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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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君子有三大乐事，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若真是英才，即便不能在圣人身边当面接受教诲，如果能领悟老师的精神要旨，认真实践，就算远隔百世万世，也一样算是圣人的好学生。
亚圣的好学生
这样的好学生当中就包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在夺取天下之前曾在江淮一带游历，其间亲眼目睹了元朝官员的横征暴敛，坚定了反抗元朝暴政的决心。推翻元朝腐败统治后，朱元璋从建国伊始就注重整顿吏治。他亲自主持制定《大诰》，对官员的渎职行为和贪污腐败犯罪的规定极为细致严酷，在其全部236条中，有155条是针对官员贪污腐败行为的。不仅如此，在《大明律》中有一章是专门惩治官员贪污腐败的，名为《计赃》。规定有十一条罪名，对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还规定受脏八十贯以下者杖六十，八十贯以上者绞。
严禁争利
明朝建国之初，仅以身试法的统治阶级顶层人物就有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小舅子蓝玉（他自己本身也为大明朝立国立下大功）；甚至于朱元璋和马皇后嫡出的安庆公主的老公欧阳伦也在其列。
无论是吏治，还是是反腐，理论依据都来自朱元璋治国的基本原则——不征利，准确地说是不与民争利。在《孟子》第一章中记载，亚圣第一次见梁惠王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朱元璋在早期所经历的所有困苦磨难，以及他对元人统治覆灭的见证，或许会导致他对圣人的这个观点领悟得更加深刻。乃至他在实践这一原则时，手段强硬、毫不留情远甚于对待官员贪腐。
严禁言利
在明朝初年，不仅与民争利会受到严惩，即便在朝言利，也是大忌。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罢黜了对朝廷言“利”的周姓御史，并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磁州临水镇产铁，广平府吏王允建议在那里设置冶炼机构。朱元璋则认为治理天下不要有遗漏的贤士，而不要不遗漏财富利益，国家现在冶炼产量不小，军需足用，再设冶炼机构必定扰民，并因此杖责府吏并将其流放。
影响长久
孟子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在众多有关明史书籍中，对朱元璋的统治手段颇有微词的内容的并不少见，但在不与民争利方面，明初的基本国策还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管其目的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万世帝位。
直到天启初年，这种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依然有效。兵部主事詹以晋奏请将一座废弃的灵鹫寺所存的田地变价卖了，修建寺庙。天启皇帝朱由校虽然宠信宦官，不务正业，沉迷家具，但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垂涎贱价，规夺寺业”，下诏将詹以晋削籍为民，以警戒那些言利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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