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父亲又一次病重的消息让我决心立即开车出发再次踏上了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回乡之路。因为决定仓猝，我并没买到车票和机票，事先也没查清沿途的天气状况，车开到安徽宣城，天降大雪，高速国道全封闭，等了近一天，只好弃车改走铁路。幸运的是临时抢到次日凌晨开往合肥的火车票、早间由合肥南开往汉口和下午再由汉口开往恩施的高铁票，不幸的是本应零点五十八分开出的车，到清晨三点多才开出。然而“上帝”总是在开门和关门之间摇摆不定，两点多的时候我又碰巧在车站柜台改签到一张由合肥南直达利川的动车票，几经周折，最终于第三天傍晚回到家乡医院。
看上去父亲的气色还好，言语正常，饮水正常，造瘘术后恢复也还好，我们有说有笑的聊了几句。但连续陪夜的母亲已显疲惫不堪，我在休息一夜之后坚持要求母亲夜间回家睡觉，由我同学帮忙照看上半夜，我自己照看下半夜。一月二十七日，医生找我谈话，尽管得知父亲的多个器官正在衰竭，时日不多，但他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绝不可能让人联想到他只能再多活几天时间。是夜父亲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醒来精神挺好，还和临床的病友开起玩笑，建议对方术后尽早下床活动，说他自己就曾吃过不听医生话的亏。二十八日，情况基本如前，由于他不爱吃奶制品，还向我要了冲米粉喝。似乎一切都不如医生告诫的那般严重，我们甚至很有信心，他能回家过完春节再到医院继续治疗。
然而，正如医生所说，器官衰竭如同螺旋一样，几天的平静并不意味着病情稳定和状态好转，衰竭在后台的积累终究会显现出来。
二十九日，父亲的血压开始下降，后经输入血浆、升压药和连续补充体液，才稳定到正常水平，但是尿液明显减少，输入的液体无法排出，沥尿药物也起不到作用。三十日傍晚开始，他的体温降到只有35度左右，值班医生和护士想了很多办法，总算让体温回升。下半夜又开始剧烈地呕吐，吐出的全是清水和略带黄绿色的胆汁，用药后呕吐持续到次日早晨才算止住。可以想象，手机显示我在狭窄的病床周围移动了两千八百多步，足以说明呕吐的持续时间之长和剧烈程度之重。就这样，三十一日下午，父亲的体温再次下降，咳不出痰来，呼吸时气管里不停地发出呼哧呼哧声，医生确认肺部已经感染。本来就有腹水，由于排尿功能持续下降，父亲的肚皮已经开始胀得有些发亮。我在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的时候，逐渐明白多器官衰竭的真实含义：所有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中，并不缺少单项治疗方案，但问题是按住东头，西头就会翘起来，控制住南面，北面就会被挤爆，医生无从下手，既不敢用大剂量的药物，也不敢强行抽出腹水。可以说父亲的身体状态已无力再承受任何强效治疗，常规方案又不见效，恶性循环的潘多拉之门已然打开。
二月一日凌晨，我独自坐在父亲的病床边。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但神志清楚，两只眼睛不时东张西望，有时盯着我看，眼角渗出几滴泪珠，我问他痛不痛，他只是摇头，原本肿瘤引起的剧烈疼痛也似乎不再那么剧烈。我一边安慰他要坚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为他治疗，一边暗自安排了将媳妇原定于二月六日的机票改签到二月一日，并通过微信和短信通知了亲人和父亲的生前挚友：这几天父亲可能挺不过去了！
当天，医生按照当地的习俗，建议可以将父亲转移回家，让他尽量在家里掉气。虽然我愿意采纳医生的建议，但心里始终认为，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抗争，尤其是最后一刻的抗争。对即将离世的父亲而言，痛苦或许只是太渺小的太微不足道的细节，尽管有很多因素暂不可控，但争取活着才是他应有的积极态度，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且只有这样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后来，有人让母亲问父亲愿不愿意回家，他只坚决地摇头，我却有种“知父莫如子”的感慨。我想，生命是父亲自己的生命，我们当然要尊重他的想法，将他留在医院好好照料，但我们终究是没能再多做些什么。
是晚到次日，恐怕除了父亲自己，我们都已经不再对治疗抱有太大希望。父亲的眼睛已经渐渐看不清东西，他的双眼一直睁着，不再灵活地转动，只在听到声响的时候将头朝向一边，以示回应。他的肚皮更胀了，气管里的呼哧声更强烈地伴随着一呼一吸。由于一直泵着升压药，仪器显示血压、心跳和血氧饱和度基本正常，只是体温长时间维持在35度左右，再也升不上去，我和妹妹紧握着他的手，能明显感到冰凉。我有时担心，腹腔内的积液是否已经开始挤压器官，父亲的心跳会不会因这种挤压而突然停止，于是我再次找到医生询问是否可以抽掉些腹水，但医生坚持这时抽腹水极可能加快死亡，我只好作罢。
