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叉少
在上海，有两本老牌文学刊物，一本是象征青年作家破茧的《萌芽》，另一本是宣告成熟作家诞生的《收获》。
二十年前，《萌芽》推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散落各地的文学青年因此脱颖而出，成为文坛新芽。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新芽没有迎来收获的季节，有的提前凋零，有的还在尴尬地“萌芽”。
那年的新概念
事情还要从一位语文老师的“反抗”说起。
“这篇文章的写景罗列堆砌，缺乏意境，让人无法回味，全文都找不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精彩之处。”1995年夏天，一位名叫王丽的高中语文老师正在讲课，她评论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李健吾196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散文《雨中登泰山》。
下面的同学都蒙了，每个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从小学上到高中，还没有一个语文老师敢说教材里的课文写得不好。
与此同时，前文化部部长、《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也被小孙子的一道语文习题弄得皱紧了眉头。题目是这样的：下面哪个陈述句是对的？
A．窗外，有一棵树
B．有一棵树在窗外
C．在窗外，有一棵树
写了一辈子小说的王蒙看着三个选项，举着笔愣是打不出一个钩。
同样苦恼的，还有日后的著名编剧邹静之，女儿小小年纪写出的“圆珠笔在纸上跳舞”被老师打了一个叉，他担心女儿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句子了。
两年后，带着无尽失望离开中学校园的王丽在《北京文学》发表了文章《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这篇道出万千语文老师心里话的文章，不仅点燃了教育界对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也改变了一家远在上海的文学刊物的命运。
这本刊物就是《萌芽》，当时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
1996年，青年文学杂志《萌芽》创刊四十年整，销量从巅峰时期的三十多万份跌到只剩一万。为了糊口，《萌芽》的编辑李其纲在业余时间练摊儿卖童装，新上任的主编赵长天为了提高销量，把当红球星范志毅的照片印到了封面上。
看到王丽的文章后，《萌芽》也推出了自己的专题“教育怎么办”，读者的热烈反馈让李其纲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即将改变了。
李其纲跟赵长天说，咱们应该办一个大赛，跟名牌大学合作，请一流作家当评委，给爱写作的孩子们找一条高考之外的升学路，也能给大学输送优秀的文科人才。
1998年初秋，15岁的郭敬明在老家自贡的县城读初中，开始看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16岁的韩寒进入高中，他郑重其事地向全班介绍：从今往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18岁的刘嘉俊则在高三的物理班备战高考，并暗自期望能在高中结束前体验早恋的滋味。
在这些文学青年感叹夏日终结的时候，《萌芽》向全国的重点大学发出协办大赛的邀请函。华东师范大学首先回应，他们的文科基地班可以招收获奖学生，然后南开、厦大、南大、山大也表示支持，最后连北大也拍板了。
随后，1999年第1期的《萌芽》杂志刊登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倡议书，大赛将以“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还语文教学以应有的人文性和审美性之路”。
两个月后，大赛收到了四千多篇投稿，作家王蒙在看过之后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少年文章
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人选堪称豪华，不仅有多个年代的知名作家，像余华、苏童、陈村、铁凝、方方、马原、叶兆言、韩少功、孙甘露，还汇聚了各大高校文学系的教授。
成为评委后，这些作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让我们评中学生写的文章，靠谱吗？”大赛总干事李其纲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和主编赵长天之前到中学里看过老师推荐的优秀作文，“都是些为高考写的作文，文章里假的东西太多了。”
如果大赛没有真性情的文章投过来，“最后可能一篇像样的稿件也找不到。”倘若如此，那新概念的第一届也就只能是最后一届了。
很快，初赛的优秀投稿就让李其纲的担心烟消云散，甚至连作家评委也连连惊叹，比如韩寒的两篇初赛文章《书店》和《求医》，文字老练又犀利。
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求医》
为了验证作者的真实水平，1999年3月27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赛在上海举行，所有入围的作者都要奔赴上海的考场，现场作文。
那天是周六，来自全国的134个入围者齐聚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下午一点半，考试正式开始，每个考场的监考老师从兜里拿出一个苹果，然后咬了一口放在椅子上，这就是复赛的题目——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
