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当对方报出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了起来：那是我30年前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但是后来遗失了。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声音中诚恳的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房前，脑海中出现了六十年代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我们学校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
记得初一的时候，我们自修课的督导老师竟然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高中时换了一所学校，依然是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老师里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我们在当时的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少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道是什么原由使他躲在中学里当语文老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别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全班同学到老师家拜年，买不起贺年片，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的一家家徒步送去。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年就比我画的好，于是他负责画画，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学生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嫩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三十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天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挂历上印着他的作品，画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端满满的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幅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三十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三十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