，搭着，牵着，捧着。” 我便回到画里，一只手一只手地看。《粉色蛇宠物》里，那个人并不是紧紧抓住蛇。他的手有一种托着的感觉。蛇从肩上垂下来，身体很软。旁边另一个人侧着身子看。《北极熊的天空》里，几个人的手臂纠缠在一起。蓝色的衣服连成一片，初看甚至分不清哪只手属于谁。《甘泉》里，兔子们挤在一起，身体之间留出的空隙很少。还有《捂嘴》。三个长角的人肩靠着肩。脸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可我看他们站着的样子，总觉得他们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袁进华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想猜。画家有时很怕别人把自己的画解释得太清楚，至少我是这样。
一幅画完成以后，别人从中看到什么，已经不完全属于画家了。如果每一棵树代表什么，每一朵花象征什么，都要说得明明白白，那么画画这件事，反倒有些多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理解王晓艳老师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替袁进华画中的动物寻找出处。她没有急着说兔是什么，鼠是什么，蛇又是什么。她只是从那些动物身上，想起自己在乡村见过的旧东西，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看。
也让我重新想了想自己这些年画的乡村，过去我总觉得，乡村最明显的变化是“看得见”的。一条新修的路、一排房子、院墙上的花、村边新种的树。这些变化当然值得画。乡村振兴不是一个空泛的词，它最后总要落到人的生活里。路好不好走，房子住得舒不舒服，院子是不是干净，年轻人愿不愿意回来，这些都是真的。
我仍然会画，而且会继续画下去。只是读完王晓艳老师的文章，我开始想到另外一些东西。一个村庄真正变化以后，改变的只有房子吗？住在里面的人，会不会也在改变？
过去老人讲给孩子听的那些故事，现在还有没有人讲？窗花上的动物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还有多少人知道？那些从前觉得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没有了？我这样写，似乎把问题说得有些重，其实生活没有这么伤感。
河南很多村子里，旧东西消失的同时，新东西也在长出来。年轻人有自己的审美。他们装修新房，在院子里种喜欢的花，用手机拍故乡。有人回乡创业，也有人把小时候见过的纹样重新做进设计里。
乡村从来不会停在那里等我们画，这一点，我和王晓艳老师大概都有体会。她在文章里写到，有人说要把一个村子“恢复原貌”，她问：“恢复到哪一年？”我看到这里笑了。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如果让我画一座村庄的“原貌”，我大概也不知道从哪里下笔。是画我小时候看到的？还是画父母年轻时看到的？再往前呢？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村庄。我现在画的，只是我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的这一座。想到这里，我反而觉得袁进华的画很有意思。他没有去恢复什么，他的兔子不是传统年画里的兔子，鼠也不是民间剪纸里的鼠。它们甚至很难被归到某一种现成的传统样式里。
可王晓艳老师为什么会从中想到民间文化？我想，也许因为有些东西不一定靠样式传下来。它可能是一种想象的习惯，小时候我们相信动物会说话。听老人讲故事，狐狸可以变成人，蛇会报恩，黄鼠狼有自己的脾气。一棵老树不能随便砍，屋檐下燕子的窝也不要乱动。后来长大了，当然知道这些只是故事，但真的只是故事吗？至少，它们曾经教人怎样看待自己之外的生命。
我画花鸟，对这一点或许更敏感。一只鸟落在枝头，并不只是画面里需要一个点景。花开了，也不只是因为颜色好看。中国人画了那么多年花鸟，如果只是为了“像”，早就画完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花、鸟、草木，其实是在借它们看自己。这样想，袁进华画人变成兔子、变成鼠，或者长出角，好像也没有那么奇怪。只是他走得比我远。
我还在花木和村庄之间慢慢地画，他已经把人与动物之间那条线擦掉了一部分，我不知道袁进华自己怎样解释这些作品，也许我的理解与他的创作初衷并不相同。但读画本来就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王晓艳老师从袁进华那里想起田野中的剪纸、泥塑和面具。我读她的文章，又从袁进华那里想起自己画过的村庄。这样绕了一圈，竟然又回到了乡村，画里明明没有村庄，可我还是想起了乡村。想起那些已经改变的院子，想起房前屋后长过的花，也想起小时候我们曾经很自然地相信，人与草木、鸟兽之间，并没有隔着那么厚的一堵墙。
以后再画村庄，我大概还是会一笔一笔慢慢画。房子要画、路要画、花也要画。只是也许，我会比从前多想一点。画面上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背后，还有什么正在悄悄留下来。又有什么，正在悄悄离开。
作者：牛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