让评委印象深刻的韩寒，没有接到复赛通知，那天编辑临时给他打电话，他才从郊区赶来，用一个多小时写了《杯中窥人》。那是李其纲单独给他出的题目——半杯水里塞进一个纸团。
这篇引经据典的杂文共有一千两百字，韩寒在文中提到了两个他最喜欢的作家钱钟书和李敖，最终获得了首届大赛的一等奖。
文坛萌芽
复赛的第二天，评委们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开始评奖。一篇名为《东京爱情故事》的文章让铁凝连连赞叹，此文的作者是初中生丁妍，但是作家们看完之后都无法相信这样温润的文字出自十四五岁的初中生之手。
莉香坐在离开东京的地铁里，她想去一个没有完治的地方，乍起的秋风把莉香的长发吹得飘啊飘的。那些长发飘零的日子呵！
——《东京爱情故事》
旁边的叶兆言忍不住走过来。“让我看看，我编过张爱玲的书。”叶兆言出身文学世家，爷爷是文学泰斗叶圣陶，他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那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但是，就连叶兆言这样当过编辑的一线作家在看完丁妍的文章后，也无法判定它到底是不是初中生写的，只好翻出丁妍的复赛作品，一看究竟：
它曾经是一只快乐的苹果，平凡地生长、出售、被吃，这是大家所认可的苹果的一生，是它的命，不可能每只苹果都会幸运地砸在牛顿头上，然后世界为牛顿的理论所改变，爱屋及乌的，苹果亦流芳百世。
读完之后，叶兆言不再怀疑，他举起笔为这位初中生写了长长的评语：
“在一个看考试分数的年代，阅卷老师随手写的阿拉伯数字，轻而易举地就耽误了‘张爱玲’……不管怎么说，好的教育，应该是人的才能的充分释放。作为评委，读到这样清新自然的文章，很高兴很高兴。”
在叶兆言感慨的时候，作家方方也忍不住大声念出了自己正在评审的文章——《风里密码》，它的作者是南京十二中的高三学生刘莉娜，这是一篇讲述朦胧师生恋的故事，太阳照在生物老师微笑的脸上，作者在心中感叹，“那微笑透明得几乎炫目”。
现在我知道我的心是一组密码，在他和风一起进门的那个高二的下午，密码就乱了。那组数字从此变成一个玄之又玄的谜，连我自己都解不开。
——《风里密码》
这篇文章让几个女作家惊喜不已，她们互相传阅、大声地读着作者叛逆的语句，对这位高中女生笔触的细腻、干净感到惊讶。“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方方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意想不到一个高中生能将自己很秘密的初恋情感写得这么美丽、纯洁。”
作家们的赞美发自内心，他们是真想为文坛挖掘人才，甚至不惜为此争执。余华就为了一篇得了两分的文章站了起来：“这怎么能打2分哩，怎么只打2分哩？”
他拿着考卷走到打两分的那个老师面前，定定地看着对方。“你说说，你为什么打两分。”评审的老师没敢看余华的眼睛，说了句，“它跑题了。”
余华没说话，他又拿给李其纲看，后者看后也认为没有跑题，余华看着考卷说：“那你说怎么办，这可伶的孩子。” 最后，这篇文章被评了奖。
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硕果累累，有7位一等奖的获得者被北大、南开等名校免试录取。韩寒当时才上高一，与复旦大学擦肩而过，招生老师跟他说，等你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一定要填复旦。
一篇作文上名校的巨大吸引力，让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炮而红，很多报纸都做了专题报道，把新概念大赛称为文学界在世纪末最让人感到新鲜的、最有冲击力的、最有社会影响的活动。
大赛的火爆，也让《萌芽》一时洛阳纸贵，销量大增，刊登的获奖者文集让无数中学生瞪大了眼睛，很多人都在心里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自己的作文也要登到上面。
之后的几届新概念涌现出多位令人期待的青年作者，比如第二届的周嘉宁、第三届的郭敬明、张悦然，第四届的郝景芳等等。
但是，过早的成名，让很多天赋过人的孩子迷失在市场之中，稿酬和版税不断增长，精神和思考却原地踏步乃至倒退。
那年，让编辑给没来参加复试的韩寒打电话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就很遗憾。“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作家，比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大都没有受过严格的中文教育，但是他们的个人风格很强烈，韩寒也是如此，可惜红得太早了。”
新芽暴走
在韩寒和郭敬明成为现象级偶像之后，新概念大赛的获奖者也被视作文坛新星，所写作品从《萌芽》直通各大出版社，而市场只顾利益，它从不会想，一个十几二十岁的作者在耗尽青春的哀伤之后，还有什么可抒发的呢。
第三届一等奖获得者甘世佳从新概念出道，成为金牌作词人和新锐编剧，一边为薛之谦写歌词，一边写大热网剧《爱情公寓》。
前年，喜欢港台音乐的网友写了一篇《甘世佳 | 这十年来融过的梗，能令你无悔骄傲吗？》，历数被其“借鉴”过的林夕、黄伟文和张悬，有人在下面的评论里说：“欺负内地歌迷不听粤语歌吗？”
同样让人唏嘘的还有第六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李海洋，他曾写出发人深思的校园小说《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北大教授曹文轩读后感叹“不服气不行”。
可是，在离开校园题材之后，李海洋的网络小说《乱世之殇》《青铜之城》都被网友指出有抄袭的嫌疑，有读者无奈地评论道：“郭四后继有人了。”
获得第九届一等奖的孙宇晨经历颇为传奇，他连投了三届都没过初赛，后来干脆断了通过新概念保送上大学的念想。第九届的时候，不想留遗憾的他又把第八届投过的三篇文章拿出来寄了过去，没想到居然入围了，最终以复赛的《从这里出发最远》勇夺一等奖，拿到了北大的加分。
后来，孙宇晨在赴美留学期间创办刊物，但因疑似抄袭受到批评，历经挫折“洗礼”才成为现在的币圈创业明星。今年还拍下了巴菲特的午餐，不过到现在还未能赴约。