傍晚时分，我开始安慰他：“爸爸，到现在为止，你已经与病魔抗争了大半年，那么多的痛苦和危险你都挺了过来，你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所以你一定要坚强，我们将一直和你在一起。”我还和他讲述了我小学时遭受高年级同学欺负，他当时怎样拽着我去找同学的父母理论，并由此留下了父亲在我心中的英雄形象。我讲述的时候，他微微把头偏向我，眼睛似乎极力想看见我，然后又转回去直直地对着天花板。我能感到他似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
时间就一分一秒地耗着，静滴的速度被护士越调越慢，说是快了怕父亲承受不住，他自己无力再要求调得快些，我们也不愿再计较，只是静静地陪着他。二月三日零点左右，妹妹发现，仪器上父亲的血氧饱和度在缓慢下降，我们开始还不以为然。可是，就在大约十分钟后，突然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心电图曲线变为直线。我立即一边叫了护士，一边和妹妹双手捧住父亲的脸唤他：爸爸、爸爸再呼吸一次……我看到父亲又努力地呼吸了一次，一段心电图曲线在显示屏上孤独地划过，我们又唤他，他又呼吸了一次，然后就再没有了反应。此刻我看到仪器上时间正指在零点十三分。
一切总是比预料的来得更快。当人们把父亲的遗体抬上车时，我看到妹妹的两行泪珠，试图抚摸她的头安慰她。我是忍住没哭，至今也没在父亲走后哭过一次，因为我知道他在最后一刻的抗争就是不希望我们悲伤，也是在教会我们对待生命要坚强，对未来要努力争取。
土葬是土家族的习俗。我们将父亲的遗体搬运回家，趁着身体的余温为他穿上七层老衣，我先用温湿的毛巾在他前胸和后背分别向上擦洗三次，再将老衣一层一层地整理规矩，用带子把脚和身体归拢好系住，等待尸体冷却定型才入殓。入殓时将周围可见的灯光全部关灭，用一把手电筒照向远处，避免人影映入棺材，然后一群人抬着父亲略显僵硬的遗体小心地放进去，手脚并拢到位，用火纸垫好位置并塞住四周间隙，直到顺顺贴贴，固定妥当，才盖上棺材。这时门外的锣鼓声已经响起，“挺哐挺哩哐，咚呛咚隆呛……”仿佛每一声都能穿透人的灵魂。这是座堂锣鼓，通常亡者要选吉日下葬，座堂锣鼓每天夜里都得陪在灵堂，通宵打锣鼓、唱孝歌，直至将父亲送上山。儿女孝子则披麻戴孝，每日轮流彻夜守灵，不可间断，期间亲朋好友也将连日或择日到灵堂瞻仰拜祭。
父亲定在七天后下葬，我们也守了七天灵，每当夜里锣鼓声响起的时候，我守在灵堂里不禁想：父亲能听到吗？他会不会在棺材里突然坐起来呢？要是他坐起来了我们却不知道，他又该怎么办呢？当然想象只是在心里，我并不敢否认现实。
几天里我们已经请风水先生选好宝地，青石碑也已准备好。农历腊月二十四是父亲上山的日子，按惯例头天要坐夜，即祭奠典礼。一组乐队和三堂狮子锣鼓到场祭拜，众孝子和晚辈在父亲灵前上香磕头，朋友和同辈则鞠躬作揖，共同瞻仰父亲生前仪容。到夜里八九点钟，乐队带领众孝子哭灵，以示哀悼，我们跪在灵前，回忆着父亲的点点滴滴，沉痛而庄严。接下来凌晨两点多再开棺和闭念，同样地灭灯，照手电筒，再打开棺材检查棺内情况。由于外婆在世，父亲需要带孝入棺，我在安置白布条的时候，碰触到父亲的头部就像碰触到铅球一样，冰冷，坚硬，甚至陌生，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感觉顿时涌现。接着我们就赶紧盖上棺材并用红纸浆糊封好四周缝隙完成闭念。清晨五点多再行奠酒，孝子分批长跪灵前，听孝歌先生说唱，唱的是亡者与各批孝子相关的内容，有对过去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祝愿的吉利话，前后持续将近两小时。
选定的吉时是早上七点过，一系列的祭拜活动后，风水先生开始组织抽灵，先把棺材抬到门外，再架上杠铃，由八人抬着棺材上山。众孝子在前方开路，遇到抬棺者需要歇息，就转身面对棺材双膝跪地，等待棺材再次被抬着前行。整个过程棺材不能落地，抬棺者可以换人，领头的需要喊号子，让大家节奏保持一致，抬起来才轻松，又稳当。从家里到父亲的宝地约三里路，是一个漫长的路程，到达的时候，坑已挖好，仅稍作修整后，就在锣鼓的配乐和狮子的伴舞下将棺材按方位摆好，由我先盖上三锄土，大家再一起磊好坟墓，立好石碑。众孝子磕头祭拜，将父亲的生前用品统统在坟边烧掉，上山的仪式就完结了。
不过程序还没结束，上山后的第三天要扶三坟，一是儿女孝子和亲朋好友再到坟边掬上些泥土，让坟墓看起来更加饱满完善，二是请各位帮忙者和亲朋好友到家里吃顿答谢宴。当然，我们儿女孝子还需要至少七天之中每天去到父亲的坟上送亮（老规矩是七七四十九天），所谓送亮就是敬香蜡、烧纸钱、摆上刀头磕头作揖，实际上就是每天再去看望一下父亲。去的时候每次必走父亲上山那天走的原路，不可改道。
至此，于父亲，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都算真正得到了安息，用外婆的话说，云松是七仙女，他已自己选好日子，升天去了。
父亲真的走了，生命和意识均已坍塌，原来逝者如斯。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利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