上个月，又有一位从新概念和《萌芽》出道的作者因为抄袭上了热搜，她就是《女王乔安》的作者张晓晗，在关于《寄生虫》与马桶的争吵后，网友搜集了她抄袭桑格格小说的证据。一场聒噪之后，这位九零后作家选择了沉默。
有一年发完奖后，《萌芽》的主编把四十多个获奖者聚到一起谈话。
“新概念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会写作文，会写小说，会写散文的人，而是能够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与内涵的作家，你们是从几万人中挑选出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学梦，在中国未来的文坛上，我希望看到你们的身影。”
一幕幕闹剧过后，曾经为这些年轻人的稚嫩文章拍手叫好、殷切期望的作家们不知作何感想。
2005年，《萌芽》举办了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目的是让格非、余华这些前辈和八零后的后辈作家对话，了解作为文学继承者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
本该成为讨论中心的郭敬明没坐多久就走了，留下张悦然、周嘉宁等人和前辈唇枪舌剑。有作家在会上表示，八零后作者进入市场但没有进入文坛，作品虽然畅销，但是文学价值很低。张悦然回道：“我想知道，文坛的这些作品除了文学刊物的编辑在看，其他有多少人在看？”
因为在国外参加赛车比赛，韩寒没有去。一年后，他在和诗人白桦的骂战中写道：“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
当年的骂战引来很多批评，可是在今天，还有谁会为了文坛的事争个脸红脖子粗呢。IP、爆款成了衡量一切内容的金线，九零和零零后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看着新概念作文长大，但后者的获奖文集越出越厚，值得读的文章却越来越少。
初衷是挑战应试教育的新概念，一不留神成为了另一种应试的规范。
在路上
今年5月，新概念作文大赛发出了第二十二封征文启事，提倡的还是坚持了二十年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几个月后，在上海巨鹿路675号《萌芽》杂志社二楼的阳台上，依旧堆满了像小山一样高的几万份初赛投稿。
在知乎上有个问题：“曾经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的你，如今在做什么？”下面的答案让人百感交集。
“十三届一等奖，现在是实习小医生一枚。”
“第七届一等奖，现在国企工作。”
“十五届二等奖，去了阿里巴巴。”
“某届入围奖，目前在写剧本。”
“首届一等奖，起点文学白金大神，在上个月离开人世。”
在回答里，让很多人怀念的并不是拿奖，而是那段为了文学和梦想在路上的日子。因为能报销来往的硬座车票，很多从没进过城的孩子有了第一次走出老家的机会，凭着一支笔来到大城市上海，与同样被余华那篇《十八岁出门远行》感动的同龄人相遇。
第三届那年，陕西富平县的中学生高满航获得了复试的机会，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让他去，最后还是学校的老师出面劝说，父亲才给他筹了几百元的路费。到上海的时候已是天黑，招待所的阿姨听说他是来参加新概念的，伸着手鼓励他：“你就是以后的韩寒。”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人都忙着下海经商，连作家也不例外，张贤亮跑到宁夏投资了影视城，莫言也禁不住“诱惑”，写了一集稿酬一万五的电视剧。
文学的流失让当时的文人反思，开展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后来莫言也感慨，幸亏当年写的电视剧没红，要不然就没有后来的诺贝尔奖了。
韩寒他们是幸运的，赶上了文学回归为社会焦点的最后几年时光，在他们成名之后的十几年，文学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荣光。论商业成果，韩寒和郭敬明远超前辈，但期待他们找回新概念时期的少年心气，就是奢望了。
回到1998年的秋天，高一（7）班的韩寒经常望着门外三座教学楼的三重门洞发呆，死党们发现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每写完一章，他们就是第一批读者。
在同学眼里，韩寒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只是一个不停看闲书的普通高中生。
在05年的那次论坛上，六零后先锋派作家格非问对面的新概念作家群：“中国社会现在的发展状况，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出福楼拜、狄更斯、司汤达甚至是写《金瓶梅》这样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可是没有，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路途太近了，《萌芽》和《收获》都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小院里，平时隔门就能相望，可谓近在咫尺。
然而对那些从《萌芽》出发的少年们来说，却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部分参考文献：
[1] 李其纲，《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王丽，《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北京文学（精彩阅读）》1997年11期
[3] 陈鸣，《差生韩寒》，《南方周末》
[4] 周琼媛、陈一冰，《新概念获奖者群体15年命运沉浮》，《博客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